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一個舊社會容不下的作家，有著怎樣的五四精神？
一個在上世紀40年代成為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的沈從文，接受了對於五四青年運動的紀念邀請，從而也使沈從文對於自己的54精神做出了經典的概括。當時大家都希望通過一個跨越五四道路的歷史教訓，向民主和科學的新世界邁進。沈從文作為其中的邀請者之一，也提出了自己的54精神。同時也表達出了自己五四運動以來，對於民主，科學兩大力量積極回應。
然而，這一切最終成為郭沫若批判沈從文的開始。郭沫若發表了是反動文藝一文，將沈從文定性為反動作家。也正因如此，沈從文對於五四運動紀念的種種言行，成為了沈從文最後一次對五四革命精神的抒情懲罰與懷念。
沈從文對民主也科學在當時的看法，充斥社會卻徒有其表！
對沈從文而言，從民國八年到落筆之日已經將近30年，這一個歲月對於一個國家的歷史而言並不算長，但是對於一個人的生命而言，這可能已經過半。孔子說30而立是人們到了這時候，應該自己在社會上站住腳跟。任何一件事情，問題和運動也和人一樣，應該有一個出步的結果和定論。
當時人們就開始強調民主和科學的社會運動，但是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民主和科學真的在這個大地上站穩了腳跟嗎？對於沈從文而言，如果把民主科學當做一個名詞去看，那麼我們已經找到了。專制政府也被推翻，壓在人民的大山和各種不平等條約也都已經廢除。甚至很多政治力量都將民主科學運用的活靈活現，任何人都無法否定。
但是，如果將民主科學的真正內涵引入進來，就會發現在當時沈從文所生活的社會裡，科學成就並沒有多少，而民主也只有一個形式。大部分的普通民眾市民，他們最終的精神歸宿依然是土生土長的信仰，迎神賽會算命抽籤，只不過在算命的時候加了一些所謂的民主科學的神秘理論而已。國家的設計上也並沒有到達民主的地步，照比過去有著極大的進步，但依然是一個強權大於真理的社會。
守住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能夠真正站得住腳跟的人少之又少，而學校則更加罕見，民主科學在所有的社會範圍里都廣泛的運用，帶來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進步空氣。到處都是激進的宣傳與號召，早已經變了民主科學的味道。真正的民主科學似乎只有利於苟且偷安。新舊集權強權勢力相互爭奪，使得人們很難再回味真正的民主科學本真的味道。
對沈從文而言，五四運動帶來的不僅僅是思想的解放，更是一場文學革命。雖然在這以後大量的出版產業已經出現，擁有了無數作品和作家，但是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和影響差強人意。 指導性並不強，很多優秀的作品和作家在追求廣泛讀者的敬愛與信託的同時，又不得不做出犧牲和讓步，無法暢所欲言。
也無法真正通過優秀作品影響當時改變基本的社會現狀。政黨團體對於優秀的作家作品往往抱有一種敵意。不論文學創作和議論究竟有何種社會警示作用，都要在政治立場上分清敵我整個你死我活，到頭來談何一種真正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對於社會和國家的進步進程有半點作用嗎？
曾經的北大日刊內容具有全國性，但是沈從文時期也就是北大日刊成立30年後卻成為了政府公告一類的周刊，完全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控制。所涉及到的國際學人思想的著作檢討也遭到嚴格審查。民主科學的精神正在消失，但這並不意味著當時的社會已經徹底淪喪。
在政府內部的各種力量也在尋求整個國家和個人的出路，對於戰爭十分抵觸。便如此，思想文學運動依然接近停滯30年，共同努力的成就與結果似乎並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官僚集團，使整個社會深感絕望。知識分子的種種努力到底是否能夠成為國家和民族重新繁榮富強的主要力量？沈從文認為缺少認知和信心的往往是知識分子本身，但對於社會基本現實，沈從文不得不重新思考。
缺乏到底是時代造成的，還是知識分子自身的不自信造成的？
扭轉時局很難，社會更缺少一種堅強的動力，使得54精神的民主科學運動逐漸被肢解，很多人為求自保，在不自主的依附性人生觀當中左右逢源，頭頭是道，往往追求生存之道。真正能夠肩負起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文人卻越來越少。很多人不得不掉進無法自主情緒的泥淖里，越陷越深，難以自拔，最終成為一個筆者。沒有了思想，別人願意寫什麼便寫什麼。
整個社會也經歷著著更大規模的思想風暴和政治風暴。 紀念五四，更要明白五四民主與科學並非徒具其表的模型，而是有通過實際行動，甚至是犧牲才能達到的社會理念，這一艱巨的社會任務不應有一個人單獨承擔，而應該被社會的每一個人所接納。未來的民主與科學究竟會走成什麼樣子，也無論強權與迷信究竟是否能夠充斥著整個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和底線是作為一個文人，讀書人必須要堅守住的，才能夠有機會使得社會日趨合理。
其實沈從文在建國前期對於政治處境和社會問題思考了很多，尤其是在國共談判和大規模內戰爆發以後，甚至在國際上出現了美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流言，這使得沈從文十分憂慮。但是他又並不是像郭沫若一樣的紅筆文人。有自己的思考，更有自己的實踐理念。相比之下，他並不懂宣傳，一個徹頭徹尾的文人，他並沒有進入蘇區，也對國民政府的種種野蠻統治有一定距離，但是他希望通過儘可能的和平的一種方式，去保證整個社會踐行過去我們一直所追求的五四精神。
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對於他而言，當時國內的反對派和執政者都不是他心目當中的寄託對象。尤其內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以後，沈從文的社會希望受到重大挫折，一介書生，走入文壇的沈從文開始了他的政治思考。沈從文是一介書生，但是他也知道李大釗是的馬克思主義者擁有自己的邏輯漏洞和刻意迴避現實的偏見，這使他很難認可這一理論。
同時，在他回到北平以後，學願四起和動蕩不安的局勢環境，包括持續性的物價走高和生活困難，也使沈從文對於國內兩大政治力量做出了消極判斷，他認為這兩種力量不過是用武力來決定未來的政治爭奪。對於他自己心中理想的民主與科學不僅相距甚遠，甚至背道而馳。
沈從文最後的實踐坦白，與時代的逝去！
在1947年，沈從文依然和其他的北京大學教授共31人聯合發表了指責政府能不能心平氣和的面對現實，對於學生運動不應激烈驅趕，否則將適得其反。而同時，沈從文也勸告北京的學生們可否理性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訴求。他並不是要支持雙方之間的哪一個，而是希望這種對立不應該出現在當時剛剛經歷大戰的國家，最終他被曲解。
沈從文想要通過文學重造政治，但是這種理念在戰爭背景下註定被冷落，他堅持從文學出發，希望構建一種文學和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繫，但是卻被誤解成對國民黨政治的幫閑。也正因如此，他遭受了太多的質疑和批判，而這些無疑來自郭沫若，也有一部分沈從文自己的學生。對於當時的社會政治而言，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的萬能是不難做出取捨的，雖然大家都知道誰對誰錯，但社會現實往往制約著人們的最終判斷。
最終，沈從文被冠以居心不良，軟化戰鬥精神，是四大家族走狗，地主階級的風流小生生的罪名。到了解放戰爭勝利以後，沈從文已經無法立足。他所潛心致力於文學再造國人的理想也變得暗淡，他極力堅守的對五四運動民主義科學的真正的寄託信仰，無法成為現實。只能跟隨著整個社會進入天真浪漫的偏執當中。在1949年以後，隨波逐流，袖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