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這位皇帝搞文字獄的時候，像極了你那突然發脾氣的女朋友

（胡中藻 形象）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二月。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也就是我們習稱的乾隆皇帝，閑來無事，翻閱起了內閣大學士胡中藻過往的一些詩文。

皇帝翻看臣下的詩文，一來是品評大臣的才學，二來是看看能不能在別人的作品中得到靈感，自己學上兩手。

乾隆愛寫詩，滿朝皆知。

皇帝活了八十九歲，而他一生之中，一共寫下了大約四萬三千首詩，如果皇帝從呱呱墜地就開始寫，一直寫到他垂垂老矣，平均算下來，那麼皇帝一天就要寫一首半的詩出來。

對數字不太敏感的朋友，可能對這個概念不太了解，那作者來舉個例子，《全唐詩》中一千八百九十五位詩人，一共也共寫了四萬兩千九百多首詩，乾隆同志一個人的創作數量就和大唐全體詩人基本持平了，可謂「一個人干翻整個盛唐」。

不過皇帝雖然作詩的數量極多，但其詩文的質量卻實在是不敢恭維。

諸如「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這樣的作品，就算大臣們能昧著良心恭維這是好詩，但皇帝不是傻子，自己什麼水平，他心裡也還是有數的。

所以，皇帝急需通過閱讀優秀作品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

而這位胡中藻，在大清文壇上則可以說是赫赫有名，吟詩作對很有兩把刷子，並且，其人不但有才，而且官運亨通，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中進士，拜在內閣首輔鄂爾泰門下，屢受提攜，最終當上了內閣大學士，總督湖南學政。

（鄂爾泰）

湖南學政，相當於今天的湖南省教育廳廳長，而清朝的內閣雖然不比明之內閣，但畢竟是形式上的朝廷機要部門，胡中藻又是鄂爾泰的門生，所以在官場上混的也就算是可以了。

乾隆所看胡中藻的作品，是一首叫做《堅磨生詩鈔》的詩，全詩已佚，到如今只剩下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

壞就壞在這句詩上。

這句詩的意思是，我胡中藻忠心耿耿，為國為民，大家盡可以來看一看，我到底是好官（清）還是壞官（濁）。

這本身是一句極為普通，用來言志的古詩，但乾隆皇帝看罷之後龍顏大怒，認為「清」是國號，而胡中藻把「濁」字放在「清」字前邊，擺明了是對大清政權不尊重，是在埋汰清朝，於是立刻將胡中藻抓來下獄，隨即處死。

並且，因為胡中藻對清朝的大不敬，連他已經故去的老師鄂爾泰也受到牽連，被乾隆皇帝批評識人不明，就連牌位被撤出了賢良祠，身後之名，算是一乾二淨了。

這是乾隆皇帝統治時期一樁看似十分稀鬆平常的文字獄案件，但實則，這一樁案件，和以往的諸如南山案，呂留良案卻完全不同。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翰林學士戴名世寫了一本《南山集》，書中紀事沒有使用清朝年號，而採用南明永曆紀年，因此戴名世遭到處斬。

（南山集）

戴名世是個典型的懷念前朝的知識分子，寫書的時候難免真情流露，這才讓人抓住了把柄，自己也領了便當。

人常說康熙疏闊，但其實康熙老兄搞起文字獄來也是一套一套的，相反，他那一向被認為是文字獄集大成者的兒子雍正，反倒對南山案有不同的看法：

《清史稿》：「雖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實無悖逆之語，當時刑部復旨，亦未謂此外更有違礙之詞，故亦以為冤。」

雍正皇帝認為，戴名世作為大清臣子的確是不應該寫這種花里胡哨的書，但書中內容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就是本簡簡單單的學術作品，所以先帝實在是有些冤枉戴名世了。

不過，這樣一番言論，是尚未登基，仍是皇子的雍正皇帝說出來的話，雍正同志當了皇帝之後，搞文字獄只比他的老父親更狠，而絕不會比他的老父親更差。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興有一位叫做曾靜的書生，有反清思想，一直想要反清復明，但他勢單力薄，能力不夠，於是這仁兄居然單槍匹馬的敲開了時任川陝總督岳鍾琪的大門，鼓動岳鍾琪造反起事，岳鍾琪對曾靜這種大義凌然，英勇無畏且膽大包天的態度十分欽佩，然後反手就把曾靜給逮了起來，並將此事上達天聽，報告給了雍正皇帝。

雍正知道這件事兒後並沒有暴跳如雷，而是對這起案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皇帝實在不能想像，曾靜區區一個落魄書生，是哪裡來的勇氣和膽略想要造反呢？

