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為亞洲反抗的先鋒，給東南亞帶來了希望的曙光
引言
英國喪失工業壟斷地位後，對它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加強掠奪。1899-1905年任印度總督的寇松勛爵曾無恥地聲稱：「沒有印度就沒有大英帝國。」1893-1907年間，英國私人資本對印度的投資增加了23%。英國在印度的銀行資本增加了95%.英帝國主義從印度運出的工業原料和糧食的數量大大增加。1901-1906年和1892-1897年相比，輸往英國的小麥增加了176%,棉花43%,黃麻27%。
印度人民反帝鬥爭的高漲 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加強
英帝國主義者採取各種措施，力圖窒息剛剛發展起來的印度民族工業。1899年，英帝國主義者借口印度盧比幣值不穩定，實行貨幣改革，規定了英鎊對盧比的高額兌換率，藉此削弱印度商品的競爭能力，便利英國商品和資本的輸入。為了打擊加爾各答的印度資本家和商人的勢力，英國殖民者著手重建吉大港，以降低加爾各答的作用。
隨著英、俄、德等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西亞地區鬥爭的尖銳化，英帝國主義者在印度西北邊區大力修建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增加駐軍和警察部隊，大量儲藏軍備。1903-1904年，英國以印度為基地侵略中國領土西藏。這些軍事措施經費的重擔大都落在印度人民肩上。1905年印度政府的年度預算中，有四分之三是用於這種支出和印度政府中英籍官吏的薪金。印度人民在沉重的剝削下，大批陷於破產。1896-1906年的十年間，由於饑饉、天災和疫病而死亡的達一千萬之多。殖民當局不僅毫不關心，反在饑饉最嚴重的時期繼續從印度輸出糧食，減少賑濟撥款。英國總督寇松還惡毒地重複殖民主義者的濫調說：「政府的救濟會養成人們的苟且偷安和好逸惡勞的習慣。」英國殖民者的殘暴統治激起了廣大印度人民的憤怒和反抗。
英國殖民者用高壓手段鎮壓印度人民的反抗。他們蠻橫地解散民選的加爾各答自治市政府，解僱國家機關中某些印籍公務人員，對大學進行監督，嚴格檢查印度人創辦的報刊。印度人的各種組織遭到迫害。英國殖民者企圖扼殺印度民族運動的最惡毒的手法之一是分裂孟加拉省。孟加拉省是印度的重要經濟文化中心，工業比較發達，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較雄厚，無產階級的力量也較強大。19世紀70年代，在孟加拉省出現了許多民族主義組織，如「雅利安人協會」、「英印協會」、「印度協會」等。國大黨成立時，孟加拉省的代表占極重要的地位。因此，孟加拉省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策源地。
英國殖民者為了破壞印度民族運動，決定把擁有八千萬人口的孟加拉省分裂為東孟加拉（包括阿薩姆）和西孟加拉。在東孟加拉，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等上層分子多為印度教徒，而廣大居民大多是伊斯蘭教徒；西孟加拉相反，印度教在廣大居民中占統治地位，而上層剝削者則多為伊斯蘭教徒。英國殖民者利用東西孟加拉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和宗教隔閡，挑撥離間，製造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嚴重對立，分化和瓦解民族鬥爭的力量。東西孟加拉的分裂，是英國殖民者對印度一貫使用的「分而治之」手法的又一次運用，其罪惡目的就是使印度人民永遠陷於內部的紛爭，以便英國鎮壓風起雲湧的印度民族運動。
1905年孟加拉人民的反英鬥爭
