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皇帝開心，讓鄰國獲益，唐朝是怎麼做的？
教科書上常以「萬國來朝、四夷臣服」來描述唐朝尤其是盛唐時與四鄰國家的關係，然而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王貞平所著的《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一書中，對唐朝在亞洲所處的「霸主」地位和「朝貢體制論」，卻有著不同敘述——在隋唐時代，亞洲國際關係的特點並不是唐王朝的霸權，而是多樣性和不穩定性。
20多年前，王貞平拿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學位後，開始構思一部討論唐代對外關係的著作。
在15年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中，他發現，唐朝所提出的「朝貢體制論」，帶著「中國中心論」的色彩，懷有一統天下的政治抱負。在研究日文原始材料時，他逐漸發現，日本歷代朝廷利用「朝貢」的官方交往渠道，借鑒和吸收中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漢唐時期的中日關係中，並非中國一家獨大。這種情況，在中國當時的四鄰國家中很普遍。
「自620到750年間，唐王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軍事力量強大，與四鄰的關係常處於優勢。亞洲其他國家對『朝貢』制度始終三心二意，即便在唐王朝的鼎盛時期，唐廷也無法完全控制它們。」在這部野心勃勃的著作中，王貞平強調，唐廷和四鄰國家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都需要與對方建立積極關係，雙方秉持的都是實用主義原則。這並非「零和」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在將近290年的統治時期里，唐與高句麗、新羅、百濟、渤海國、突厥、回鶻、吐蕃及南詔的關係可謂跌宕起伏，經歷了從和平共處到公開交戰的複雜變化。王貞平認為，在那個時期，沒有哪個國家永遠獨霸天下，他將這種不斷變化、難以預測的關係解讀為「多極」，即數個國家為增強各自實力而相互競爭的國際環境。「多極」也成了當時亞洲權力關係的顯著特徵。
從隋唐五代開始，中國的外交活動就堪稱頻繁，到訪唐朝的各國使節、貴族、商人、僧侶絡繹不絕，各國也派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據《舊唐書》記載，在貞觀時期，國子監六學學生共有八千餘人，其中外國留學生就接近五千人，尤以日本留學生最多。
王貞平認為，唐朝時代的四鄰國家，大多是沒有文字、社會組織鬆散的游牧民族，隨著與唐朝的接觸密切，這些國家不斷學習吸收唐文化，發展出自身文化，取得長足進步。書中提及的日本、新羅、南詔等都是例證。
唐朝具備的獨特軟實力，在亞洲受眾很廣。唐文化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變革性影響，日本效仿唐朝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用漢字作為書面語言，將唐朝的諸多因素植入日本文化和宗教中。
「唐朝與四鄰之間，似乎並不存在無法逾越的文化隔閡。」王貞平認為，儘管一些游牧、半游牧社會的統治者、知識界、政治精英，也受唐文化影響，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國家在政治上服從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緣政治目標。
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多極亞洲中的唐朝》譯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學博士賈永會認為，唐朝以及官修史書將雙邊關係描述為「君臣」關係，「唐朝多用『文明中國』、『野蠻外夷』二分法看待四鄰，認為唐朝應該受到萬國來朝，並試圖通過朝貢中的種種禮儀安排，擴大自身制度、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初唐時，高句麗、百濟、新羅名義上是中國的屬國，接受中國封號，向中國納貢，但真實意圖是在朝鮮半島爭奪霸權時贏得中國的支持。新羅在660年代成為朝鮮半島公認的霸主之後，隨即反對唐軍繼續駐紮在朝鮮半島，但依然維持著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新羅利用朝貢制度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尋求機會加強文化聯繫，保持貿易往來。這些國家雖然未在言辭上對『中國中心論』表示異議，但對有損自身利益的唐廷指令並不言聽計從。
