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在嘉靖和萬曆之間的隆慶，其實是個被嚴重低估的曠世雄主
（明世宗朱厚熜 畫像）
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
這一年，世宗皇帝朱厚熜的長子朱載基出生不到兩個月就因病薨逝，領了便當。
皇帝痛失愛子，想來是十分悲痛，但悲痛之餘，皇帝還是不忘找來自己供養多年的老道士陶仲文，來請教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陶仲文，湖北黃岡人，以符水哩劍，道學法術，為皇帝在修仙論道方面的老師。
嘉靖信道，這是眾所周知的。
皇帝每天坐在蒲團上，抑或是坐在神台上一動不動，已經有很長時間不上朝了。
他不再翻閱奏疏，也不再召見大臣，包括內閣的大學士們，他都一概不見。
皇帝一天到晚，只有一件事兒，那就是求仙問道。
（論道）
說得好聽，這叫順其自然，休養生息的治理國家，但實際上，所有人都知道，這位大明皇帝已經對封建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萬事皆由他人。
所有的問題，所有的政務，所有的矛盾和衝突，可以全都交給下面的人去爭。
大臣們會爭著去辦，對於那些要求上進或者圖謀私利的大臣們來說，他們是一定會爭的。
誰爭到了，就屬於誰，誰辦好了，可以請賞，誰辦不好，誰就要挨收拾。
反正不管怎麼說，錯誤永遠輪不到帝王自身。
千言萬語，不如一默，身體力行，不如一觀。
如果你不去做一件事，那麼你就永遠是這件事的主人。
而如果你做了這件事，那麼你將會永遠是這件事的奴隸。
讓六部去做，讓內閣去做，讓十二監去做，讓大明兩京一十三省去做。
讓臣僚們永遠揣摩皇帝，讓他們永遠猜不透自己。
而自己，將會富裕出大量的閑暇時間，來專心致志地和陶仲文搞愛好。
（陶仲文 形象）
由此，陶道士可以說是責任重大，他一來要幫皇帝煉丹，二來還得跟皇帝坐而論道，三來還要時不時解開皇帝對人生的困惑，可以說是個大忙人。
皇帝死了兒子，別的先不說，立刻直奔陶仲文的居所，請求這位道法高深的老道士，可以開釋自己。
不管怎麼樣，你作為我精神上的導師，總要給我一點心理安慰的。
陶仲文對皇帝的傷心，總體來說，是熟視無睹的。
你是皇帝，你是領導，而我只不過是給你打工的。
你付給我工資，我跟你一起研究什麼所謂的道法。
死的是你兒子，又不是我兒子，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即便陶道士有諸多不耐煩，他此刻也只能憋在心裡。
因為此時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已經一把鼻涕一把淚，抓著自己的手，哭成了個淚人。
看著眼前傷心無限的皇帝，陶仲文只好拉起皇帝的手，開始語重心長的胡謅。
陶仲文表示，皇帝你呢，是大明天子，是真龍，而薨逝的皇長子是你的孩子，是你的骨肉，雖然也是真龍，但孩子稚嫩幼小，只是潛龍。
皇帝曾經幾次去看望皇長子，正如二龍相遇，潛龍見了真龍，被真龍猛烈的氣息所震懾，驚悚不安，這才殞命。
由是，明王朝歷史上一個巨扯無比的理論「二龍不相見」誕生了。
（人們幻想中的「真龍」）
陶仲文告訴皇帝，想要皇子們降生平安，健康長大，那麼你就不能再跟他們相見。
這理論實在是扯，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嘉靖皇帝卻深信不疑，從此之後，幾乎沒和自己接下來降生的皇子們見過面，包括那個將會在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在嘉靖皇帝去世後接班的明穆宗朱載坖。
裕王朱載坖在少年時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嘉靖皇帝一面。
不過見沒見過先帝，對穆宗皇帝來說已經並不重要了，因為自己既然已經接班了，已經成了皇帝，父親已經成了先帝，那麼就代表父親已經死了。
嘉靖活著的時候，宮裡大行齋醮，那些宗教意味極強的鐘磬聲源源不斷地從父親生前所居住的西苑裡傳出來。
而現在，道士們已經被遣散，所有的鐘鳴鼎盛的聲音也已經停止了。
明穆宗朱載坖，也可以說是隆慶皇帝，他對父親嘉靖並沒有什麼感情，如果說非要有，就是他內心對父親一生的執政風格是極為不贊成的。
大明兩京一十三省，幅員遼闊，沃土萬里，子民百兆，身為帝王，往往要肩負著江山社稷，不能鬆懈一刻。
而治大國更如烹小鮮，帝王更應該事必躬親，堅持不懈。
但父親嘉靖是怎麼治理國家的？
不管大臣們多麼努力，多麼認真，多麼激動，乃至於在御前會議上爭吵得多麼急頭白臉，在過去，人們只能聽到嘉靖敲磬的聲音。
他敲磬的意思，是在告訴大臣，什麼可以批紅，什麼可以留中，但他絕不會告訴大臣們要怎麼做。
結果，大明經過皇帝這麼一頓「無為而治」，在自己登基後，很快就面臨了極為嚴峻的形勢。
（千瘡百孔的大明）
順天府的軍隊缺糧食，山東濟南府鬧饑荒，山西府旱災，水源橫斷，東川土司叛亂，江西流民叛亂，四川苗民叛亂，寧夏地震...
