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軍事人口思想？明朝的軍事人口思想有什麼特色？

軍事人口思想是關於兵制、兵力分布、最高軍事機關設置、部隊戰時和平時職責分工的思想和觀點。在封建社會，軍事人口思想還包括皇帝以及皇家這個特殊階層的思想。

1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事人口

1.1兵制-——垛集法」

「垛集"就是徵兵，是明廷用強制命令徵調民戶為軍戶的手段。採取做法是：集民戶三戶為一個單位，其中一戶為正戶，應充兵役及勾補的軍士，都是出自正戶下的壯丁；其餘二戶為貼戶，當正戶無人可役與勾補時幫貼出丁應役。

明朝成立後戶部把全國人民分為軍戶、民戶與匠戶3種戶籍。三種戶籍隸屬於不同的部別，軍籍隸屬於都督府民籍隸屬於戶部，匠籍隸屬於工部。總之除了皇帝子孫、勛臣、貴戚之外，一般人民都要歸屬與一種戶籍，承擔一種差役（職業），不同的差役就有不同的戶籍。

而且這種戶籍是種強制性的戶籍制度，規定每一戶都要詳細登載籍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並按照所從事的職業，列人相應的戶籍屬性，役皆永充，不能變更。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軍戶制度，也是帶有強制性色彩的。按照明代戶籍制度的規定，軍戶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不變的，民戶一旦為軍，其家人便世代為軍，戍守在指定的衛所，為軍者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明朝政權鞏固之後，從征與歸附軍士人數漸少，由「垛集"法征來的「垛集"士兵，逐漸成為明朝兵力的主要來源。通過該徵兵辦法，到洪武26年（公元1393年），明朝軍隊人數的總額達到了180萬以上，到明成祖朱棣時，明廷則擁有了多達200萬的大軍，成為當時世界上擁有最大常備軍的國家。

1·2軍事機構人事上相互制衡的思想

朱元璋對軍事機關的設置也是頗費了一番腦筋的。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廷頒布衛所編制法，設立都司、衛所，建立起明朝軍隊的基層編製衛所是明朝主力部隊的基礎，每衛56開人。都司是一方軍政長官，所率衛所士兵隸屬於都督府，平時執行操練、戍守和屯田任務；戰時聽命於兵部，調配士兵給朝廷指派的武將統率出征，戰罷之後，士兵仍回所在衛所。

洪武13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又建立起相互配合、又相互鉗制的中央軍事機構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具體做法是：將大都督府分拆為五軍都督府，設立最高級指揮武將,五軍都督，分統各地的都司、衛所；

每個都督府內部又分為左、右都督，彼此相互制約；而且，各個都督府下轄的都司、衛所之間「犬牙交錯、條塊穿插"，不能連成一片。這樣的排兵布局，一方面是出於軍事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分散各府都督的軍權，使高級武將之間相互制約，從而有利於皇帝對全國軍權的高度集中。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機關是兵部，兵部「掌天下武衛官軍選綬簡練之政令"是中央軍政機構。兵部有軍令、銓選軍官等人事權，但卻不能指揮軍隊；五軍都督府雖是統管軍籍的機構，平日卻不直接統率軍隊進行操練；

遇有戰事時，皇帝通過兵部頒發調兵命令，都督府奉命派出將領，將領帶領從各衛所調集來的軍隊，指揮作戰。朱元璋認為此舉可以杜絕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但是該人事安排在執行中的最大弊端則是將兵根本不相習，所以導致指令不暢，作戰效率低下。

1·3保京師和重邊防的兵力分布思想

初定天下後，為鞏固和保護政權，明洪武時期，在京衛所，包括皇上直轄12衛和五軍都督府所統在京各衛，共41衛，約佔全國總衛數的1/8，在京的總兵力達到22．4萬餘人，京師應天城內軍民比例為1：6，可見駐兵之多。而京師周邊的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5個行省中要衝之地，設置86衛，約52萬兵力，佔全國總衛數的1/4。