1905年10月16日，寇松頒布分裂孟加拉省的法令。印度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分裂陰謀。工人階級是鬥爭的主力，但是當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政治組織，領導權落到國大黨手裡。根據國大黨的建議，在分裂孟加拉法案批准那一天，全國舉行葬禮以示抗議。當天，各城市舉行罷工罷市，成年人宣布絕食，一切工作和交通停頓。廣大人民群眾參加了喪葬儀式，喪葬隊伍很快地變成了示威隊伍。參加遊行示威的除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外，還有一些工廠主、富商和地主，連某些王公也秘密和國大黨發生聯繫，有些人還給予經濟上的支持。運動由孟加拉波及全國，在孟買和旁遮普也都發生了群眾性的抗議運動。
隨著運動的展開，出現了抵制英貨的鬥爭。印度人民認為抵制英國商品就是反對英國的統治，印度資產階級也希望藉此來發展民族工業。人們自動地組成糾察隊，勸阻顧客不要購買英國商品。一些印度婦女也參加了這個鬥爭。
運動開始時，正如大黨所期望是帶有和平性質的。但鬥爭進一步發展後就不再為國大黨的領導所控制。1906年，加爾各答的黃麻工廠工人罷工，某些殖民機關的低級職員也舉行了罷工。反英傳單在群眾中間秘密傳播。農民運動也開始高漲。破產的手工業者積極抵制英貨，他們幻想通過抵制運動恢復已破產的手工業生產。反英鬥爭正在向縱深發展。
這時，在運動中提出了「自治」和「自產」的口號，但不同階級的代表對這兩個口號作了不同的解釋。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的國大黨右翼（溫和派）把自治理解為在大英帝國範圍內有限的自治，而對自產則理解為在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發展條件下實行保護關稅的措施。他們認為達到自治和自產的方法只有通過和平的請願和抗議。代表政治經濟上受壓抑較深的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大黨左翼（極端派），則要求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實現完全的獨立。
他們的傑出領袖提拉克希望在印度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行政權和立法權分立，充分發展民族工商業，關稅自主。雖然極端派對於如何達到這個目的還沒有明確和統一的認識，但有些更激進的人認為獨立必須通過武裝起義方能取得。
參加1905年反英鬥爭的各個階層，在鬥爭開始之前就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隨著鬥爭的發展而擴大，終於導致反英鬥爭力量的分裂。但在鬥爭之初，反對英國殖民統治力量的團結確為過去所未有。在要求合併孟加拉和印度獨立的鬥爭綱領下，各個階層的團結促進了印度人民的覺醒和民族運動的高漲。
1905年底，新任印度總督明托採取兩面手法來鎮壓印度民族運動。他一面極其瘋狂地逮捕、放逐和監禁參加鬥爭的愛國人士，查封宣傳民族運動的各種報刊，增加警察的權力；一面大肆宣傳所謂立法改革。他決定擴充全印立法會議的立法委員名額，以拉攏印度資產階級，使他們離開反英鬥爭。在草擬改革草案時，他還特意邀請溫和派的領袖人物參加。
在這種情況下，懼怕人民運動和希望參加殖民政權的國大黨溫和派和英國殖民者妥協了。為了挑起宗教糾紛以轉移印度人民鬥爭的方向，英國殖民者還授意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上層分子，於1906年成立兩個反動的宗教組織，即伊斯蘭教聯盟和印度教大會。英國殖民當局有意賦予伊斯蘭教聯盟比印度教徒更多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和政府職位），因而這個組織公然出來反對印度的民族解放鬥爭，並聲明在孟加拉問題上完全贊同殖民政府的立場。英國殖民者又唆使印度教大會掀起反伊斯蘭教的鬥爭。這些挑撥措施收到了效果。
在1906年國大黨的加爾各答年會上，溫和派連自治的口號也不肯再提，經提拉克堅決要求，自治問題才被列入大會的議程。至於抵制英貨，溫和派認為是帶有暴力的行動，必須取消；極端派則堅持擴大抵制的鬥爭。這種分歧成為溫和派蓄意分裂國大黨的借口。
工農運動的高漲和國大黨的分裂，1907年，印度的民族運動呈現新的局面。在整個印度出現了工農運動高漲的形勢，孟加拉和旁遮普工農群眾的鬥爭尤為激烈。1907年4月，東孟加拉的農民展開了反剝削者的鬥爭。英國殖民者指望把這個鬥爭引向宗教糾紛，但是農民不僅反對印度教地主，也反對伊斯蘭教地主。英國殖民者的陰謀未能得逞，最後用暴力鎮壓了這次鬥爭。
