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大隅良典曾對中國科學家這樣說

「

北京時間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以獎勵他在闡明細胞自噬分子機制和生理功能上的開拓性研究。同時，記者了解到，大隅先生在推動中日交流合作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2013年10月，來華交流的大隅良典在安徽省歙縣參觀留影。左起分別為張宏、大隅良典、大隅夫人、大隅弟子吉森保。圖片由張 宏提供

10月8日下午，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自噬》雜誌副主編張宏收到他的同道及好友——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分子細胞學教授大隅良典的郵件。

大隅教授寫道：「親愛的宏，謝謝你的真摯祝賀。我最近極忙，甚至沒有時間坐下查看郵件，先發這封簡單信感謝你，我會儘快再寫信給你。」

其實，張宏的祝賀郵件4日一大早就已發出。

打開細胞自噬研究大門接到獲獎電話時，大隅良典表現得很淡然：「我感到意外，我還在實驗室里。」今年71歲的他成為日本第23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以及日本第6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專家。

「大隅教授的貢獻是促進了人們對自噬機制的理解。」張宏介紹，當細胞受到挑戰，如缺少營養、能量匱乏時，會形成一種雙層膜的結構，包裹自己的一部分，送到溶酶體里降解掉，以維持細胞存活和功能。在正常生理情況下，自噬起到細胞內清道夫的功能，以維持細胞穩態平衡。自噬參與組織、器官和個體的生長、發育、衰老和死亡的各個階段，自噬異常則與人類神經退行性疾病、糖尿病、腫瘤等疾病的發生髮展密切相關。

上世紀60年代，人們發現了細胞自噬現象，但對它發生的具體過程知之甚少，如雙層膜結構是怎樣產生的等很多問題並沒有答案。「直到90年代，大隅良典建立了以酵母為工具研究自噬的模型，通過遺傳學方法，找到了參與自噬過程的基因，並闡明了這些基因在自噬中的具體功能，奠定了人們對自噬分子機制理解的基礎。」張宏說。

「沒有大隅教授的基礎探索，後來所有人的工作都無從談起。」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俞立教授解釋，因為只有在明確自噬基因後，才能有選擇地觀察疾病進展，如去掉小鼠神經系統的自噬基因，發現小鼠表現神經退行性降解的癥狀。「自噬領域研究發展相當快，但一切只是剛剛開始。大隅教授給我們開了一扇門，門背後有太多複雜的現象等著我們去探索。」

張宏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這次頒獎表明自噬是極其重要的研究領域，目前我們所知的僅是冰山一角，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自噬在生理髮育以及致病過程中的作用。」張宏介紹，關於自噬的基礎研究在臨床應用方面，不少報道過於樂觀。事實上，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酵母和體外培養的細胞系，對多細胞生物生命過程中自噬的發生、調控和功能研究尚十分有限，對自噬參與人類相關疾病的發生髮展機制的了解還非常匱乏。

致力促進中日學術交流「我國的自噬研究起步晚，但發展快。我們在自噬的分子機制、基因鑒定和生理功能方面做了很多傑出的工作，不少學者受邀參與國際學術大會並出任主席。」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陳佺教授致力於線粒體選擇性自噬研究。他介紹，我國的自噬研究貢獻突出且具有特色。如張宏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建立了可用於遺傳篩選的研究多細胞生物自噬的線蟲模型，並用該體系找到了很多在酵母中不存在但在包括人類的多細胞生物中特異存在的新的自噬基因，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多細胞生物自噬的了解；俞立教授的研究團隊致力於自噬溶酶體的再生過程研究，弄清了自噬結束和溶酶體再生過程的具體情況；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陳曄光教授關注的自噬信號傳導，浙江大學基礎醫學系劉偉教授探究的自噬分子機制等……眾多學者的成果得到國際同行的高度認可。

在陳佺看來，我國能取得這樣的進步，除了國家科研投入增加，優惠政策吸引優秀人才，鼓勵培養年輕人才外，學術團隊之間積極進行交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大隅先生在推動中日的交流合作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由大隅良典組織的領域內最高規格的國際自噬研討會，去年3月特意安排在中國黃山召開，由張宏擔任大會主席。大隅先生還與張宏共同組織了中日自噬研討會，先後在西安、東京、敦煌、北京等地召開，目前已舉辦了4屆。

通過密切的學術交流，大隅良典與我國自噬領域的多位專家成為好友。張宏和俞立都是2009年在國際自噬大會上與大隅良典相識。「他一直跟我說，因為歷史原因，中日更需要交流，科學界應該帶頭。」張宏說。

鼓勵科學家「坐下來」同行曾預言大隅教授會獲得諾貝爾獎。而大隅回答說，他的工作已獲得足夠多的榮譽，個人不需要獎項來襯托。但如果得獎，倒是可以呼籲大家重視基礎研究領域。大隅曾向張宏坦言，他擔憂日本的基礎科學，現在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學生物了，都希望做一些更賺錢的工作。

在張宏看來，大隅擔心的問題在中國也存在，所以發郵件除了賀喜外，他們還要討論如何推動基礎科研的問題。「我們不能被轉化研究帶來的小利潤迷惑。基礎科研如果短腿，科學就會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

俞立對此表示贊同：「我們需要向日本學習的，是他們長期對基礎科研進行投入。近年日本科學家屢屢獲獎，這歸功於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政府對基礎科研的投入，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俞立建議，科研評價體系要給予科學家更多選擇，如疾病診斷等研究適合為大型團隊項目提供支持，但前沿探索領域則應該給科學家個人更多支持。作為中國科學院「第一批百人計劃」的學者陳佺表示，基礎研究與工程或應用類研究不一樣，要充分尊重科學家的創造性，而科學家則不能為功利的思想所左右。

文/健康報記者 王瀟雨 譚嘉

圖/源自網路

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點擊下方「閱讀原文」自助獲取轉載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