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很機智，他長大後的事老師卻不願講，看了氣不打一處來

國人知曉司馬光，大概都是從他砸缸救人的故事開始的。或者，他所編纂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也讓他成為宋代文學史上不可不說的一位。但其實，司馬光最值得被言說的部分應該是他的仕途生涯——首先他是一個政治家，其次才與文學相關。

畢竟《資治通鑒》的由來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這是司馬光政途受阻被迫離開朝廷十五年，在這閑暇期間寫成的，假如他的仕途一片坦蕩，這本巨著恐怕也不會面世。司馬光的政治成就十分矚目，歷任四朝元老，獲贈太師、溫國公稱號，謚號文正，從祀於孔廟，從祀於歷代帝王廟，可謂風光無兩。只是，按照上帝視角來看，司馬光的「成就」對於大宋王朝而言，或許是巨大的災難。

前段時間熱播的歷史劇《清平樂》里，司馬光就有很「亮眼」的表現。從這部劇中，我們大致可以領略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其實皇帝並非我們想像得那般自由，也要受制於臣子的監督。以徽柔公主舉例，她與駙馬李瑋在一起根本就不幸福，所以請求仁宗調解離婚，可司馬光卻稱這有悖於祖宗之法，堅決反對，甚至還威脅仁宗，說如果離婚他就在宮殿上撞柱子自殺。

由此可見，司馬光是一個執著、死板、守舊的人。能夠印證他這些特點的另一件事，是他對王安石變法的百般反對。總體來說，王安石變法利大於弊，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以加強統治。雖然會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和痛處，但改革哪有一帆風順的？

誠如歷史給予司馬光的中肯評價，他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始終守著「祖宗之法不可更變」的金科玉律，不顧一切地反對王安石變法。在宣仁太后掌權之後，司馬光成為守舊派中反對變法的中流砥柱，他全盤否定新法，並將責任全部推給王安石，攻擊他「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

在廢除新法的同時，司馬光又將舊法一一恢復，使本來通過變法緩了一口氣的大宋王朝步履更加艱難，對社會的危害較變法之前更加嚴重，國庫幾乎耗費殆盡。與此同時，他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貶的貶、死的死，搞得人人自危。比如，蔡確只因為寫了首《車蓋亭詩》，就被司馬光揪住小辮子，說他涉嫌諷刺朝廷，因此被貶死新州。

反對變法是司馬光的第一罪狀，他的第二大罪狀是對西夏、遼國的委曲求全。王安石執政時，加強軍事訓練，扭轉了在西北邊防上長期以來的被動局面，打贏了多場勝仗，將領土往外拓展兩千餘里，史稱「熙河開邊」，這在兩宋史上都是值得被書寫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可是，司馬光掌權後，他為了一時偷安，竟主動將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地歸還給西夏，並表示那本就是「夏國舊日之境」，還給人家是應該的。他這樣做，無非是害怕西夏起兵攻打，因此提前給人家跪下了。本著守祖宗之法的原則，司馬光繼承了熙寧變法前的妥協政策，在對外態度上軟弱無能，當時社會上就引起了廣泛不滿，甭說如今看歷史的我們了。

司馬光的第三大罪狀是欺君罔上。起初，年幼的哲宗還支持變法，而司馬光則提出了「以母改子」的策略，讓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把持小哲宗的動向。而且，司馬光一派無視幼帝，不守君臣之義，引起哲宗的極大反感。果然，宣仁太后一死，他們就受到了沉痛的打擊。

而且，在執政後期，司馬光的目的不再是強國富民，而是執著於權位之爭，縱使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境地，他不僅提不出有效的方針政策，還一味地守舊守舊，足見其政治才能之匱乏，封建思想之落後。

司馬光擁有「砸缸救人」和《資治通鑒》兩項名垂千古的成就，卻做出這些讓人氣不打一處來的事情，簡直是毀三觀。通過他，我們也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才學與能力並不互等，即便你能寫出輝煌著作，可你不一定就能治理好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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