東孟加拉農民鬥爭發生後不久，鐵路工人也舉行罷工，加爾各答與各地的交通停頓。加爾各答的鐵路修理廠和政府印刷所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罷工者召開上萬人的示威大會，和警察發生衝突。
和東孟加拉省農民運動相呼應，旁遮普的農民也掀起了鬥爭。1907年5月，旁遮普的農民為反對政府徵收過高的水費，舉行武裝起義。5月初，起義者攻入拉瓦爾品第市，搗毀殖民政府機關和英國銀行。拉瓦爾品第的皮革工人早在農民進攻之前就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在起義者攻入後，罷工工人立即得到農民的支持，企業主不得不接受工人的全部要求。英國殖民者急忙調派軍隊前去鎮壓。旁遮普的鐵路工人拒絕運送這些軍隊，並宣布政治罷工。英國殖民者在鎮壓了鐵路工人罷工之後，才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
工人和農民相互支援和團結的巨大威力震驚了英國殖民者和印度剝削階級，他們急忙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封建王公、地主、買辦階級早就和帝國主義妥協，國大黨的反動領導上層認為繼續支持人民的反英鬥爭將導致真正的革命，決定立即停止一切反對英帝國主義的鬥爭。他們認為極端派鼓吹暴力是危險的，必須把他們從國大黨內部清洗出去。在1907年的國大黨常會上，溫和派布置打手，召來警察，用卑鄙手段把以提拉克為首的極端派逐出會場。國大黨公開分裂。
極端派在退出國大黨的次日就組織一個「民族主義者黨」，繼續領導反英鬥爭。這個政黨堅決主張印度完全獨立，英國殖民者應退出印度，恢複印度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但是他們也有嚴重的弱點，不敢提出農民土地問題，甚至還試圖使農民拋開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土地革命。他們迴避廣大農民的切身要求，因而不能在群眾中打下堅實的基礎。他們通過秘密團體企圖組織武裝起義，當這種活動遭到鎮壓，一部分人就轉向個人恐怖行為。
提拉克被捕和孟買工人總罷工 1908年6月，英國殖民者以「陰謀推翻英國政權」的罪名逮捕了提拉克，7月把提拉克提交孟買最高法院審訊。提拉克在法庭上正義凜然地抨擊殖民統治，並援引1905年俄國革命的經驗，說明印度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必須進行鬥爭。英國殖民當局不顧印度人民的抗議，判處提拉克六年徒刑，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慨。反英鬥爭進入新的高潮。
正在覺醒的印度無產階級站在1908年鬥爭的最前列。孟買的無產階級宣布總罷工，要求釋放提拉克，並決定7月23至29日罷工六天，以示抗議。參加罷工的有紡織工人、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和城市運輸工人，共十餘萬人。工人組織示威遊行，同警察發生流血衝突。工人以石塊、木棒同警察搏鬥，最後把警察趕出工人區。工人建築起街壘，反擊警察的進攻。
7月27日，殖民當局調來大批正規軍，步兵對工人開槍，騎兵則衝進工人的隊伍。工人繼續進行無畏的鬥爭，直到晚間，戰鬥才被迫中斷。殖民軍隊隨即開始大逮捕。但是孟買無產階級的罷工仍堅持到7月29日，工人和軍警的衝突還繼續了近兩星期。鄰近的那格浦爾工人也以罷工響應孟買的工人。全國各地工人、農民都進行了群眾性的示威運動，支持孟買的工人。
孟買工人階級的政治總罷工是1905-1908年印度人民反帝鬥爭的頂點。這次罷工顯示了印度人民和無產階級鬥爭的決心和力量。儘管這時印度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政黨，但它卻以英勇的鬥爭在運動中起了先鋒作用。印度無產階級從此開始登上政治舞台。列寧研究了印度工人階級的鬥爭後指出：「印度的無產階級也已經成長起來，能進行自覺的群眾性的政治鬥爭了。」
莫萊一明托改革方案
