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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戰亂的宋朝經濟空前發達,為何安定的明朝卻遠遠不及?

總說宋朝經濟強於明朝,到底強在哪,強在糧食生產嗎?顯然不是,以古代的耕種技術,宋明兩朝不會有太大變化,一畝地在宋朝產多少斤糧食,到了明朝還是產那麼多,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宋朝經濟的亮點在商業,在這方面,宋朝皇帝和官員可以做明朝皇帝官員的老師,足夠有資格給他們上一堂經濟課。

對待商業的態度

《明史》史料:

1,永樂初,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防爆熱電偶 ,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2,初,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駔儈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

3,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

4,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並納正、條、船三稅。

永樂初年,外國使臣來華朝貢,往往會攜帶本國物品與明朝百姓進行貿易,由於使臣很多,物資數額巨大,因此涉及金額巨大,當時有官員建議朱棣應該向這些外商徵收商稅,而朱棣卻說:「商稅是國家用來抑制老百姓從商的(古代士農工商,商人為最低層次),豈能靠商稅增加收入呢,現在外國人嚮往大明的威德前來,如果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實在有損大明國威。」於是朱棣反對徵稅。

明初,商人往城裡供貨時,商貨不讓進城,都堆放在城外一處叫「塌房」的地方,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人的操作空間。更重要的是在這裡堆放是要交稅的,具體要交多少呢?到了明仁宗時期,一個月要交納五百貫,侍郎曹弘說:「有的商人為了還這五百貫的稅,到了販賣子女的地步。」明仁宗採納了曹弘的建議,廢除了這項弊政,但在其他方面,明朝對商業的限制仍然是非常多的,比如神宗初期對進京商貨的態度就相當嚴格,而這樣的政策與宋朝幾乎相反。

《宋史》史料:

1,宋興,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敕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

2,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

3,帝以鬻冰、市梳朴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藨席、黃蘆之類六十色。

宋朝初期的原則是少收稅,少干涉,不僅對農業是如此,對商業也是如此,上述第一條史料出自《宋史-食貨志商稅》,因此,商業鐵定也在宋初的「休養生息」政策之內,很顯然,政府把商人的貨物全攔在城外這種事在宋朝是不可能發生的。宋高宗時期規定,販貨上京者免稅,竹木磚瓦等物品甚至連路稅都免了,這一點和明神宗時期入京需要交納三項稅收的政策比,是不是寬鬆了很多呢?

再者,《宋史》里有關宋仁宗的一條記載意味頗深,當時市場上賣什麼的都有,一些宋人的筆記小說甚至記載宋朝的街市上有賣貓狗魚等寵物甚至寵物飼料的,而每一種貨物的管理都不一樣,有一次宋仁宗對此有些不耐煩了,對王安石發牢騷:「市場上賣水果草席這些事太繁瑣了,真想把這塊市場給關了。」王安石說:「每一項立法都應該考慮是有利還是有害,怎麼能因為煩就隨意下決定呢?」最後經過君臣商議,全國各地市場上草席的顏色種類達到了60種。連市場上商品的具體種類都要皇帝和宰相親自討論,可見宋仁宗王安石這對明君名相對商業的態度。商稅收入天差地別。

1,凡商稅,三十而取一。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

2,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

明朝的商稅是三十取一,可以理解為三十塊錢的東西收一塊錢的稅。萬曆二十五年,各地商稅為四十萬七千兩,這已經是萬曆時期比較高的一年了。這麼少的數目是因為萬曆懶得徵稅或者文官阻止他徵稅嗎?當然不是,「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說的很明白,因為商稅過於嚴苛,導致商至者少,沒有人經商了,你去向誰收稅呢?

1,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

2,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

住稅就相當於明朝的「市肆門攤課鈔」,也就是街道上的攤位費,明史沒有具體記載詳細數目;過稅就相當於明朝的「三十取一」,但宋朝是每千錢算二十,大約是「五十取一」,相比之下差距還是挺大的。

宋仁宗皇佑年間,商稅收入是一年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這裡的單位是「貫」,那麼七百八十六萬貫銅錢等於多少兩白銀呢,按照黃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中以黃金價格作為基準的演算法,1兩黃金=10兩白銀=10貫銅錢=10000文銅錢,也就是說一兩白銀等於一貫銅錢,七百八十六萬貫銅錢就等於七百八十六萬兩白銀,這麼看的話,萬曆時期的商稅收入連宋仁宗時期的零頭都不夠。

可能有人會懷疑說,拿萬曆時期比宋仁宗時期,會不會不公平,其實明朝時期商稅從未突破過百萬,至少我從未見過這樣得記載,明孝宗時期,商稅達到過六十六萬,但也是曇花一現,並非每年都能過六十萬。

因此,宋朝經濟之所以發達,絕對不是偶然,而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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