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之儒家經學的銳變，以及玄學的興起
本篇系精讀中國史連載185，《兩晉南北朝史話》連載28（點擊藍字可查看上篇），歡迎收看。
01、儒家經學的銳變
儒學以孔子為宗師，是崇奉孔子學說的學派。儒家經典有 《詩經》、《尚書》、《儀禮》、《周易》、《春秋》等，成為後來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
歷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訓解和闡述，稱為儒家經學。
十六國時期，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了達到統治廣大漢族地區的目的，也十分重視儒學這個漢族傳統思想文化。如建立漢趙國的匈奴族人劉淵，早年就讀過《詩經》、《尚書》、《周易》等經學，特別喜愛《春秋左氏傳》。幽、冀的一些儒生名士紛紛投靠他。
建立前趙的劉曜在長安設立太學，並親臨太學主持考試。後趙統治者石勒雖文化低，但他讓儒生讀史書給他聽，又重用「博涉經史」的張賓為謀士。
前燕慕容廆在遼東時虛心引納中原儒士，慕容皝讓大臣子弟到學校讀書，自己也到學校親自授課。
前秦符堅統一北方後，下令恢復太學和地方學校，讓公卿子弟入學，規定年俸百石以上的官，不通一經，就要罷遣。
漢人張軌建立的前涼，更是重視儒學，成為北方大亂時中原傳統儒學的主要保存地。
總的來說，魏晉時期由於玄學的出現，當時儒學家多兼通道家，這是魏晉時期儒學的主要特點。
南北朝時，南北經學各有不同特點。清末劉師培說：「六朝以降，說經之書，分北學南學二派。北儒學崇實際，喜以漢儒之訓說經，或直質寡文；南儒學尚浮誇，多以魏晉之注說經，故新義日出。」
西晉滅亡後，中原當權的世家大族和士人紛紛過江，這些人多崇尚儒學，又好老莊，兩者結合，闡發經義不拘家法，隨意發揮，這是魏晉學風的繼續，是南朝經學的主要特點。當時除《詩經》、《三禮》（《儀 禮》、《周禮》、《禮記》）用鄭玄箋注外，《周易》用魏國玄學家王弼注，《尚書》用《孔安國傳》，《左傳》用晉朝杜預注，都是魏晉人的注。
南朝經學另一個特點是因受佛教影響，把講經記錄編成講疏、講義，並寫出比經注更詳細的義疏。義疏是指廣搜群書，補充舊注，究明原委，或會通古書義理，加以闡述發揮，如梁武帝撰有《群經講疏》二百餘卷，內有《周易講疏》、《尚書大義》等。梁皇侃撰有《論語義疏》等。
南朝的這些講疏、義疏成為唐代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的依據。
南朝經學的第三個特點是禮學發達。這與門閥制度盛行、世家大族重視等級尊卑有關。如梁經學家崔靈恩對《三禮》尤精，他任國子博士，講授時聽者常數百人。他撰《三禮義宗》三十卷，雜采鄭、王之說，在當時眾多禮學著作中出類拔萃。
南朝治禮學者中，又對《喪服》 特別重視。如雷次宗撰有《禮服》、庾蔚之《喪服要記》、嚴植之 《凶禮儀注》、顧越《喪服義疏》等。
北朝經學的特點是學風保守，撰述也少。墨守東漢舊說，以章句訓詁為主，不願別出新義。其經書中《周易》、《尚書》、《毛詩》、《三禮》用鄭玄注，《左傳》用服虔注，《公羊傳》用何休注。
北學著名學者有徐遵明、劉獻之、張吾貴、熊安生等。徐遵明講學二十餘年，傳授《周易》、《尚書》、《三禮》、《左傳》等，他的學生多達上萬人。劉獻之與張吾貴齊名，都被稱為「儒宗」。劉擅長《毛詩》，作《毛詩序義》，另撰《三禮大義》、《三傳略例》等。張吾貴講《左傳》，兼用杜預、服虔注，學生常有數千人。熊安生通五經，精三禮，北齊時任國子博士；在北周，任露門博士。 撰有《周禮》、《禮記》、《孝經》諸義疏。
總之，北學基本上屬東漢「鄭學」系統。
清代經學家皮錫瑞寫有《經學歷史》，認為這一時期是「經學中衰時期」，周予同先生認為這一階段應該說是「經學中變時期」。
02、「貴無」與「崇有」的玄學和清談
在魏晉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是玄學和清談。
玄學這個詞出自《老子》一書中的一句話：「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學就是指對《老子》、《莊子》、《周易》這三部書的研究和解釋，是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的結合。所討論的是一些遠離實際的抽象的問題，如有、無；才、性；本、末；言、意等等。
玄學的產生有其思想根源。兩漢時期，儒家經學占統治地位。漢末經學不是繁瑣荒誕，便是流於讖緯迷信，不能再作為統治的思想武器。於是一部分士大夫在儒家以外找尋統治者所需要的理論，從而使名家、法家、道家、縱橫家、墨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一些思想家突破儒家的限制，雜采各家，特別是推崇道家，創立了一套新的思想體系，即玄學。
玄學的產生也有社會的原因。魏晉時期，封建統治者內部演出了一幕幕互相殘殺的醜劇，一些士大夫和門閥貴族感到朝不保夕。他們力圖尋找一種精神寄託和應付事變的理論，崇尚玄虛的老莊學說正好適合他們的需要。