印度反英鬥爭被鎮壓後，英國當局決定向印度資產階級作一些讓步，誘使他們完全脫離民族獨立運動。「改革」方案是英國印度事務大臣莫萊和印度總督明托共同策劃的。早在1906年，明托就曾向國大黨溫和派表示可以增加幾個立法會議中民選代表的名額。1909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關於印度各級立法會議法案」，規定全印立法會議中的民選議員由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另一半是指定的代表和英國人。在省的立法會議中，民選議員有的佔了多數。代表的名額雖然增加，但立法議會的權力毫無變動，仍和1892年成立時一樣只供諮詢。在選舉立法委員時採取間接選舉，不僅對被選者規定很高的財產資格限制，而且選民也不超過三千人。在三億人口的印度，這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英國殖民者專為伊斯蘭教居民設特別選區，使伊斯蘭教地主上層在立法議會中所獲得的席位比依選民比例所應取得的席位為多。英國殖民者就這樣竭力扶植伊斯蘭教上層分子的勢力，藉以挑起宗教糾紛。
印度人民的反英鬥爭迫使英國於1911年取消了分裂孟加拉省的法令。為了避免印度無產階級的革命鋒芒，同時取悅於伊斯蘭教徒，英國決定將總督府從工業發達的加爾各答遷到落後的德里。
20世紀初的印度尼西亞
20世紀初，荷蘭的經濟政治力量已遠遠落後於其他帝國主義。它雖然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繼續控制印度尼西亞，但已無力維護壟斷地位，不得不向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開放」印度尼西亞。英國資本大量侵入，和荷蘭資本合辦了許多企業和公司。最大的石油托拉斯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就是英荷資本在1907年合資興辦的。美國資本也侵入了這個部門。荷蘭的和非荷蘭的大部分資本集中在爪哇。印度尼西亞所有經濟部門都逐步被荷蘭和其他帝國主義資本所控制。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榨下，印度尼西亞的農業極端落後。農民使用笨重的木犁耕種，產量很低。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荷蘭殖民者、封建地主、官僚和高利貸商人手中，他們通過土地的零散租佃形式，剝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佃農除繳納高額地租外，還須繳納其他名目繁多的捐稅，每年為地主服勞役若干日。
儘管如此，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資本主義仍然緩慢地發展起來。印度尼西亞的民族工業是在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產生和發展的，因此所遇到的障礙更大。直到20世紀初期，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企業只限於某些輕工業部門，而且大多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民族資本大部分集中在編織帽子、席子、籃簍等編織業和花裙業等方面。民族資本家開辦的花裙廠大多隻僱傭十個以下的工人，在進口的布匹上用手工進行描繪與印染。上百名工人的工廠為數極少。大花裙廠多為華僑所有。花裙業依靠入口棉布和染料維持生產。這些狀況決定了印度尼西亞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他們一面痛恨帝國主義的壓迫，一面又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求生存。
中小商人大多從事批發和零銷的商業活動。在這些商人中，有印度尼西亞人、中國僑民、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們是商業上的中介人，也受到外國商人的壓迫。