在北部邊防，北上的元軍始終是朱元璋的心腹之患。為了防止蒙古族勢力南下，就必須派大將統率重兵，並沿長城布防北方軍事要地。但是朱元璋擔心把邊防軍權交給異姓勛臣武將後，會出現軍權旁落、尾大不掉之勢。

經過一番思考後，朱元璋效法漢初的封藩制，分封九子至長城沿線的重要關津，建立起由皇嗣直接控制的軍事中心。九王屯兵於長城內外千餘里，建立起東起遼寧，西迄甘肅的防元南下的軍事基地。共計設立衛所92衛，約52萬兵力，佔全國總兵力的1/4。

1·4耕戰結合、自給自足的思想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把武裝力量和生產力量結合起來，實行軍屯，自給自足，減少財政上的負擔。洪武一朝採取多種方法，擴大軍屯。就屯田的範圍看，幾乎遍布全國各省，就屯田的人數來說，洪武一朝，全國大約共有官兵83萬餘人在田屯種，按每名軍士平均屯種40畝計算。

全國有軍屯田33萬餘頃軍屯的普遍推行，迅速恢復了元末時荒廢的農業經濟，擴大了土地耕種面積，提供了明朝軍隊軍餉的主要來源，同時減輕了明廷向邊遠地區長途運糧的負擔，且鞏固了邊防經濟，從而起到了「且耕且戰"、「且守且屯"的效果，實現了朱元璋「軍無乏食之虞"、「足兵足食"的軍事經濟田相

2朱元璋的繼任者和文臣武將對其軍事人口思想的繼承與改革

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墳即位，稱建文帝。他登基後，欲以皇權削王權，可是諸王都是建文的叔輩，雄踞一方，而且手中有武裝，因此註定了這是一場血戰。皇權和王權最終兵戎相見，在這場鬥爭中，燕王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奪取了帝位，史稱明成祖。在明朝歷史上朱棣堪稱是位有作為的皇帝。他對朱元璋的「祖訓"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採取了積極的改革

1·1朱棣的軍事人口思想

加強皇權的思想削藩。握有邊防軍權的藩王們不僅是建文帝的心頭之患，登基後的明成祖朱棣同樣容不下諸王的存在，只不過他的做法比較隱晦穩妥。朱棣深知諸王權力過大，如果削藩行動過急，會危及自己的皇權，所以他不露聲色，有步驟有計劃的進行。首先，他多採取安撫籠絡的手段消除諸王的戒備。其次，朱棣在消釋諸王的疑慮後，接下來，便逐步採取徙封的方式，將軍權較大的寧、遼、谷三工封到內地或非軍事要衝之處。這樣以來，朱元璋臨終時所賦予的北部邊防塞王駐軍的節制權，就完全操縱在了本就十分有實力的朱棣一人手中。最後，朱棣打著重申「祖訓"的旗號，對有過失、劣行和罪行的藩王採取了十分嚴厲的措施，最終達到了徹底削奪，加強皇權的目的。重新部署兵力遷都北京。削藩後，朱棣決定重新布局北部邊防。如委派將帥，皇帝在南京指揮，既是違背朱元璋的「祖訓"，同時也跟朱棣加強中央軍事集權的旨意相背。在這種情形下，朱棣決定遷都北京，直接控制北方重兵，緊握邊防的指揮權。永樂18年，朱棣將一部分南京衛所的兵力調往北京，經過這樣的調整後，駐京衛所增加到72個，比洪武時期駐南京城的48衛多24個，而且朱棣還把保衛皇帝的侍衛上直軍衛由洪武時期的12個增加到22個，加強了自身和京師的安全戒備。永樂19年，朱棣遷都北京，此後北京便成為永樂朝廷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遷都後，朱棣為加強北京的守備和強化精銳部隊建設，建立起他親自指揮的五軍營、。千營和神機營等京軍三大營。朱棣的這支部隊，初步建立了步騎兵、神機槍和炮兵協同作戰的制度，是明朝軍隊編製作戰訓練方式的一大改革。

