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美麗總是令人憂愁，然而還受用

1949年大決戰過後，蔣介石敗退台灣，風雲已定，一個新的時代與國家即將在世人的矚目下誕生。

人人啟窗翹首之際，沈從文卻在家中悶頭喝掉照明用的煤油，拿起剃刀劃破脖頸，緊接著又劃破手腕的兩道脈管，赴死之心決絕慘烈。但因為恰好妻子張兆和與堂弟回家及時發現，立刻將其送醫搶救。

沈從文活了下來。

普魯塔克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忒修斯之船」問題：

沈從文這一艘船，在易代之際的洪流中，船體被強制拆解重組，零件被反覆更替。自知已無法遠航的他選擇自沉海底，卻依舊被打撈起，擱在了淺淺的沙色土地。

活下來的沈從文，還是當初的沈從文嗎？

01

湘西人沈從文

沈從文是湘西人，他的著名小說《邊城》，僅僅七萬字就描繪出了作家眼中的湘西世界。像一首悠悠長詩，又像一幅緩緩展開的畫卷，小鎮茶峒在沈從文的筆下如同世外桃源：

「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

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沈從文，在1949年之前留下了大批寶貴的文學財富，被譽為是「文學天才」。李健吾說沈從文「他所有的人物全部可愛」，司馬長風認為《邊城》是「古今中外最別緻的一部小說」，文藝理論家朱光潛則稱「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只有從文和老舍。」

沈從文的前半生是中國文藝界的一縷新光，照亮的不僅是文壇，更是一種自由的觀念。

導演侯孝賢在陷入創作困境時朱天文送給他一本《從文自傳》，說「讀了就知道怎麼拍電影了」。

後來侯孝賢在訪談中一遍又一遍地提沈從文的名字，又影響了當時還在北京電影學院旁聽的文藝青年賈樟柯。賈樟柯好奇，便找沈從文的書來讀。所以在後來的《站台》、《三峽好人》中，總是能看到沈從文的影子。

曾獲得過世界最高建築獎的哈佛大學教授王澍，曾經按照沈從文寫的《湘行散記》的路線一路走下去，這一走就是好幾個月。王澍說，我首先是一個文人，然後才是建築師。建造一個世界，首先取決於人對這個世界的態度。

一位作家對另一位作家的影響，大多是詞句、意向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一種「小影響」；

而一位作家如果能影響甚至改變另一位作家、一位導演甚至一位建築師、一個普通行走的人的思想，那麼這種影響就是「大影響」。

湘西人沈從文，就是這樣一個有「大影響」的作家。

沈從文沒有接受過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二十歲以前的他長期在江西的小碼頭流浪，有人說他是中國的馬克·吐溫，也有人說他是「在人間」的高爾基。

沈從文的作品中總是淳樸與野性兼具，沒有所謂的「書生氣」。他不是接受高等語文教育的精英，卻是真正的生活的觀察記錄者。

沈從文常說：我可是鄉下人啊。

02

北京人沈從文

沈從文不是北京人，卻是地道的「京派作家」。

沈與北京的羈緣，如同一場慘烈糾葛的戀情。北京給了他一生中最閃耀的光環與溫暖，也讓他受盡了難言的委屈和磨難。

1922年，把夢想疊入背包投奔北京的湘西青年沈從文，夾著鋪蓋站在北京前門車站，對這座古老又現代的城市發出錚錚誓言：

「我是來征服你的。」

二十世紀以來，湧入北京的外省知識分子不勝枚舉，在踏出車站的那一刻，沒有人知道他們未來的軌跡。

那時候的北京叫北平。

北平是一座全新的城，一個生疏的世界。

北平的冬天總是飄著鵝毛大雪，沈從文穿不起棉襖，也生不起火爐。他縮在湖南會館中彈盡糧絕，走投無路下用凍僵的雙手給身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們寫信求助。

在收到信的作家中，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郁達夫一眼相中沈從文的才華，冒著大雪來到了這個素未謀面的文學青年面前，眼前的景象讓他心酸不已：

