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滅亡，根子上是對大唐中後期錯誤的矯枉過正
作者：季風
唐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善戰的朝代，從建立開始一直處在對外戰中，因而對周邊游牧民族形成碾壓的優勢，漢武帝當年依賴文景時期積攢數十年的財富，動用全天下的人力、物力才在漠北草原重創匈奴。代價就是天下人口減半，漢朝一度瀕臨崩潰。幸好之後的昭宣二帝著力休養生息，漢朝才又延續了百年。
後世畫作中的漢武帝
唐朝不一樣，太宗貞觀年間，唐軍將最後一個割據勢力梁師都掃平開始，唐軍就開始了與周邊各部族、政權之間不斷的戰爭。
一度稱霸東亞，支持隋末亂世多股勢力的東突厥，在一代軍神李靖的打擊下土崩瓦解，東突厥政權成為歷史。對草原游牧帝國發起滅國之戰而且成功，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少之又少。不過東突厥不是唯一，後來的西突厥、薛延陀相繼步其後塵，被唐軍的橫刀和馬槊碾成齏粉。唐軍的戰績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尤其是絲綢之路上的輝煌勝利把大唐的威名散播到很遠的地方。
唐朝疆域圖
不過輝煌之下，始終存在兩個潛在的隱患。一個是西南方向，有高原加成的吐蕃政權。幾乎與唐朝同時期崛起的吐蕃政權是青藏高原歷史上唯一的統一政權，自從貞觀年間的松州之戰開始，唐與吐蕃之間時戰時和，紛爭不斷。但因為高原的地勢和獨特的氣候條件，唐軍一旦處於攻勢就會面對高原反應和運輸的瓶頸。相反，吐蕃卻可以從容的集中兵力和物資，對唐朝構成嚴重威脅。
高宗時期本想借著滅高句麗的餘威，徹底解決吐蕃問題，最終這個宏偉的計劃在大非川成為泡影。吐蕃名將論欽陵將一代軍神薛仁貴的不敗威名拍碎在地此後，唐與吐蕃在今青海地區反覆拉鋸。
薛仁貴塑像，大非川是他一生的痛
另一個方向則是東北。魏晉時期以慕容氏為代表的東北勢力第一次介入中原政權，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為了避免類似情況發生，唐朝對東北方向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確保當地政治勢力的平衡，防止某一家做大。為達到這一目標，唐軍多次親自下場，打擊當地部族。
除了這兩個威脅外，唐朝還有一個現實需求，那就是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為此唐朝需要控制西域，壓制可能威脅絲綢之路的任何政治勢力。
這三個因素疊加在一起，讓初唐到盛唐的百餘年間，唐軍戰事不斷，對外用兵呈現常態化的趨勢。這就要求軍事體制發生改變。太宗到高宗初年，唐朝的府兵制儘管存在諸多問題，但戰力依然不俗。為了保障中央的軍事優勢，大唐治下近一半的軍府設置在關中地區。每逢戰事，由中央下令任命某位將領為行軍道總管、大總管，指揮府兵進行戰鬥。
一代軍神李靖，他是唐初眾多行軍大總管的代表
這一模式對於突發戰事效果不錯，但隨著戰事的常態化就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唐睿宗景雲年間，唐朝開始設置節度使這一職位，以指揮固定區域的戰爭。開元年間，唐玄宗調整節度使的設置，形成了十大節度使的格局。
作為戰區的長官，節度使權力很大，擁有當地的財政、行政、軍事權力。不過最初唐中央還有一個殺手鐧可以控制，那就是兵員。府兵制依然存在，兵源依然掌控在中央手中。
不過很快就不行了，因為均田制已經瓦解，府兵制也難以為繼。到了天寶年間，府兵制正式終結，募兵製成為主流。中央制約地方節度使的殺手鐧就此失效，後來的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了唐朝運行的軌跡。
安史之亂示意圖
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增設了許多節度使，節度使由邊境逐漸滲透內地。藩鎮割據的局面由此開始，後代的五代十國實際上就是藩鎮割據局面的延續。
