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約10萬人突然「人間蒸發」，切斷聯繫，親人卻恥於報警？
很多人在崩潰的時候，可能都會有一個瞬間，腦海里閃現出一個念頭：要是我能徹底消失就好了。
不用再面對複雜的原生家庭、人際關係，
不用再背負升學失敗的壓力，
不用再面對就業競爭的恐懼，
不用再承擔任何期望或失望。
切斷和所有人的聯繫，到一個沒人認識我的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
對世界上大多數人來說，這樣的想法只是日常的一個閃念，不會付諸實施。
但對日本人來說，這已經成了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生活方式。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每年有近10萬人失蹤，其中大多數人都是「自我強迫失蹤」。
因為離婚、失業、考試不及格、債務等問題，他們對自己的失望感累積到極點，覺得自己是一無是處的「垃圾」，因此懲罰自己，從家庭和社會中徹底「消失」。
消失的日本人，成了日本文化中代表著恥辱、卻在沉默中不斷壯大的一個群體。
四年前，21歲的真紀子毫無徵兆地離開了家。
她沒有和父母提過這件事，也沒有帶走任何東西，只簡單地留書一封，就從原本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很抱歉用這樣的方式離開，謝謝你們的笑容，謝謝你們的鼓勵，拉比（玩具）、媽媽和爸爸，請你們一定要開心。」
她的手機和鑰匙這些隨身物品都留在了家裡，似乎是下定決心從此不再回家。
年輕的真紀子在離家前剛剛經歷了一場分手，也許是她始終無法擺脫分手帶來的低潮，決定換個地方重新開始。
可這樣一走了之，杳無音信，對她的父母來說，簡直像剜心一樣痛苦。
在她離開後的這四年里，她房間的一切還被父母保持著原樣，只是隨著時間一點點推進，他們從希望到失望，內心已經接受了女兒有可能永遠不會回來的事實。
因為警方沒有發現任何屍體，表明她沒有自殺，只是離家出走，日本警方對於這種「成年人的自我消失」案件並不積極介入。
只有真紀子的父母每天都會在女兒可能出現的地方，坐上半小時或一小時，就這樣靜靜地坐著，看著路上行人走動、車輛經過，盼望著能有一天，看到女兒歸家的身影。
媽媽在採訪里說著自己的想法：
「我告訴自己，她可能永遠不會回來了，這就是結果，我必須接受。
如果她不想見我，我又何必強求。」
話是如此，可父母每日坐在長椅上的殷殷等待，仍然透露著期盼。
一郎和妻子智子是20世紀80年代住在東京郊外琦玉市的一對新婚夫妻，他們當時生活非常幸福，有自己的房子，婚後很快有了第一個孩子，還貸款開了一家店。
然後市場崩潰了。
突然間，美好的一切隨著經濟泡沫變成幻影，夫婦倆還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他們沒有辦法，於是做出了和成千上萬其他日本人一樣的選擇：
賣掉房子、帶上家人、消失得無影無蹤。
經濟負擔永遠是壓倒成年人的稻草，祐一曾是一名建築工人，一直奉養家中生病的母親。
母親長期纏綿病榻，醫藥費、食物、房租…一起壓過來，足以讓本就不富裕的祐一徹底破產。
比破產更讓他難受的，是沒能力照顧母親周全的那種恥辱感。
「我無法忍受讓母親失望。她給了我一切，我卻沒有能力照顧她。」
沒有了錢，一切似乎都走到了絕境，祐一帶著母親到了一家廉價旅館，給她租了一間房，把她留在了那裡。
而他自己，再也沒有回來過。
40歲的教広是個西裝革履的上班族，有一份體面的工程師工作，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每天早上和妻子吻別，意氣風發地開車去上班，生活非常完美。
直到他被炒魷魚。
他不好意思告訴家人，所以一開始瞞著大家，每天依舊裝模作樣地準備好一切、出門上班。
他看起來是開車去了以前的辦公大樓，實際上整個工作日都坐在車裡，不吃東西，也不跟任何人說話。
示意圖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周，他太害怕別人知道實情了，那種恐懼折磨得他發狂。
「我真的受不了了。
19個小時過去了，我還在車裡等著，因為我經常和老闆、同事出去喝酒，不會太早回家。
我四處遊盪，等我最終回到家時，我感覺妻子和兒子都有點疑惑。
我感覺好羞愧，我再也沒有工資能給他們了。」
於是在「發薪日」這天，教広表現得一如往常，西裝革履，他吻別妻子，坐上了一列火車，從此人間蒸發。
他沒有留下任何話，也沒有留下任何紙條，他的家人都以為他走進自殺森林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沒有死，比起真實的死亡，他選擇了「社會性自殺」。
