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吧，遷徙是一種常態！
來源： Nature自然科研
作者：Emma Marris
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地都頒布了居家令，大家突然間感受到了移動對於人類生活有多重要。無法出門，我們感到孤獨、緊張和幽閉恐懼。我們曾經也有過某種程度上的「遷徙興奮」（Zugunruhe）嗎？即鳥類即將飛行時的那種興奮。
許多索馬利亞難民為逃離國內旱災，居住在肯亞人滿為患的達達阿布難民營。來源：Lynsey Addario/Getty Images Reportage
經此一疫，幾乎所有人類都體會到的一種不安作為新增的一條證據，和記者Sonia Shah收集到的研究與傳聞一起印證了她的觀點：遷徙並非什麼異常之事，而是「一種一如既往的現實」。《下一場大遷徙》預計，人類和非人類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的遷徙將是一個和生命一樣古老的故事的最新篇章。據作者推測，這類遷徙是自然、普通而且基本無害的。
Shah強有力地指出，反對移民的政客歪曲和錯用數據，製造出了沒有必要的殘酷障礙。她講述了一些家庭在遷徙過程中苦苦掙扎的悲慘故事，擺出證據說明移民在整體上比遷入國的常住居民更加健康，暴力犯罪的傾向更小。而且研究表明，移民有利於遷入國的經濟。
談到植物和動物，她指責生物學家濫用數據，使引進物種（introduced species）看起來比它們實際要糟糕；她控訴著名的生態學家Charles Elton故意挑出最具破壞性的引進物種做案例研究，比如海七鰓鰻（Petromyzon marinus）原本源於大西洋，後來摧毀了北美洲五大湖區的鱒魚種群。她直言已故的生物學家通過將移除非本地物種所需的成本納入計算中，誇大了非本地物種的經濟影響。Shah總結表示，入侵生物學家（invasion biologist）預測的「生態末日」（ecological Armageddon）並未發生。
作為一名生態學和保育領域的作家（2011年出版了《喧鬧的花園》（Rambunctious Garden）），我的專長是在Shah所論及的非人類遷徙。她傾向於將許多專家們認為極其不同的生物遷徙合在一起，這一點讓我覺得奇怪。一年一度的遷徙，比如斑頭雁（Anser indicus）每年從蒙古飛越喜馬拉雅山抵達印度再返回，和種子傳播以及動物為尋找新領土和配偶而進行的遷徙，一般不能和人類參與的跨洋遷徙相提並論，比如故意將亞洲龜引入夏威夷養殖以作食用。前者被視為是自然而有價值的過程，而後者被認為是不自然、一般也不可取而且具有潛在危險的。但是，Shah通常忽略了人類的角色。
印度查謨附近的斑頭雁，每年冬季從西藏遷徙到中亞。來源：Channi Anand/AP/Shutterstock
也許那是她觀點的一部分。畢竟，我們評判物種遷徙的方式取決於我們的文化，我們所劃分的邊界可能和我們的國家邊界一樣武斷。人類不過是會用iPhone的靈長類；為什麼要區別對待隨人類移動的物種和自由移動的物種？如果猴子可以在大西洋形成後的3000萬年抵達新世界（New World）；如果紅薯可以自己乘筏抵達玻里尼西亞；如果夏威夷寇阿相思樹（koa tree）的種子可以在半個地球之外的留尼汪島買到，那麼即使是跨洋遷徙也是完全自然的。遙遠的島嶼還怎麼可能發育形成「本地」的動植物？
大部分的入侵生物學家反駁說，從哲學角度討論「自然性」（naturalness）沒有太大意義。他們關注的是遷徙者對於新家園的影響。許多生物都是自行各處遊走，這個事實本身並不能證明引進物種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大部分非本地物種不會形成種群，或者沒有有害影響——正如Elton所寫，「從未發生的入侵數不勝數，入侵發生後不久、甚至發生了很多年了最後卻失敗的，也不計其數。」儘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入侵確實站住腳了。其中一些——大部分在島上或湖裡——對本地物種造成了滅絕威脅。
這種滅絕一定是在和人類無關的長距離遷徙後發生的。比如，4100萬年前嚙齒類動物突然抵達南美，可能就對當地生態系統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確實，幾百萬年的全球遷徙，包括過去幾千年里人類偷渡或作為「伴侶」攜帶的動植物的旅程，影響了我們如今嘗試保護的生態系統。
但是，當今世界重大遷徙的速度遠遠高於從前。在人類抵達夏威夷之前，每百萬年就有30個新物種抵達當地。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夏威夷每年約出現20個新物種。這裡不得不從倫理的角度說一句，當人類遷移物種時，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來緩和這樣做的後果。在1788年歐洲人定居澳大利亞後引進的貓和狐狸，推動消滅了22種本地哺乳動物，比如荒漠袋狸 （Perameles eremiana）和白尾巢兔鼠（Leporillus apicalis）。許多引進物種不會造成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希望阻止滅絕事件發生，那麼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對這些引進物種的子群進行管理。Shah分析這些細節的精細程度沒有達到專家們的預期。
但是，我同意她的一點是，比較我們對於人類移民和非人類移民的態度是絕對有意義的，尤其是在氣候變化使此類遷徙日益頻繁的情況下——儘管人類暫時因疫情封鎖措施而受限。隨著地球升溫，樹木向山上延伸，蝴蝶向北飛，鳥兒挪地騰窩。人類也一樣，正「沿著地球的溫度梯度，由南向北」遷徙流動，Shah寫道。她預計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人類遷徙將由持久的乾旱引起。氣候性遷徙不會是一次直截了當、可預測的人類浪潮。她說每一個遷徙故事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和個人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展開。
氣候變化意味著我們必須允許——並且協助——被迫遷徙的人類、植物和動物生存下來。不要加固我們的邊界，不惜一切去阻止變化，而要幫助移民安全有序地流動。現實會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遷徙是不明智的，比如將動物捕食者遷至遙遠的島嶼。但是，我們必須直面那必然的事：我們的社會、政治和生態世界正在急劇變化。由此而改變的社區不僅僅是換了模樣而已，它們通常具有更強的適應力，可以在我們這個正在變暖的世界裡茁壯成長。正如Shah所寫，「我們可以將遷徙由危機化為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