雖然唐廷在特定時期確實與一些國家的君主、部落首領建立過實質性的「君臣」關係，但多數情況下，「君臣關係」只具有象徵性意義，它維持了唐朝至高無上的假象，卻掩蓋了亞洲的多極本質，也掩蓋了唐廷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的實用多元主義。
日本在「朝貢」之外，努力構建「日本中心論」的政治理念，並試圖在與朝鮮半島國家（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位於今東北三省的渤海國的交往中，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區域性國際秩序，這被日本學者稱為「小帝國論」。
「唐朝與其他政權的君臣關係基本上名大於實。它們看似順從，卻常常設法操縱雙邊關係，設法在唐朝設定的世界秩序之外為自己保留很大的自由行動空間。向唐廷稱臣納貢實際上是它們的一種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護，增強自身實力和從唐朝獲取經濟、文化利益。」王貞平在書中寫道，唐代的朝貢體系之所以能長期維持，一方面滿足了唐朝皇帝「君臨天下」的虛榮心，另一方面則讓四鄰獲得實質利益。
在《多極亞洲中的唐朝》中，他試圖做出歷史的新解釋，唐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並不是「對外關係即朝貢」的單一模式，而是多極、複雜、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解讀或許將重新梳理，古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景圖。
在多極世界，任何國家都難以長久佔據主導地位
古代亞洲的多極本質
第一財經：《多極亞洲中的唐朝》提出了「多極」的概念，在當時的亞洲，是否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充當國際事務的決定性力量？怎麼看唐朝在「多極」亞洲中的位置？
賈永會：在多極世界中，權力分布呈分散狀態，成員國之間的實力對比無時無刻不在變動，各成員之間的關係充滿了變數，它們有時相互競爭，有時相互衝突，有時與第三方結盟，有時又各行其是，互不往來，任何一員都難於長久地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各國不需要在實力、財富或威望上旗鼓相當，才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影響力。它們不論強弱，都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努力創造一個對自身生存、發展有利的外部環境。
唐代中國與朝鮮各國及渤海的關係，是亞洲複雜、多極本質的最佳例證。在這些關係中，高句麗、新羅、百濟及渤海君主是東北亞政治的積极參与者，不是中國主導的世界中被動的成員。他們主動接觸中國，以獲得對他們在國內領導地位的承認與幫助。當朝鮮及周邊地區局勢緊張，利益衝突激化時，他們不接受中國的地緣政治構想，而是調整、操縱與中國的關係，實行各自的對外政策。他們的活動對中國的朝鮮政策及這一地區的權力關係有決定性影響。
唐朝與吐蕃的關係則生動展示了古代亞洲的多極本質。吐蕃自從與中國建立關係以來，就視自己為中國的對等國，而不是俯首貼耳的屬國。
吐蕃君主懷著擴張的野心，將勢力範圍延伸至崑崙山脈以北。他們在青海高原建立基地，阻斷絲綢之路，威脅、擊敗綠洲國家，挑戰唐朝在西域的權威。東土耳其斯坦和西域的多極性質，使吐蕃得以在這個廣袤的地區進行領土擴張活動。吐蕃軍隊與這一地區其他的權力角逐者，例如回鶻、西突厥以及當地其他部落，時而彼此合作，時而相互競爭，以求建立對中國的優勢。
唐廷不能左右這個地區的地緣政治走向，只能用軟、硬兩種實力保護自身利益。吐蕃在激烈的角逐中，取代中國成為一支最令人生畏的力量，從西、西北和西南（通過與南詔國合作）三個方向對中國施加壓力。
第一財經：唐文化一直被學界視為「世界性」的，唐王朝的文化軟實力當時是如何輸出的，對四鄰國家產生了哪些影響？
賈永會：唐朝在全盛時期擁有蔚然可觀的軟實力，包括成熟的體制、法律、官僚制度，以及繁榮的經濟和發達的文化所帶來的統治階層的奢華生活方式。
唐廷允許在長安的外國使節接觸中國文化。他們得到中國經典、文史著作的手抄本；前往國子監觀摩儒學講授；在大都會市場購物；參加國宴、新年聚會、皇帝誕辰慶典等盛大的宮廷活動。不僅外國使節，其他在華外國人也有機會體驗中國博大、豐富的文化及物質生活。經唐廷批准後，朝鮮和日本的僧侶、留學生得以在中國長期停留，學習各種知識，沉浸在中國生活方式之中。外國商人則在首都、邊境市場、或港口城市經商。
四鄰國家在與唐朝的經濟、文化往來中，大都對唐的「軟實力」懷有羨慕、嚮往之情。一些國家、部落的上層人物熱衷於借鑒中國的制度、文化，努力保持與唐廷的官方貿易往來。這些國家還效仿中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採用古漢語為書面語言，為自身文化、宗教的發展增添了一抹中國影響的色彩。就連一些游牧、半游牧社會的統治階層成員，以及對知識界、政界有影響力的團體成員，也受到唐朝軟實力的影響，開始偏好中國生活方式。
強大的軟實力也帶來經濟負擔
