最接近現代科學的偽科學：顱相學當年如何矇騙世界？

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特定的科學知識體系，在後人看來，它們也許顯得荒唐可笑，但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卻是值得嚴肅對待的學問，甚至會直接塑造普通公眾的價值觀念與日常生活。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知識體系中，相面術無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門類，曾經盛行於許多古老的國家和民族。

中國的相面術起源於春秋戰國，西方的相面術也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包括亞里士多德都曾涉足過這一領域。

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相面術逐漸被邊緣化，如今，它幾乎成為了偽科學的代名詞。但在19世紀的英國，曾經出現過一股巨大的顱相學風潮，令普通民眾為之瘋狂。傳播顱相學的人，也成了當時整個歐洲最炙手可熱的知識明星。

科學與偽科學

顱相學可以看成是相面術的一個變體，由維也納醫生弗朗茲·約瑟夫·高爾創立。和那些古老的相面術相比，顱相學的信條在某些方面依稀帶有現代科學的影子，對此，歷史學家羅傑·庫特總結道：

（1）大腦是思想的器官；（2）大腦不是一個同質的整體，而是精神器官的一種集合物；（3）這些精神器官或生理官能在大腦上位於不同的功能區；（4）如果其他因素相同，某一個精神器官的相對大小就被看成該器官表徵的能力大小的指數；（5）由於頭蓋骨在嬰兒發育時期骨化並覆蓋住大腦，所以外部的頭骨學方法可以用來診斷精神官能的內部狀況。

後人提及顱相學時，大多隻知道最後一點。而這，也是顱相學從所謂的科學理論迅速淪為偽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大眾科學的文化意義》一書中，羅傑·庫特對顱相學的興衰進行了細緻入微的研究，他關注的中心問題是：科學在城市化與工業社會整合期的社會影響及其意識形態功能。

作者採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對顱相學後期發展狀況所作的分析，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非常具有啟發性，有助於人們更直觀地了解一門科學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淪為偽科學的。

作為一門有關大腦和性格科學的綜合理論，高爾的顱相學至今仍遭到片面理解。儘管顱相學中的科學屬性不易辨認，但早在19世紀後半期，神經生理學的發展進程卻印證了它在某些方面的科學可信度。庫特提到：「今天被我們稱之為『布羅卡腦回』的區域就位於高爾所標註的語言官能區。」

皮埃爾·布羅卡對「語言腦回」的重大發現反而證實了顱相學對大腦功能分區的總體構想。到了20世紀20年代，科學家們無奈地承認顱相學的原理是正確的，「當人們開始討論大腦皮層的結構時，高爾和顱相學的影響依然存在。」

不過，作為一種「缺乏絕對真理」的理論，顱相學在19世紀引發的爭論及其對公眾的影響是極為複雜的，它幾乎包含了一種知識體系所可能產生的所有典型效應，因此，不能用簡單的偽科學來界定這股風潮。

儘管後來的科學家證明了顱相學的部分價值，但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它如何從一門令人渴望的新科學，淪落成了遭人嘲笑的性格分析術。

平民大眾的科學

早在19世紀初，顱相學便擁有了跨越階層的吸引力。這種理論對個人性格的分析結果，成為了許多職業招聘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許多專業人士也對頭蓋骨和人相學擁有強烈的研究興趣。

不過，包括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知名學者，當年面對顱相學時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但總體而言，他們都譴責「顱相學的支持者是頭腦簡單的教條主義者」。而一些醫學界人士則傾向於將高爾的學說與其通俗化的版本區別開來。

無論採取怎樣的態度和立場，人們在總結顱相學的墮落時，大多將其元兇歸因於那些「到處給人測算性格的巡遊者」、「憑空捏造的頭顱檢測者」和「顱相催眠術家和算命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顱相學在知識階層面臨著逐漸高漲的譴責聲，同時也擁有了與日俱增的大眾影響力。

19世紀後半葉，伴隨著顱相學的徹底通俗化，平民階層成為了這種學說最忠誠的支持者和追隨者。

「它適應了普通群眾的實際需求、娛樂、渴望和理解力」，庫特指出，「顱相學的這些新消費者既沒有金錢和耐心，也沒有胃口去消化那些社會地位優越的人所吹噓的改革成果。」

1860年後，顱相學市場的領導者變成了那些出身於底層的實踐「教授」，一些人將顱相學視為幫助自己擺脫悲慘遭遇和貧困生活的勵志工具。人們被告知，顱相學可以提升他們的精神和道德水準，超越今生之不幸遭遇，從而接近造物主的完美。

