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節制，中國的互聯網巨頭，會不會演變成韓國式的財閥？
2017年2月，韓國警方正式批捕「三星太子」的李在鎔，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也是三星公司自從成立以來第一次有掌門人被逮捕。
李在鎔被批捕，是因為他被指控在「親信干政」事件中，曾指使三星公司向韓國前總統朴槿惠的閨蜜，也就是號稱韓國版「老佛爺」的崔順實，提供了數百億韓元的資金支持。
消息傳出後，韓國財閥與政府的關係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上。而就在李在鎔被批捕的同一天，韓國另一財閥韓進海運被法院宣布正式破產。
韓國財閥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許多影視作品都生動展示了財閥在韓國的超然地位。
這些財閥以及追隨者們不僅能夠隨意玩弄一線女星，更能左右政局，制衡總統，主宰國家，是地位超然的存在。
反觀中國，改革開放和寬鬆的市場環境使得互聯網行業發展十分迅速。隨著中國互聯網巨頭的崛起，其財閥化的印記也越來越明顯。
如果國家不出手，不對其加以遏制，這些擁有大量財富的互聯網巨頭們會不會也成為韓國式的財閥呢？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韓國財閥的本質和來源，為什麼韓國會一步步被財閥控制，這些財閥們又是如何發家的呢？
一、韓國財閥
不得不承認的是，韓國財閥的影響力巨大，以至於其在英文中還有一個專門的單詞是「chaebol」，意思就是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而且這個單詞就是根據韓語直接音譯的。
近代歷史上，由於被殖民的歷史，韓國上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影響，特別是韓國財閥以家族資本為中心的經營與擴張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就特別受到當年如日中天的日本家族式財閥的影響。
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日本受美國轄制很深，那些舊財閥們在美國主導的解體令中逐漸衰弱。但一海之隔的韓國財閥卻在歷史背景下走上了繁榮和興盛的道路，成為了舉世聞名的群體。
許多人也都聽過這樣一句話：「韓國人一輩子都不可能逃掉三件事：死亡、稅收與三星」。
作為韓國最大的財閥，三星集團涉及了韓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醫療、保險、教育、通訊、出行、旅遊、建築以及媒體等許多領域都無孔不入地滲透到韓國人的生活中。
根據2017年的數據，三星當年的總營收超過了三千億美元，對於這個乏味的數字或許人們或許沒有多大的概念，但轉一個角度就能明白其中的分量。
2017年的三星總營收已經佔據同一年韓國GDP百分之二十以上，也就是說整個韓國當年GDP的五分之一，這是一個怎樣驚人的巨頭？
更何況，韓國是發達國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更是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國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星富可敵國，比許多小國都要富裕。
諾獎得主邁克爾 ·斯賓塞曾經說過，韓國是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到「發達國家」成功轉型的極少數案例之一。但客觀地說，韓國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實現經濟的騰飛，也根本離不開大企業大財閥的助力和貢獻。
另一方面，韓國大企業的迅速擴張又是政府大力支持的結果，從這個層面來說，正是韓國政府成為了財閥崛起的最重要推手。
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大企業已經在韓國的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等到韓國獨立，才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開始自我發展之路。
當時的韓國經濟雖然發展停滯，也高度依賴美國的援助，但由於政府的各種政策的支持和保護，那些大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包括三星、LG在內的許多財閥都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韓國財閥真正開始崛起是在朴正熙執政期間，朴正熙是在1961年通過發動軍事政變上台的。
政變前後，韓國的經濟已經十分頹敗，雖然是軍政府，但朴正熙政府卻制定了振興經濟的長期國策，也提出了「經濟重於一切」的發展政策。
有了發展經濟的總方針後，軍政府也需要有人來承擔這一歷史重任，受限於政治體制和經濟模式，韓國不可能大力發展國有經濟，所以必須藉助私人企業的力量來推動韓國經濟的發展。
不過，朴正熙本人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也對外國資本天然反感，不太能夠容忍外國資本的直接介入，所以他就將目光轉向了當時韓國經營得還不錯的一些企業，向他們提供資金援助和政策支持，以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
韓國甚至還為這些企業量身打造了「小國家，大企業」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就在於集中大量國家資源向指定企業傾斜，使他們擁有足夠的資金和利潤進行擴張，以達到快速發展的目的。
這種模式對於中國來說實際上也並不陌生，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素來也講究集中力量辦大事，只不過我們將資源更多地傾注在由國家控制的國營企業中，能夠使其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一分為二地來看，韓國的政策支持使其的確誕生了足以與西方的國際集團一爭雌雄的超大企業，但隨著大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整個韓國的經濟也被其裹挾、控制，其中暴露出的問題也發人深省。
其一就是財閥壟斷了國家資本，擠壓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一旦有新生企業開發出新產品、涉足於新領域、盈利空間較大、發展前景看好時，財閥會採用各種方式扼殺中小企業，這不利於經濟市場的正常發展。
其二就是備受詬病的財閥與政府勾結，暗箱操作盛行。對韓國人來說，財閥家族通過聯姻、結盟等各種方式同政府官員結成利益共同體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財閥的存在使得韓國社會板結，階層鎖定，普通人難以有躍遷的平台和空間，容易失去了人生向上的希望。
