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3單身女陷入貧困，很多人被迫從事風俗業：不這樣活不下去

疫情之下，日元貶值，工資卻沒有變化。

每個普通人的生活似乎都變得更加捉襟見肘，因為所有的消費價格都在上漲……

除了一個例外——

只有風俗業的消費，是在降低的。

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因為貧困，不得不同時打好幾份工。

為了賺錢養活自己，很多人甚至選擇去風俗業兼職，於是風俗店的範圍也逐漸蔓延。

在東京，除了歌舞伎町等著名的風俗街之外，新橋、上野、錦絲町、秋葉原等地區，都在疫情之後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無數風俗店。

從業者人數暴漲，但客人數量幾乎沒有變化、甚至還因為經濟下行的原因，客流量降低。

於是風俗業的價格全面下跌。

只是，對於淪落風塵的女性來說，即使下跌，也沒有「不做」的選擇。

在很多人眼中，她們被認為是「太愛慕虛榮、太好吃懶做、太眼高手低」才選擇了從事這種「令人不齒」的墮落職業。

但對於很多已經身處貧困泥潭之中的女性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從正常跌落到貧窮，就再難回到普通的人生。」

大多數深陷貧困泥潭中的人，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計耗費掉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每天工作後已經筋疲力盡，想要通過其他方式提升自己、跳出現在的泥潭成為了幾乎不可能的奢望。

提升自己，需要時間、需要精力，但這兩者對於貧窮的人來說都是奢望……

日本Abema News根據《東京貧困女子》製作了一期新聞特輯，跟拍這些在繁華都市中的貧困女性的生活。

其中有一位23歲的女孩Moe醬，就是風俗業從業者。

如果只是在路上和她擦肩而過——沒有人會把她和「貧困」聯繫在一起。

事實上，大多日本貧困女性都是如此，她們看上去像是體面的普通人，並不符合人們對於「貧困」的刻板印象。

但是，也正是因為她們的貧困是「隱形的」，所以一直都在社會救助的漏洞中掙扎著，再也無法擁有得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在白天，Moe醬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職員。

她從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工作，她換過很多份工作，卻從來沒有成為過「正式員工」，只能作為臨時僱傭的「派遣員、臨時工」工作著。

這不只是她一個人的困境，事實上，在東京工作的單身女性，有一半以上都是非正式員工，甚至這個比例還在逐年加大。

而Moe醬也幾乎不可能有轉正的機會——即使需要正式員工，日本企業也更偏向於僱傭不會有結婚、生子的顧慮的男性，而非「不夠穩定」的單身女性。

因此，她別無選擇。

作為非正式員工，她白天在公司的事務，需要從早上9點做到晚上5點半，每個月全勤工作的話，工資是12萬日元，約合6300人民幣。

可是在東京生活，她的房租就要7.5萬日元。

如果把房租、水電、交通費、通訊費等固定支出拋去，她每天能夠自由支配的收入，僅僅只有1000日元，就連吃飯都幾乎不夠。

為了盡量不花錢，她從來不在外面吃飯，都是自己在下班後回來做飯——甚至中午在公司，還經常會靠「餓一頓」，減少在食物上的消費。

平時想要的東西，幾乎都不會考慮購買，就連必要的穿著，她也只靠著從二手網站上買幾百日元的衣服度日。

在朋友邀請她一起出去玩的時候，她也幾乎都是拒絕，因為即使只是一起去咖啡店喝杯咖啡，也是500日元的額外支出。

儘管已經這樣節儉，她依然很難靠著白天的工資正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她不得不考慮在晚上5點下班後，再打一份零工。