20世紀初，無產階級也開始形成。在雅加達、萬隆、三寶壠、泗水等城市以及種植園中，都出現了僱傭工人。工人的勞動條件極端惡劣，工資收入低微，工作日極長，在政治上無任何權利。種植園中的契約工人和苦力的境遇更為悲慘，殖民者和工頭對他們進行殘酷的剝削。工人稍一不慎違犯殖民法規，便遭受毒打和監禁，刑期滿後仍須按合同規定的期限為僱主作工。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產生
工人的覺醒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出身官吏和沒落貴族家庭，和封建地主與殖民者有著經濟、政治上的聯繫。在他們中間佔主導地位的不是革命的思想，而是自由主義的思想。
在民族資本較發達的爪哇，出現了第一批資產階級民族運動活動家，他們反對殖民統治，要求受教育和與歐洲人平等的權利，改變婦女的無權地位。從事婦女解放運動的代表人物有貴族官僚家庭出身的拉頓·阿章·迦爾諦妮，在短短的二十五年生命中，她為印度尼西亞婦女的教育權利而鬥爭，作了許多工作。
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1905年俄國革命喚醒了印度尼西亞人民。民族運動開始發展為自覺的有組織的鬥爭。首先組織起來的是無產階級。1905年，國營鐵路工人組成國營鐵路工會，但領導權控制在改良主義者手中。1908年，在三寶壠成立了包括營和私營鐵路工人的「鐵路工會」，它團結了鐵道局、三寶壠一井裡汶火車公司、荷印火車公司的廣大工人，領導他們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它的威信日益增長，鐵路工人因不滿改良主義者的領導，紛紛脫離國營鐵路工會而加入這個工會。在它的影響下，幾乎所有工商業部門以及其他企業、學校、機關都組織了工會。
同年，在日惹成立了一個資產階級政治組織「至善社」。它是在醫生瓦希丁·蘇提羅胡索托領導下成立的，首先在醫科學校學生中得到支持，隨後保守的地主階級出身的官吏也對這個組織表示同情。至善社提出的口號是發展文化教育，發展工農業，它的活動只限於合法的啟蒙性的宣傳。它對荷蘭殖民者從不進行激烈的批評，相反，在保守的高級官吏的影響下，其成員日益熱中於爭逐高官厚祿和在殖民機構中獲得「平等權」的活動。至善社從產生時起就不是一個革命組織，但它在宣傳使用民族語言和提倡文化事業、喚醒民族意識上起過一定的作用。
1912年，印尼－歐洲人組成了「東印度黨」.黨的綱領反映了要求獨立的願望，因而它立即被殖民者所禁止。此外，在荷蘭軍隊中服務的蘇拉威西和安汶人出身的下級軍官組成了「安汶·萬鴉老聯合會」；在安汶的殖民機關中服務的安汶人組成了「安汶協會」。這兩個組織只號召本族人團結起來和爭取提高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等，沒有提出較為明確的綱領。
所有這些民族主義組織印尼－歐洲人是歐洲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混血種，他們大多數充當殖民政府的中下級官吏，身受荷蘭殖民者的歧視與壓抑，但和印度尼西亞人比較，仍處於特權地位。都具有上層的性質，沒有和人民群眾發生聯繫，因而影響不大。
1911年，印度尼西亞的商業資產階級在梭羅成立了「伊斯蘭商業聯合會」，提出維護民族利益和伊斯蘭教居民利益的口號。這個組織吸收工農群眾參加，1912年改名「伊斯蘭教聯盟」，在各大城市和農村進行廣泛宣傳，設立許多分支。聯盟的領導人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佐克羅·阿米諾多，其綱領要求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幫助貧苦會員，發展企業，為伊斯蘭教的純潔而鬥爭。這是一個非常溫和的綱領，佐克羅。阿米諾多曾公開表示，聯盟不是一個要求革命的政黨，不反對荷蘭的統治。但由於各個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知識分子，特別是工農群眾的擁護和參加，伊斯蘭教聯盟的影響迅速擴大。
結語
辛亥革命對於印度尼西亞的反帝鬥爭也起了刺激作用。到1913年，聯盟已擁有八萬多個會員，單在雅加達一地即有會員一萬二千人。列寧稱它為「土著的民族主義的聯盟」。聯盟的形成和發展表明印度尼西亞民族民主運動的增長是不可遏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