阮籍說他「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於是他們就轉向討論一些玄而又玄的問題。
魏晉玄學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何晏(? -249)和王弼(226-249)。他們兩人都處於曹魏正始(240-248)年間，被稱為「正始名士＂。
何晏是曹爽集團中人物，官至侍中、吏部尚書，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件後被殺。主要著作有《論語集解》、《道德論》。
王弼是一位早熟的哲學家，也是曹爽集團中人，死時年僅24歲，主要著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
他們兩人的思想基本上一致，都推崇老子的「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思想。他們認為「天地皆以無為本＂。就是說，抽象的、超感覺的 「無」是萬物的本體，世界上一切具體的事物都是由它生成的。這個學派就稱為「貴無派」。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
在政治思想上，王弼提出了名教出於自然的觀點。所謂名教，就是指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所謂自然，就是玄學中所講的「道」，是指天道和人類本性。
王弼認為，政治教化是從最高的「道」、「無」派生出來的。這是用老莊思想補充改造儒家思想，以此論證封建統治秩序、倫理道德是合理的、合乎自然的、天經地義的。企圖建立新的統治思想，重新鞏固封建秩序。
司馬氏在與曹氏集團鬥爭中得勝，意味著被曹操抑制的門閥士族勢力抬頭。地主階級中一些非當權派的庶族地主，對現實不滿，採取不合作態度，嵇康(223-262)、阮籍(210-263)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們二人是大文學家，在「竹林七賢」中最為有名；其他五人為山濤、劉伶、向秀、王戎、阮咸。
這些文人因為反對禮教、蔑視權貴，經常一起在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山水中飲酒清談，故稱「竹林七賢」。嵇康出身寒微、與曹氏皇室是姻親，娶曹操曾孫女。司馬氏掌權後，要拉他做官，他堅決不做，逃到河東。
山濤後來投靠了司馬氏，為選曹郎，也拉嵇康任官。嵇康寫了一封有名的《與山巨源（山濤）絕交書》，表示堅決與司馬氏政權對立，後來被司馬氏扣以「不孝不仕，違反名教」的罪名殺死。太學生三千人曾為他請願，但還是被殺了。
阮籍的父親阮瑀，也依附於曹操，他不像嵇康那樣積極反司馬氏，而是消極反抗。司馬懿請他做官，他聽說步兵校尉缺額，那裡多美酒，又有人會釀好酒，就要求任此職。他上任後根本不管事，終日喝酒，昏昏沉沉，不談時政，也不評論別人，才保全了性命。
嵇康、阮籍認為宇宙萬物是由元氣構成的。他們認為名教和自然是對立的；崇尚自然，反對名教。他們崇尚自然，就是主張不溺於名利，不為瑣碎禮法所束縛，順應自然，逍遙自在，而名教是違反人性的，禮教是破壞人們之間和諧關係的，因此他們「非湯武」（商周的開國君主，即成湯和周武王）、＂薄周孔＂（周公、孔子）， 以「六經」為糟粕。
嵇康、阮籍反對封建禮教，反對名教，實際上是對當權的司馬氏不滿，採取不合作態度。他們借老莊的放達和老莊的社會政治學說以抨擊當權的虛偽的名教政治。實際上，他們也不是要否定封建禮教，而是主張「尊卑有分，上下有等」的。
西晉時期玄學家的代表人物是向秀（約227-272)和郭象 （約252-312)。向秀有《莊子》注，後來郭象又加以補充發揮。他們認為一切現存的事物，如政治機構、社會組織、上下之分等都是合理的；現存的「名教」是「自然」的最好表現；當權的「帝王」就是最理想的聖人。他們說：「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他們認為每個事物都應各安其位，這樣就是自足其性。
這些都是為現存的統治秩序辯護，為司馬氏政權歌功頌德。他們的思想，代表了西晉門閥士族的利益。
清談發展到東晉，完全成為口頭虛語，紙上空文執政的達官貴人終日口談玄理，不屑管理具體事務，是導致東晉滅亡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所謂「清談誤國」。
東晉末劉宋初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編寫了一部《世說新語》，是一部比較完整地記載魏晉時清談玄學的書，語言生動、 言簡意陔，不僅具有歷史價值，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03、《無君論》：君主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在魏晉玄學流行時期，鮑敬言是一位激進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無君論》早已遺佚，現在只能從葛洪《抱朴子》中的＂詰鮑篇」 中以窺見其片斷。