在失業人數激增的情況下，大多數能夠在夜晚當兼職的工作，早就已經招滿了人——除了永遠缺人的風俗業。

在今年2月，她最終決定去夜總會工作。

「想要搬家，搬到一個更便宜的房子裡面，這樣每個月的房租壓力會小一些。可搬家還是需要錢的，為了攢出來搬家的錢，於是開始在夜總會工作。」

她一周會去3次，每次會工作到凌晨兩點。

白天的工作，再加上這份夜總會工作，終於能夠勉強糊口。

「我沒有想過上奢侈的生活，但想要活下去就只能這樣選擇了。」

現在，在東京所有女性非正式員工中，有15%的人在風俗業兼職，可以說這一群體非常龐大。

很多人都和Moe醬一樣，雖然不想要從事這個行業，但從正常跌落到貧困後，就無法抽身了。

而疫情，正是讓所有人都面臨危機的時候。

在日本第一次發出緊急宣言的時候，很多企業都進行了裁員，男女僱傭人數都斷崖式下跌，很多人就此失業。

但即使如此，也能清晰地從曲線中看出來，女性受到影響更深，幾乎是男性失業人數的兩倍。

畢竟，企業也更容易做出裁掉非正式員工的選擇，這些「可替代性高」的員工，會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

甚至對於正式員工來說，女性也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

在電視台員工進行街頭採訪的時候，其中一名女性說道：

「疫情讓我丟掉了工作，我現在仍然是無業游民。」

「我以前在一家餐廳工作，是正式員工。這個崗位上有我和另外一名男性職員，但是在公司決定要裁掉一個人的時候，他們裁掉了工作時長更久的我。」

「很不甘心，也很震驚。」

對於日本社會來說，男性承擔著「養家糊口」的責任，要照顧妻子和子女，而單身女性被認為沒有這樣的顧慮，於是更可能被裁員。

一場臨時的危機，會永久地改變命運。

最開始也許只是一次大病，一次失業，但是在這個浪花打過來的時候，卻掀翻了命運的船隻，成為了整個人生的轉折點。

26歲的山田桑，白天做著客服的工作，月收入只有10萬日元。

但除了這個工作之外，她還「下海」拍片。

山田桑最初選擇成為一名女優，是因為她的助學貸款。

她的原生家庭並不允許她去上大學，她是以「我可以靠助學貸款、不需要家裡資助」為理由，才說服了父母勉強同意。

她以優異成績畢業，已經比大多數同齡人更加優秀，還迅速找到了一份「正式員工」的工作。

但是，作為正式員工，她第一年的月薪只有17萬日元，不到9000人民幣。

她當然很想成為正式員工，最開始千辛萬苦也要讀大學，就是為了能夠擁有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在刨除房租、水電、交通、飲食後，她一分錢都攢不下來。

「可助學貸款還高達400萬日元呢，要怎麼還呢？」

400萬日元相當於人民幣大概21萬元，沉重地擔子壓在她的心上，讓她越來越焦慮。

最終，她開始了在風俗業的兼職。

「靠著拍這些『動作片』，大概一共有50萬日元的收入吧。」

「這樣就能夠慢慢把助學貸款還上了。」

這其實並不僅僅是她們個人的問題——最終淪為去風俗業打工，是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傾軋。

因為疫情緣故，大量實體業倒閉，每一個公司都在裁員，失業人員數量激增，就業打工形勢糟糕。

大規模失業潮下，普通人卻要面臨著生活成本不斷增高的事實，然後在一個個難題中掙扎求生。

而女性要面對的，還不僅僅是經濟下滑帶來的社會性危機。

日本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下，男性承擔著養家糊口的沉重責任，卻也同樣把持著工作的機會，職場性別歧視異常嚴重。

年輕女性的更不容易就業、工資更低、更容易被裁員。

但同時，她們還面臨著整個社會風氣帶來的，風俗業的「誘惑」。

看上去燈紅酒綠的繁華紅燈區，只要進去就可以輕鬆賺錢的傳說，以及相對來說的「寬容度」。

向下滑變成了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每個入不敷出的女性，都被惡魔提供了靠出賣身體來活下去的，所謂「向下的自由」。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公開的人口問題研究所調查數據，日本獨居生活的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處於貧困狀態。

而其中走向風俗業的，不在少數。

她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天生懶惰愛慕虛榮——但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這已經是她們唯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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