一樁樁，一件件，把剛剛登基的隆慶皇帝看得頭暈眼花。
而這，還只不過是開胃小菜而已。
真正讓皇帝如芒刺背的，是「南倭北虜」的問題。
所謂「南倭」，是指由於日本封建勢力的割據，導致本土的大量武士流亡到了大明東南沿海一帶，和當地的海盜相互勾結，組成武裝勢力，燒殺搶掠，頻頻滋擾浙江和福建兩省。
而所謂「北擄」，是指蒙古分裂後的韃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發展壯大，在明朝的北部邊疆作亂，襲擾明朝邊地，並且往往是在大掠之後快速退走，使人無處可尋，實在煩惱。
嘉靖皇帝在位時，曾經無數次的要大臣們針對南倭北虜問題想出辦法，而大臣們集思廣益，也在大明的南部和北部戰場絞盡了腦汁。
一支軍隊不夠，就派兩支，兩支軍隊不夠，就派三支。
三支還是不夠，就把各地官兵也拉上，把民工也拉上。
但問題在於，無論是倭寇還是胡虜，他們在打法上往往採用「你進我退，你來我走，你走我來」的形式，這使得裝備精良的明軍猶如拳頭打在棉花上，無處用力。
愚者學經驗，智者學歷史，隆慶皇帝在總結了這些失敗的經驗教訓後，很快發現，前朝的思想實在是太過古板了。
（瓦剌人）
無論是面對倭寇還是蒙古人，大家似乎只要一聽到邊關有警，就如臨大敵，他們二話不說，就想著要靠武力來平息戰爭，用強硬的手腕去扳倒對方。
但實際上，明朝完全可以用非軍事手段去解決這些紛爭。
倭寇之所以能和沿海居民相互勾結作亂，是因為明朝有海禁政策，不許居民下海捕魚，斷了老百姓的財路，這才使得他們和倭寇沆瀣一氣，而蒙古人之所以屢屢襲擾，也是因為明朝強硬的中斷了北疆的貿易交流，不與蒙古人進行商業上的往來，蒙古人生意做不成，這才只能硬搶。
看懂了這一點，皇帝自然而然就能明白，南倭的原因在於本朝不惠本民，而北虜的原因在於，本朝不惠外民。
於是，「隆慶和議」和「隆慶開關」相繼出台，南倭北虜的問題不攻自破。
所謂「隆慶和議」，是指明朝開放北部貿易市場，使蒙古人可以通過合理合法的商業方式獲取明朝資源。
既然能踏踏實實地做生意，誰還會去搶？由此，本朝和蒙古近兩百餘年的敵對狀態徹底結束。
而「隆慶開關」，是指皇帝在繼續清繳倭寇的同時，廢除海禁政策，允許百姓進行海上自由貿易。
新的貿易思路一旦打開，倭寇一來受明軍清剿，二來再無可乘之機，自然退散。
（倭寇）
而帝國對於大海的全面解禁，更為明王朝開啟了一條全新的經濟道路，在此之後，海上貿易為明王朝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更有學者認為，「隆慶開關」算得上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看來，真正能讓人折服的力量，絕對不是暴力和征服，而是愛心與和平。
這兩件事，足可稱之為造福後世的大事兒，歷代大明帝王，在政績上，罕有創下過這種成就的，但奇怪的是，隆慶皇帝非但在中國皇帝圈裡不太出名，在明朝十六帝中，似乎也是個存在感極低的皇帝。
作者以為，這實在是不公允的。
雖然這位皇帝只短短在位五年，晚年又因為縱慾過度，大量服用壯陽藥物，死在了男歡女愛之上，但如此習性之中的斯文掃地，其實並不能掩蓋這位皇帝一生所立下的功績。
著名學者王裕巽曾經分析過，從隆慶皇帝解除海禁的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由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銀，大概有三億三千萬兩，而這個數量，幾乎是世界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誠懇地說，隆慶一朝，乃至於萬曆皇帝登基後的前十年，都可以稱之為明王朝國運中興的時期。
而更為關鍵的一點是，隆慶皇帝實在是一個很會用人的帝王。
（明穆宗朱載坖 畫像）
他給予了當時的名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全面發揮和施展的空間，這些曠世名臣們在歷史舞台上瘋狂炫技，鞠躬盡瘁，才致使隆慶一朝出現了如此的生機。
當年的嘉靖皇帝也許認為，這世上沒有真正的賢臣和能臣，賢能與否，也不是為臣者自己說了算的。
但隆慶皇帝和他的父親截然不同，他沒有把自己困在小小的蒲團上，整天神經兮兮，而是看得清楚，這滿朝文武，賢時便用，不賢便黜，這是帝王的用人之道，只有掌握了這種精妙的用人之道，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大明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