鮑敬言的生平也只知道他是和葛洪同時代的人，即西晉末東晉初人。
魏晉時期社會動亂，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一批批名士被送上刑場。何晏說：「常畏大羅網，憂禍一旦並＂。
百姓們更命如雞犬，在軍閥混戰和天災下，常死於非命。而一些當權者如賈充、何曾之流卻還在大談其君臣禮法。這就更使一些思想激烈的知識分子要去思索社會苦難的根源。他們得出了社會動亂和種種災難，歸根到底是由君主制度造成的。
在鮑敬言以前，阮籍就已經提出了無君的思想。他在《大人先生傳》中說： 「遠古開天闢地，萬物並生。人們不為利益而爭奪，也不會為災害而逃避。聰明者不以智慧取勝，愚暗者也不因遲鈍失敗；弱者不必怕強者，強者也不欺負弱者。這是因為無君無臣，萬事安定。後來有了君臣、貴賤，欺詐暴虐就產生了。制定禮法是為了束縛老百姓。官吏們表面上道貌岸然，實際上貪污強暴， 不顧廉恥。」
這種否定君王禮法的思想，到了鮑敬言的《無君論》進一步發展了。
儒家學說宣揚君權神授，認為國君是上天之子；天子有無限權威，人民是不能反對的。鮑敬言認為，君主並不是天之子，而是人類中最強暴的人。他說，自然萬物都是由陰陽二氣而生，天尊地卑的觀念是錯誤的。宣揚天子是上帝任命，這是想當皇帝的人編造出來的。實際上，君主只是一些強暴者。
社會上強暴者欺凌弱小者，聰明者欺詐愚昧者，於是產生了君臣。所以君主產生是「爭強弱而較愚智」的結果，與天意天命沒有什麼相干！
鮑敬言認為，君主制度是人民飢餓貧困的根源。他說君主官吏和人民的關係好比獺和魚、鷹和鳥。「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 君主設立百官，老百姓就要窮困。君主官吏利用權力窮奢極欲、肆意享樂，住的是高大的宮殿，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門有車馬，後宮有美女，搜羅奇珍異寶；而老百姓住的是茅草小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很多人窮得娶不起妻子。
君主不是神，他的財產是從哪裡來的呢？還不是依賴手中權力對人民加重奪取得來的。
「奉上厚則下民貧」，君主官吏的享樂是建築在老百姓痛苦之上的。
鮑敬言認為，君主貴族窮奢極欲，人民必然饑寒交迫。當被逼得走投無路時，就要造反。
鮑敬言最高的政治理想是無君的社會。他熱情地歌頌了上古時代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無君社會。在那樣的社會裡，「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競不營， 無榮無辱」。「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自由自在，安居樂業，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君主制度和這種制度造成的種種罪惡。
鮑敬言的思想，反映了封建社會備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和一些貧困的知識分子的思想。《無君論》是一篇指向封建君主制度的戰鬥檄文。
它表達了對君主制度的強烈憎恨，動搖了神聖的君權神授理論。它不是希望出現一個好的君主，而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制度；不是揭露封建社會個別方面的罪惡，而是對整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批判。
這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一種大膽的進步的言論，是封建時代民主性的精華。
本文內容編選自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與「讀史」聯袂打造的中國讀本《經典中國通史》之《兩晉南北朝史話》。
《經典中國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別是：《夏商史話》《西周史話》《春秋史話》《戰國史話》《秦漢史話（上）》《秦漢史話（下）》《三國史話》《兩晉南北朝史話》《隋唐史話（上）》《隋唐史話（下）》《五代史話》《宋朝史話》《元朝史話》《明朝史話》《清前期史話》《晚清史話》。
這套書是由十多位出生於上世紀上半葉的老一輩歷史學家，耗時數年，精心編撰而成。從夏商到晚清的歷史遷徙，五千年華夏史全景描繪，專業權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傳世經典，值得學習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