維多利亞晚期的顱相學給人的印象是「更加明顯的反精英的反知性主義」。一些人為了駁斥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強烈支持顱相學的普及，並聲稱它「必須是一門通俗科學，是平民大眾的科學」，而不是有學問的貴族階層的科學。

它「需要在一段時間內處於可以激奮人心的逆境狀態」。庫特總結稱，這種語言表述了普通群眾「對他們在社會和知識層面被排斥、在文化上被驅逐的怨憤」。

英國的平民階層也藉此向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思想理論發出了挑戰，強調簡單實用可以看成是平民對精英文化的回應。

廉價的自我慰藉

然而，通俗化的顱相學很快便開始與唯靈論風潮走到一起。儘管它們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聯繫基礎很微弱，但從心理學、社會結構和修辭意義上看，平民大眾對兩者的信任出現了相互強化的趨勢。

對大腦的控制意味著對身體的控制，它代表了不被宗教權威束縛的願望。一位顱相學的叛離者發現，包括順勢療法、水療、催眠術和超感視覺在內的民間奇術「都從氣數已盡的顱相學學派獲得元氣」。

作為一種信仰和治療手段，招魂術的風行也與顱相學的實踐活動緊密相關，它們所倡導的反知性論同時帶有顯著的社會批判色彩。

維多利亞晚期的顱相學在社會底層的自覺意識中逐漸喪失了它曾經努力爭取的科學形象，並被用來抵抗各種外部壓迫，從而具有某種解放的意義。

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顱相學並不具備這樣的崇高價值，它不過是日常生活的工具，利用它的一些準則和方法來教育孩子、提升修養、經營婚姻、發揮自我潛能、追求人生目標等等。

「那些努力超越本階層的人」，庫特寫道，「最容易積累這門知識，並且通過假裝的深奧，津津樂道於『使自己的同伴震驚』。」「它被當作一種世俗宗教手段，藉之可達到自我滿足、獲得慰藉、實現希望、證明無所不包的宇宙規劃和持續的和諧有著不可磨滅的證據。」

公眾不可能「在得不到任何補償的情況下」拋棄它，專家的意見只會讓人們不再與專家費口舌，他們繼續通過這種「廉價、簡單和便捷的神啟」處理諸如「生與死、性與家庭、秩序與意義」等生活中重要而持久的問題。

這股顱相學的通俗化風潮，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顱相學才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當代顱相學

儘管庫特認為未來永遠不會有類似的事物像顱相學那樣有能力「把不可捉摸的事物演繹成可以感知的事物，同時還能全面解釋人類心智，樂觀地預報人類的處境並對其施加影響」，但他也意識到，後來興起的智商學和應用心理學「正是從顱相學停止的地方起步的」。

在庫特看來，這反映出人們如何從顱相學的科學信念（而非生動想像）中闡發出文化內涵的過程，因為「新的精神測試方法以超越以往的廣泛程度繼續使得大腦尤其是智力官能成為眾所周知的文化器官，鼓勵人們競爭性地關注其自身的差別」。

通俗化的顱相學風潮，在今日的社會環境中的確不乏後繼者。形形色色的性格分析術、通俗心理學、哲理啟示錄都在努力教導人們應該如何「活出你自己」，最受歡迎的宣講者已經從平民「教授」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教授和知識界的明星。

他們將一些複雜的學說，簡化為一套勵志話語，並以此來迎合公眾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顱相學所倡導的基本理論（而非通俗化版本），今天依舊不斷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比如劍橋大學的研究員凱瑟琳·史汀生最近便發文探討了將人工智慧用於犯罪特徵研究的當代「新顱相學」趨勢。

當顱相學和相面術被用於犯罪學研究時，如何對其科學性進行判定，又再次成為了極富爭議的話題。這與顱相學在19世紀初所面臨的境況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儘管它永遠不會以當年的面貌再次流行於世。

從科學到偽科學，顱相學的整個演變歷程，對於當今世界依舊具有啟發價值。一種嚴肅的知識體系，在其通俗化的過程中必須小心謹慎，如果對其進行隨意的歪曲和簡化，將使這種知識體系乃至科學理論本身受到傷害。

同時，當我們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某種精神激勵時，也應對那些看似美妙的理論學說保持足夠的辨別力。知識的力量不是因為它能夠帶來情感慰藉，或者具有勵志效應，求知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欲求的事情。

說到底，知識給人帶來的快樂，和世俗生活也許毫無關聯。人們很難奢望能夠從嚴肅的科學理論中，直接獲取解決自我現實困境的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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