調整兵役和屯田制度。洪武時期訂立的兵役制度，經過30多年，到了永樂年間，從征與歸附軍士人數已經很少。朱棣採納了修改兵役制度的意見，對原有的垛集法進行了修改，頒布了《垛集軍更代法》。此外，為了保證軍隊的數額，當時還實行了嚴格的勾補軍士的規定。永樂2年，當時全國人口不過1000多萬，而軍戶竟有200多萬，佔全國人凵的18％還多。永樂17年規定，凡是應勾服役的軍人，如違限半年以上者要發配充軍。由於修訂了徵兵制度，在整個永樂時期，明廷始終保持著一支數額龐大的軍隊。除了對兵制進行改革，朱棣還修訂和制訂了軍屯制度，制定了《屯田官軍賞罰條例》。既規定每屯種一分軍田的軍士，其生產的大米，除保證每人每年食用12石外，還必須平均存餘6石，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如果所在都司屯田軍士人均余米超過12石者，只上交12石給糧倉，其餘多餘部分由所在單位自用。由於這個條例把屯田軍士屯種的產量同官兵的收人結合起來，所以對促進屯田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整個永樂年間，屯田糧食不但基本滿足了軍餉所需，而且還有所盈餘。但是，該條例在進行賞罰時，官位越高，賞多罰輕，反之亦然。所以這種收人分配製度是不公平的，反映了封建社會階級和等級壓迫。破除軍隊權貴階層的思想。明成祖朱棣是通過「靖難之役"取得皇位的，登基後，他本人一生5次披掛征戰邊塞戰場。所以，他極為重視軍事訓練，認為「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所以制訂了各種軍事訓練與教育制度。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根據當時世襲武官子弟中存在的「生於豢養，習於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爵祿。無益國家"的種種弊端，下令兵部和五軍都督府，除按原有規定執行外，又作了新的嚴格規定，進行優勝劣汰：「一試不中者，戍開平；二試不中者，戍交；三試不中者，戍煙瘴之地"。這一規定，對當時濫嗣爵祿、不學無術的的武官子弟，提出了嚴肅的警告。朱棣的這思想，對於保證襲職武官的質量有積極的意義2·2朱棣之後的軍事人口思想

墨守成規，思想僵化的繼任者。朱棣之後的皇帝們，自性格內斂無功也無過的宣宗朱瞻基之後，很少有皇帝能夠勵精圖治，專註於國事。這些皇帝們在軍事思想上謹遵「祖訓"，一是武備修邊。不斷動用大量兵力和民間力量去修長城，採取內斂和防守性的軍事策略；另一方面是戡內亂。對內鎮壓各地大小的農民起義成為了明朝軍隊中後期的主要任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治階層無心也無力解決與民間矛盾的現實。具有革新思想的文臣武將。在明朝軍隊走下坡路的過程中，也有人曾經試圖扭轉這．頹勢。既有文官集團中的實力派人物，如正統時期的兵部尚書于謙；也有久經沙場的高級將領，如嘉靖時期的高級將領俞大猷，萬曆年間的戚繼光。他們提出的一些軍事人口思想和採取的措施成為明朝中後期軍事歷史中的亮點。以于謙和戚繼光為例，二人都適應形勢，對當時的兵制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土木之變後，為了加強京師的防務，時任兵部尚書于謙針對明朝軍隊作戰指揮體系中「將兵分離"、老幼同伍、強弱混雜"號令不一"等弊端，選取京師三大營進行了「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的改革，並且向全國衛所推廣。這一改革，打破衛所軍原有的編製，改變了衛所軍因世襲而形成的老幼同伍、強弱混雜的局面，同時破除了練兵之官和領兵之將的分離，保證了指揮和號令的通暢與統，這是對明朝兵制的重大改革。