第一財經：王貞平在書中有一個觀點，文化、制度的借鑒是充滿競爭的政治過程。四鄰在學習唐文化的時候，也是唐廷喪失國際秩序話語壟斷權之日。怎麼解讀唐文化影響力的變化過程？
賈永會：唐朝的影響力是鄰國發展的外因，但其作用不宜誇大。它們主要是通過自身的改革、自強而發展壯大起來的。
比如唐-吐蕃和親，文成公主的到來使佛教和唐的生活方式傳入吐蕃精英階層。他們脫下氈裘，換上絲綢長袍，不再將顏面塗紅，還送子弟到唐朝學習中國典藉。但是，吐蕃的綜合國力的提升，主要還是由於吐蕃強化士兵的軍事戰術訓練，以及採取一系列稅收、法令、戶籍和社會等級改革措施所致。
對於唐朝來說，傳播自身文化，是為了體現唐朝的軟實力，擴大對鄰國的政治、文化影響，希望以此影響它們的對唐政策。但這並非總能奏效，甚至還會事與願違。
借鑒唐文化、制度只是一些國家推進國內體制構建的手段；而且一些從唐引進的觀念還常常喚醒或強化了外國統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識。例如，新羅歷代統治者從來沒有把借鑒唐朝文化，引進中國制度變為政治上服從唐朝。他們採取這些深思熟慮的行動完全出於國內自強的需要，而不是誠心誠意地加入一個由唐主宰的世界。
新羅的慈藏就是其中一例。638年，他攜十餘名弟子赴唐學習佛法，643年返回新羅。慈藏不僅精通中國佛法，而且同樣熱衷於唐朝典章制度，在仿照中國改革新羅社會風俗和朝廷官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慈藏雖熱衷中國文化，卻不贊成服從唐的政治意志。實際上，他非常懷疑唐對朝鮮的意圖，認為唐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敵人。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小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概念，給出了「無需藉助有形的威脅和回報而達到預期結果的能力」的解釋。
但在書中，王貞平結合唐代對外關係，重新定義了軟實力，他認為「軟實力是一國利用非暴力手段，向另一國提供有形或無形報償，以便在雙邊關係中得到各方均滿意結果的能力」。軟實力的運用需要提供有形和無形的報償。唐廷接待外國來使時需要賞賜大量禮品，提供口糧和驛站服務，唐廷也要派出使節參加外國君主的冊封儀式或葬禮。這些都耗費不貲。因此，唐朝在運用軟實力時，也為自己帶來不少經濟負擔。
第一財經：這本書的後兩章，以唐朝軍事外交中的「軟體系統」為主，唐王朝對於軍事、外交有雙重管理體制，唐朝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員密切合作，兩者都在制定和實施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以今天的眼光，如何評價這種外交政策？
賈永會：唐廷與近鄰、遠國都保持來往，為了更好管理中國的對外關係，採用雙重管理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參與收集情報、制定決策、實施政策。現代國際關係則以中央控制為特點，大不相同。
唐朝的對外政策是實用多元主義，面對變幻莫測的世界，積極尋找合宜的對外政策，發展出一套以「知己知彼」的對外戰略。唐廷官員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對外部世界了解而犯下的種種錯誤：以想像代替理智去看待四鄰國家；認為他們不是與中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就是對中國的價值觀不屑一顧；把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當成一出道德劇，其中只有擁護或反對中國兩種角色。
唐代的對外政策很少是和平與戰爭、談判與拒絕、綏靖與同化、脅迫與參與之間的二元選擇，而是基於合宜的多種政策來處理多極亞洲中的各種問題。
比如，唐廷羈縻政策（歷代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所採取的一種民族政策）的核心思想是，與外國保持政治距離，不建立實質性關係，不做過度的政治、經濟、軍事承諾，其實質是互利。
這種政策不但節省開支，使周邊鄰居在幾乎沒有風險的條件下接觸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英文化，使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以低成本滿足自身及鄰國需要。這種外交關係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
總體而言，唐廷的對外政策是實用多元主義，而不是帝王對世界的宏大道德構想，這才能更好地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
《多極亞洲中的唐朝》
[加拿大]?王貞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後浪 2020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