不再回到原來的生活中，不再回到原來的身份，化名住在一個沒人關心的小房子里，抽煙酗酒，就這樣一直到生命的盡頭。
「我不想讓我的家人看到我這副德行，看看我吧，我看起來什麼都不是，我就是什麼都不是。」
從失業後無法承受失敗恐懼的中年男人、失戀後無法承受情傷陰影的年輕人、80年代的新婚夫婦到破產後選擇消失的建築工人…
無論他們的階級如何，處境如何，在遭受到打擊之後，他們都無一例外地選擇「消失」。
因為他們在當下那個位置里，已經無法再承受更多「恥辱」。
對恥辱的極端敏感，是日本消失文化的根源。
其實「消失」、「人間蒸發」現象在日本一直存在，只是沒那麼普遍，到了20世紀90年代才真正變得大規模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二戰後日本經濟漸漸恢復，80年代更是蓬勃發展，人們有錢投資房子、投資公司，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可90年代初經濟危機爆發，泡沫爆破，日本經濟一下子大倒退，很多人都負債纍纍。
從天堂瞬間跌落地獄，隨之跌落的還有日本人的自尊，他們無法擺脫經濟上的壓力，更無法擺脫成為一個「失敗者」帶來的恥感。
面對絕境，他們覺得人生只剩下了兩種選擇，不是自殺就是永遠消失。
很多人選擇了自殺，也有很多人選擇了人間蒸發，逃離父母，逃離社會，放逐自己，有人稱之為一種慢性自殺。
日本的自殺率居高不下，近年來「人間蒸發」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有專門研究日本「人間蒸發」現象的記者說：
「日本每年約有10萬人『蒸發』。」
在這種形勢下，關於人間蒸發的書籍、出版物、報道甚至是教程應運而生。
書籍教你該如何消失，還有專門幫助人「夜間搬家」、一夜之間消失的搬家公司。
工作或學校出了問題、身上背了債務、精神方面的疾病、家庭暴力、其他糾紛，甚至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人們都可能選擇從此消失。
像家暴受害者逃離虐待環境這樣「消失」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很多失蹤者的家人來說，失蹤者毫無徵兆的消失，給家人帶來了莫大的痛苦。
因為日本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非常嚴密，這讓尋找「主動消失的人」變得很難。
一般來說，如果沒有明顯的自殺、犯罪或事故風險，警方不會積極介入這類成年人自願離開的案件。
所以家人只能找民間的偵探事務所，而這需要花費很大的價錢，而且還不能保證一定會成功。
因為日本有保護個人數據的法律，比如有一位父親，他的兒子消失三年了。
銀行對賬單顯示有人（很可能是他兒子）一直在從這家銀行取錢，這是一條尋找兒子的重要線索，但在詢問銀行是否能夠查看ATM監控錄像時，他們拒絕了。
他們說這是個人信息，必須保密。
同理，兒子的手機運營商出於隱私保護，也無法分享他的GPS坐標。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日本允許人們有「消失」的權利。
但社會無法接受「消失的人們」。
因為這種逃避在日本社會看來，本身也是一種恥辱。
有父母會全力尋找消失的子女，但也有家人會以此為恥，就算有親人消失了，也秉持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原則，不會多說，更不會向警方上報失蹤。
有記者說：
「在日本，『失蹤』被認為是應該迴避的話題，和自殺一樣，留下來的人都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親人當中有人『失蹤』了，在社會上會很沒面子，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
但這種家庭、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顯然會更加劇人們對「消失」的渴望。
無論是消失人群的增多，還是自殺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0%，這些都足以證明：很多日本人無時無刻不被恥辱感壓迫著。
而消失，對很多人來說，就是找到某種自由。
哪怕這種自由在社會眼中被定義為「失敗」，也比萬種束縛在身時要輕鬆一點。
你如何看待「人間蒸發」這種現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