另外，由於財富的大量聚集，財閥們的道德水準也不容樂觀，各種醜聞和荒唐事時常流出，令人不齒，也破壞了韓國的形象。
那麼，韓國財閥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態是一種災難性的存在，這對於中國究竟有沒有警惕性意義，尤其是那些已經崛起的互聯網巨頭們會不會也走上這樣的道路呢？
二、中國互聯網巨頭
如今是信息時代，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網路。
近二十年來，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中國也誕生了一批互聯網公司，其中也不乏已經發展為巨頭的超級公司，比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
在互聯網行業草莽時代，各大公司紛紛攻城略地，搶奪市場和空間。那些在血腥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巨頭們本身就帶著一身傷痕和榮耀。
比如人們可能仍然還會記得幾年前各大打車軟體公司為了搶佔市場而進行的燒錢大戰，以及外賣平台為了搶奪客戶而進行的補貼大戰。在這些不見硝煙的戰場上，資本投入的是數以億計的金錢。
每天幾億幾億的真金白銀投到這種異常慘烈的白刃戰中，甚至連一個水花都看不見。
不過，從慘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的巨頭們也會迎來贏者通吃的大好局面，逐漸壟斷市場，掌握絕對的話語權。在「打仗」過程中，這些巨頭們自然需要消耗大量的彈藥，等到掌握市場後，自然就會竭力彌補虧空和損失。
同時，由於發展壯大的需要，這些互聯網巨頭們也不斷需要外部資金的注入和支持，一些外國資本也就不可避免地加入進來，甚至成為了大股東。
阿里巴巴在創業時期遇到了資金難題，當時的許多投資人並不看好這家公司的前景，基本上都是觀望和排斥的心態。
但日本的孫正義和他的軟銀集團卻押寶阿里巴巴，給創業才一年的公司直接就投了兩千萬美元，這在當時稱得上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投資了。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互聯網公司的發展壯大也的確給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出門隨手一按軟體，就能迅速便捷地打車出行，到達目的地後，向前台出示一下提前下單的二維碼或手機訂單信息，就能辦理入住，而不用費心費力地在滿大街找住宿，人們也能夠事先通過星級評價了解賓館、酒店的信用和條件。
一句話，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生活已經在衣食住行乃至支付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互聯網巨頭的影響和改變。
套用韓國人調侃三星的那句話，中國人已經離不開這些巨頭了，也沒有誰會再整天帶著滿錢包的現金招搖過市，幾乎所有人都是手機在手、天下我有。
一部手機也使人們可以與所有的巨頭都產生關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那麼，這些巨頭們在掌握了大量資本、甚至形成壟斷後，會最終演變成為韓國式的財閥嗎？
三、互聯網財閥化之路走不通
對於這個問題，首先可以明確一個觀點，就是互聯網財閥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國不是韓國，阿里也不會成為三星。
互聯網巨頭的財閥化在中國也不是沒有這樣的苗頭，資本都是一樣的，任何資本都是嗜血的，這一點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得清清楚楚。
馬克思老人家也說出了「資本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會鋌而走險，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就敢冒著被絞首的風險，而當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時，資本就敢於踐踏人間一切法律」的至理名言。
資本本身就是逐利的，每一個毛孔都透露著貪婪的光芒。在發展的時候，資本或許會收起邪惡的嘴臉，以一副偽善的姿態示人，讓人們放鬆警惕，甚至為其施捨的一丁點的恩惠而感恩戴德。
如果中國的互聯網巨頭能夠多多學習馬斯克，投身於科技研發也就算了，還能夠引領中國的科技發展，促進國家整體實力提升，也算是結下善果，功莫大焉！
過分的是，在2020年底，所有的互聯網巨頭都盯上了老百姓的菜籃子，紛紛下場「賣菜」，一時間，「社區團購」成了最火熱的話題。
當時還有人預言，這或將是團購外賣、網約車、共享單車大戰之後，中國互聯網最慘烈的戰役之一，因為參與的大公司基本上就是頭部的幾家互聯網巨頭。
從這裡也能看出這些巨頭們與民爭利的本性，只要有一丁點的市場空間，資本就會無孔不入，攫取利益。
但是，中國畢竟不是韓國，財閥之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
首先，國家體制就註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是這個國家的主體。資本的力量再強大，在代表了絕大多數國人利益的國家面前，是不堪一擊的。
無限擴張的互聯網平台型公司也已經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監管關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也在2020年11月發布了反壟斷指南，反壟斷新規的出台，就是直接亮劍互聯網巨頭。
而2021年更是被確立為反壟斷「大年」，在這一年，阿里巴巴被歷史性地開出了182.28億元的天價罰款，這一數額刷新了中國反壟斷行政的處罰記錄，也表明了國家對於互聯網巨頭反壟斷的堅定決心。
同一年，就在阿里被天價處罰後的當月，總局再次對互聯網巨頭出手，依法對美團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
隨著國家監管的不斷加強，這些互聯網巨頭即使有不臣之心，也只能強按下野心，收起獠牙。
歷史之「閥」
幾千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也註定財閥化在中國行不通。
中國古代不乏各種「閥」的誕生，最著名的就是魏晉時期的門閥士族，這些門閥把控了政局，左右著朝政，還深刻影響皇帝的決策，是尾大不掉的存在。
而在明代，以東林黨人為代表的東南大族們更是為了宗族利益不顧國家的生死存亡，在大是大非面前只講私利，完全沒有亡國滅族的敬畏和恐懼，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無論是歷史教訓還是現實情況，中國都不會允許財閥的存在，更不會允許財閥來影響政局，左右國家政策，不會給這些財閥們生存的土壤和空間，只要有一些不好的苗頭，就會堅決進行打壓、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