為了遏制藩鎮，唐朝組建了神策軍作為中央直屬軍隊。不過出於對宗室以及官員的不信任，唐朝皇帝把這支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宦官集團。結果是很悲劇的，宦官從此進入唐朝決策層，廢立皇帝如同兒戲。宦官集團和官僚集團成為相互牽制的政治勢力，明朝中後期的劇本此時就開始預演了。
不同的是，明朝是內閣與司禮監的相互牽制。唐朝沒有形成機構之間的對抗，歷史上把他們之間的較量稱之為南衙北司之爭，著名的甘露之變就是唐代官僚集團與宦官集團矛盾的真實寫照。官僚集團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出身顯貴的官僚和科舉入仕的官僚之間也是紛爭不斷，中國政治生態中的黨爭由此開始。
這些問題困擾了唐朝期之後的歲月，唐宣宗大中年間短暫得以緩解。但是最終這些問題終結了唐朝這個傳奇的時代。
907年，黃巢曾經的部將、大唐的節度使朱溫代唐稱帝，正式開啟了五代十國的大亂世。「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一個節度使的這番話很能說明話題。
這對之後統一中原的北宋王朝留下足夠深刻的印象。作為通過兵變建立起的王朝，北宋種種不合理的行為都是為了避免這些問題再現。為了解決藩鎮割據的問題，趙宋皇室對於武將集團又打又拉。
打，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了開國元勛武將的兵權，將軍隊指揮權收歸中央。為了削弱地方節度使的權力，趙宋推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地方上的精銳兵士全部收編如禁軍，成為皇帝才可以調動的武裝力量；禁軍半數駐紮都城開封，半數屯集地方，保障地方與都城之間可以相互牽制。與此同時，三衙與樞密院分掌軍隊的訓練與調動，這樣就沒有任何獨掌軍隊的權力，不同機構之間的牽制十分明顯。
宋太祖趙匡胤
即便在南宋初年那種朝不保夕的狀態下，趙宋皇室依然防範武將，中唐以來叱吒風雲的節度使之職徹底成為虛職。
拉，從太祖、太宗開始，皇室與武將家族聯姻成為慣例，北宋一朝歷任皇后除神宗向皇后出身文官家族外（向皇后之父不久也轉入武職），公主也多嫁入武將家族；同時實行「養兵政策」，災年募民當兵。對武將防範的同時，北宋皇室對文臣也是限制多多，採用各種方法分化文臣的權柄。
在中央，參知政事成為常設職位，分宰相行政權，樞密使分軍權，三司使抓財政。地方上，知州與通判互相牽制，財政收入大多收歸中央；設路作為監察區，並逐步演化為地方行政機構，四司控制各路的關鍵職權，監察地方官員。改革科舉，增加錄取名額，擴大恩蔭範圍、增加名額。
這一切降低了了官員專權和軍閥割據的可能性，但帶來了政府效率低下，官員人浮於事、數量激增，同時令軍隊戰鬥力薄弱。宋軍在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較量中每每處於下風。這些問題一起被稱為三冗。
到了北宋中期，三冗已經是宋代精英階層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都是為了解決三冗問題，但因為種種原因都走向失敗。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後來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政治投機的宣洩口，讓北宋後期本就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進一步加深。
最可怕的是這些軍事上和行政上的調整，基本剝奪地方的自主性，一旦被敵方深入腹地，地方根本沒有能力組織抵抗。首都也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水之源，最終釀成了靖康之恥的悲劇。南宋只是略作調整，北宋就已經形成的問題被延續了下來，直至南宋滅亡的的那一刻。
宋徽宗，靖康之變中被俘虜的兩位皇帝之一
可以說，宋朝是在用生命糾正唐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