嘉靖年間，倭寇在東南沿海襲擾20年之久，明廷軍隊卻對此一籌莫展，直到富有創新精神、戰略上深謀遠略、精通各種戰術的高級武將戚繼光的出現，形勢才得以扭轉。戚繼光締造的「戚家軍"，使明朝的募兵制度成為定製。首先，募兵的兵員不是來自軍戶和衛所，而是在浙江省內地招募的志願兵，可以退役不用世襲。

其次，戚家軍的軍官由戚繼光本人直接提拔而不是兵部，士兵全是從農村中招募而來，募兵之官即指揮作戰之官，故將兵相和。再次，明廷在倭寇侵擾地區加征新稅作為其招募和訓練費用，募兵的軍餉不必像衛所軍來自屯田之糧。戚繼光的這支部隊不但在軍事上給予倭寇沉重的打擊，而且募兵的規模迅速擴大，從巧59年開始到巧62年，戚繼光募兵人數總數從最初的3開人增加到1萬餘人.

3影響明朝軍事人口思想發展壯大的因素

明朝共有16個皇帝，可自從第5個皇帝宣宗朱瞻基開始，明朝的國運開始急轉直下，而1449年的「土木之變"更是明朝軍事上由盛轉衰的標誌。重整軍制，新技術，新戰法的採用逐漸被權力階層所放棄，遂導致明王朝失去構建現代化軍隊的最好時機。

被祖訓鉗制的思想。朱元璋親定的《皇明祖訓》，束縛和限制了其繼任者們在政治、軍事和思想上的任何革新。大明王朝建立在復興儒家道統的基礎之上，該書又是朱元璋作為「祖宗"對其後人進行訓誡的家法，即便其繼任者們貴為九五之尊，也不敢在道統上越矩。如：朱元璋在文中聲稱明軍「永不征伐"的國家有巧個，其中包括朝鮮、日本、越南及至南海諸小國。所以不難理解，嘉靖年間，戚家軍大破倭寇之後，已有登陸日本之能力但是未有登陸之實際行動。又如，朱一再提醒要武備修邊，其子孫們就簡單的理解為只要修築「邊牆"，就可以一勞永逸。因此可以說朱元璋的兒孫們大都是嚴遵祖訓的「孝子賢孫"，但是作為一國的統治者來說，卻田想僵化且毫無軍事遠見，實為可鑒。小農經濟的阻礙。經濟生產方式決定上層建築，決定統治階級的思想可以走多遠。整個明朝，小農經濟是其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財稅制度無力扶植近代工商業的發展，明朝的軍事思想（包括軍事人口思想）也受到建立在該經濟基礎之上的小農思想的制約。明成祖朱棣命鄭和下西洋之後其餘的皇帝們便採取了一種閉關鎖國的對外經濟政策，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模式也一起被關在了國門之外。所以，建立在這樣經濟基礎之上的軍事，對內不易動員；對外，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文官集團決策的弊端。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需要一種價值體系作為維繫其高度中央集權的工具。他採取了儒家道德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取士標準。所以，他廢宰相設立內閣大學士；規定應試八股文；設經筵，興儒學。這種價值取向在明朝初定天下時，起到了統一社會心理的作用，但是到宣宗之後，文官組織日益龐大，其數額超過洪武時期的三倍，該價值取向在文官集團的手中日益向行政工具發展，皇帝們似乎都要受其束縛，「皇帝可以處罰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極難提拔一個親信或令之任要職，他可以在現行法令之中批準例外情事，可是他沒有權力推行新法影響到全國。"總結

在這樣一個以文人治國的農業國家裡，文官們只想在他們任期內保持相安無事，有關軍隊改造的計劃大可束之高閣，至於軍隊人才的遴選、人事的任免、補給、交通等各項統統由爻官主持。在這樣的制度下，軍事技術和軍事效率的提高，傑出軍事思想的落實是絕對辦不到的。

參考文獻：《明代軍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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