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起源考辨
梁啟超於1897年最早將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原話，改寫為「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在此基礎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號召國人勇於擔當、救亡圖存的話語，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曾先後引用，併流傳至今，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不過，關於該話語的起源，學界意見紛雜，迄無定論。筆者就此進行考辨，認為該話語最早由梁啟超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提出。
提出者之爭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肇源於顧炎武《日知錄》卷13《正始》篇：「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但是，該名言究竟由誰最早概括而來，現存三種較有影響的說法：一是乾嘉時期的文人「空空主人」，二是梁啟超，三是麥孟華。這些說法各有依據，亟待辨明。
近年來，一部署名為「空空主人」作於嘉慶年間的《豈有此理》一書流行於世。該書開篇《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即稱「亭林先生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對探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起源問題，不無意義。但有學者從用詞用語、涉嫌抄襲清人著作等方面，證實該書系偽書。因而，該書不足為據。
於是，問題的焦點又一次轉到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學界基本認定，其提出有一個過程，首先是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然後在改寫的基礎上提煉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字名言。而問題就在於，該過程是由梁啟超還是由麥孟華完成的？
1985年，辭書學家劉潔修最先提出，該過程的完成者是梁啟超。他認為，梁啟超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最早出現於1896年《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夫以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人民之眾甲大地，而不免近於禽獸，其誰之恥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梁啟超又於1915年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最早提出「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劉潔修認為，「按照語言發展運用的實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語意是本於顧亭林《日知錄·正始》；而八字成文的語型則出自梁啟超《痛定罪言》」。其後，劉潔修所著《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除了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法的不同變型增加史料外，並未公開修改上述意見。因其觀點提出最早，且有一定的史料支撐，因此認為梁啟超最早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者基本因襲了他的觀點。
2000年，張錫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小考》一文則認為，該過程最早由麥孟華完成。張錫勤雖強調維新派對於「國家」與「朝廷」的區分意識，使得他們對顧炎武「保國」「保天下」的話語極為重視。但他淡化了梁啟超在該話語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將梁啟超的同門麥孟華放在突出位置。他認為，1897年5月麥孟華在《民義自敘》中最先改寫了顧炎武的原話，「顧炎武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後來，麥氏又在1900年的《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中最早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而，張錫勤認為，這句八字名言「是近代維新派思想家麥孟華對清初思想家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一語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煉」。
以上即是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形成的幾種說法，近來觀點均未超出其範圍。因張錫勤在此問題上依據的史料更早，解釋也較為合理，所以他的觀點被基本接受，並形成一種看似明確但又極為籠統的折中觀點，「極有可能是麥孟華最早提出這八字，但麥孟華的文章影響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啟超也提到這八字後，因為其在學界和政界的巨大影響力，才使這八字產生了極大影響」。
可以看出，關於該問題的現有說法是以不斷發現的新史料為基礎的，對具體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物的變換及其在時間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對幾種說法中所關聯的人物之間缺乏互相參照，只是單純以某個人為代表來一錘定音。一個頗為明顯的漏洞就是，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形成之前，梁啟超、麥孟華均說過「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的話，在時間先後上他們必然存在相互影響的成分。
梁啟超最早改寫並概括
實際上，學者認定梁啟超或麥孟華最早對顧炎武的原話進行了改寫，其最早的史料來源都是《時務報》。劉潔修引用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中的相關內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時務報》，是該報連載的《論學校五（《變法通議》三之五）·幼學》四部分中的最後一部分；張錫勤引用的麥孟華《民義自敘》一文載於1897年5月12日。梁啟超的文章較麥氏早了兩月有餘，前者無疑擁有最早的「著作權」。他們俱出康有為門下，文章同樣發表在維新派的機關報《時務報》上，二人又都是該報編纂人員。因此，他們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必定存在互相影響的成分，麥孟華借鑒梁啟超的說法基本無疑。
麥孟華既在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上直接繼承了梁啟超的創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麥孟華以「佩弦生」為名撰寫《論中國之存亡決定於今日》一文，說道：「非律賓彈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國而尚可敗英。吾四萬萬之大眾其亦無餒焉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學界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表述即來源於此，並認為梁啟超最早於1915年才提出這句名言。然而就筆者目力所及，他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表述在時間上可以繼續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設女學堂啟》一文中，梁啟超已明確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表現出希望通過發展女學振興國家，並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任。這比麥孟華早了兩年有餘，後者受到前者影響確屬無疑。這也是筆者見到最早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完整表述。因此，無論是對顧炎武原話的改寫，還是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梁啟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啟超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說法後，維新派對此話語的運用最為頻繁。1900年，唐才常籌建勤王組織正氣會（自立會的前身），在《正氣會序》中說：「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責。」「天下存亡，匹夫有責」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僅有一字出入，前者無疑受到後者直接影響。在1901年10月3日《上粵督陶方帥書》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羅璪雲鼓動兩廣總督陶模「力扶光緒」復辟，表示自己雖是「海外旅民」，「然念顧氏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而不得不盡心國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時任刑部主事的吳保初上疏奏請慈禧歸政光緒，實行新政。吳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任。維新派對此話語青睞有加，急於改變國運的心態躍然紙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劉師培堅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滿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兩江總督端方的信中，也說道：「竊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春秋》大義，九世復仇。」可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晚清仁人志士念茲在茲。
長期以來，梁啟超並未被言之鑿鑿地確定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最早提出者，但實際上，對該話語的運用，以他最為靈活和頻繁。1901年，他僅在詩中就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匹夫例有興亡責，歸去來兮尚未遲」兩種不同說法。時人對該說法過度引用，以至於1921年梁氏在演講時說道：「我且不必說什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這些廢話。」可見時人對這句名言的熱衷程度。隨著該說法流行於世，更是衍生出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安危，匹夫有責」等說法。
值得注意的是，鄭觀應在其被認為作於1895年的《致京都文學士道希陳部郎次亮書》中，出現了「國家安危，匹夫有責」，似乎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關聯甚大。但經學者考證，該文有修改補充的痕迹。因此，筆者認為「國家安危，匹夫有責」不能排除有後來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證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法的巨大影響。
綜上所述，梁啟超於1897年最早將顧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原話，改寫為「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在此基礎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他對該話語的運用最為頻繁、最有影響。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拔尖創新人才培育資助計劃項目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