不調查不知道，一調查嚇一跳，嚴審之下，曾靜供認不諱，他表示自己原本無心造反，而是看了清初文學家呂留良的一些著作後，才萌生了起事的念頭。

（呂留良）

皇帝恍然大悟，原來呂留良這個糟老頭子寫的東西居然是如此厲害的反動思想，由是，已經病逝四十九年的呂留良被開棺戮屍，由此被定下了「大逆」的罪名。

死了的人尚且要如此懲戒，活著的人當然也不能放過，呂氏的後人和門生或斬首，或流放，牽連甚廣，基本上就算是一鍋端了，罹難之慘烈，堪稱清代文字獄之首。

既然搞文字獄是家族傳統，那麼我們的乾隆皇帝當然也不會落下，並且，通過「胡中藻案」我們可以發現，乾隆搞起文字獄來，比他們的兩位前輩們更不講理，更加荒誕，簡直可以用故意找茬來形容。

皇帝的意圖很明顯，你有錯我就誇大你的錯誤，你沒錯我就製造錯誤，反正我是皇帝，一切我說了算。

你不服，那我就收拾你。

這樣的文字獄製造方式，和部分男同胞的女朋友發脾氣的邏輯可以說是十分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這，也正是胡中藻案的特殊性，以往的文字獄案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限制言論，控制思想，而胡中藻案的目的，則是為了打壓朋黨傾軋。

朋黨傾軋這個詞，各個朝代都有各自的叫法，東晉時叫門閥政治，兩宋時叫政治站隊，明朝時叫文官集團，其本質就是，朝堂上的官員們不再完全為皇帝而效忠，轉而開始謀求私利，而為了在謀求私利的道路上萬無一失，他們從不單幹，而是會相互結為黨派，組成強大的官僚團體，實現集團化的和皇帝對抗。

有了後台，有了夥伴，有了一票人和自己同流合污，官員們的膽子大了，就開始結黨營私，黨同伐異，開始把原本澄清的官場氛圍攪成一團渾水。

有人說，東晉的皇帝們沒主權，文官們害的。

也有人說，兩宋富弱，常被塞北三朝欺凌，文官們害的。

更有人說，大明之所以滅亡，也是文官們害得。

這種說法到底是危言聳聽還是確有實據，讀者朋友們倒可以好好地考慮一下。

不過，朋堂之害絕非空穴來風，而且這股風很快吹到了乾隆皇帝本人的身上。

（張廷玉 形象）

雍正皇帝駕崩前，給兒子乾隆留下了兩位輔政大臣，一位叫做張廷玉，另一位則是鄂爾泰。

鄂爾泰是滿洲鑲藍旗人，而張廷玉則是漢人，兩位仁兄在從政風格上大不相同，鄂爾泰剛猛，張廷玉溫良，鄂爾泰粗獷，張廷玉細膩，所以雖然他們同為顧命大臣，但一直以來就理念不合，相互對立，而朝廷里的官員們為了安身立命，找個靠山，紛紛投身鄂張二人門下，成了他們的馬仔，由此形成了鄂黨和張黨，兩黨之間在朝堂上相互傾軋，相互爭鬥，這就算是伸上手，打開了花了。

歷來，帝王對於朋黨之爭都是深惡痛絕的，封建帝制時代，朝堂就像是一間建築面積龐大的別墅，而皇帝則是別墅的房東，官員們則是別墅內的租客，他們在別墅中有屬於各自的房間，皇帝允許他們在別墅大廳里走來走去，但卻不允許他們在大廳里跑來跑去。

脆弱的木製地板經不經得住他們這麼跑另當別論，就是跑起來的聲音，也夠皇帝鬧挺的。

別的朝代的皇帝對朋堂的態度作者知之甚少，但清朝的皇帝對朋黨卻是零容忍的，康熙皇帝處理過鰲拜，雍正皇帝則因為朋黨之爭把幫助自己登基的兩大功臣年羹堯和隆科多都處理了，而現在新房東乾隆對鄂爾泰和張廷玉，當然也不會心慈手軟。

領班軍機大臣晚年被乾隆皇帝整治的差點沒能配享太廟，而鄂爾泰雖然已經病逝，但皇帝仍然揪住他的門生胡中藻不放，並且藉此事「雲處理」了鄂爾泰一波。

（乾隆皇帝）

看來，通過康熙和雍正皇帝的不懈努力，敦敦善誘，乾隆皇帝已經了解了身為帝王的終極奧義，那就是：決不能讓大臣們團結起來，也決不能因為尊重他們，重用他們，而讓他們滋生出干涉自己的心態。

所以，終乾隆一朝，百官拜服，只敢山呼萬歲，絕無忤逆之言。

紫禁城外煙波浩渺，落日熔金，乾隆大帝的身形籠罩之處，其人無不顫抖，封建君主不易察覺的猙獰一面在這一刻展露無疑，再遙想當年的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如果他漫長的執政生涯中有乾隆一分半點的手段，也不至於被大臣們欺負的直接自閉了。

往事成空，均是笑談，如今今人舊人，都變做了一捧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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