天寒地凍，沈從文只穿了兩件夾衣，在發霉的小屋中用被子裹住雙腿，凍得瑟瑟發抖，仍舊伏在桌上不停地寫稿。

郁達夫當即解下了自己的圍巾，拍掉上面的雪花，裹在沈從文身上。隨後又領他出去吃了一頓熱飯，並把剩下的錢都塞給了他。吃完飯，沈從文一回到住處，就趴在桌上哭了起來。

這件事，沈從文記了一輩子。

郁達夫（左）與沈從文（右）

半個多世紀後，七十多歲的沈從文在接受郁達夫的侄女郁風采訪時，仍舊激動地說：「後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來的錢都送給我了。那時候的五塊錢啊！」

從初來入住的前門外楊梅竹斜街61號湖南酉西會館，到最終辭世於崇文門東大街22號寓所，沈從文在北平度過了大半生的時間，經歷了這座城市的歷史沉浮變遷。

而他的文學之路，也與這座交匯了傳統與現代的城市息息相關，形成了一場個人與時代意味深長的對話。

03

痴心人沈從文

沈從文筆下眾多女主人公幾乎都是「模樣清秀，皮膚黝黑」，比如《邊城》中的翠翠就是如此。這些女主人公都一個共同的原型，就是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

那個被編號為「癩蛤蟆13號」的鄉下人沈從文，在北大任教時愛上了自己的學生——樣貌清麗、天鵝般優雅的張家才女張兆和，由此展開了四年的苦苦追求。

張兆和煩惱於源源不斷的情書，向當時的北大校長鬍適求助。沒想到胡適聞之一笑稱：「他非常頑固地愛你。」並且要給張兆和、沈從文二人做媒。張兆和沒想到校長的態度是這般，只得回敬一句：「我非常頑固地不愛他。」

沈從文與張兆和

二人最終結緣，除了沈從文幾年來年痴心不改，也要得益於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的成人之美。終於，在沈從文發了一封「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的電報後，張兆和如暗號般回復了一句：「沈從文鄉下人喝杯甜酒吧。」，搞得電報員雲里霧裡，二人才定下了親事。

有人稱讚其愛情無界限，有人羨艷其痴心終逆襲。事實上，二人的結合不能算是佳話，也稱不上是美談。

一段一開始就不對等的親密關係，很難在往後漫長的日子裡保持平衡。

沈從文害怕張兆和離開，從二人在一起之後這種擔憂就沒有消失過。晚年沈從文熱衷寫信，在寄給友人的信件中，總是多多少少透露出「害怕三三（沈對張的愛稱）離開」的情緒。

他們幾乎一同走完了一生的路，她始終沒有離開過他，他的內心卻永遠惶惶然。

直到後來沈從文辭世，張兆和在整理其遺稿時才真正地、慢慢地地走進沈的內心。然而斯人已去，張兆和只能在她《沈從文家書》 的後記中寫道：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的遺稿的現在。

過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

04

單獨人沈從文

建國前夕，沈從文兩度自殺，自殺未遂後不得已進入精神病院療養。出院後的沈從文知道，自己已經不能再寫小說了。

問一個人為什麼要死，與問一個人為什麼活著一樣，並沒有清楚的答案。

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只是政權的更替，更是時代的分界，何去何從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1948年，郭沫若撰文抨擊沈從文是「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沈從文從廣受矚目的「文學天才」，跌落為備受指責的「反動文人」。

讓他憂懼的並不是單純的指責，而是指責背後整個時代趨勢的威脅。郭沫若在建國後被尊為文壇泰斗如日中天，沈從文的日子可想而知。

1949年8月，沈從文被趕下北大的講壇，從此封筆告別文壇，去歷史博物館當了講解員。博物館人人都有辦公室，唯獨沈從文沒有。

建國後與沈從文來往的文人，幾乎只剩下了他的老友巴金和學生汪曾祺。五十年代浩劫時期，沈從文更是被派去打掃天安門的男女廁所。

後來沈從文在接受採訪時稱：「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我把廁所掃得可乾淨了。」記者心疼地說：「沈老，委屈你了。」

沒想到80餘歲的沈從文聽罷竟像幼童抱母親一樣抱住記者哭了起來，妻子張兆和在身後輕輕地拍撫他的背，像哄一個被奪走心愛玩具的孩子。

「美麗總是令人憂愁，然而還受用。」

1950年，沈從文的弟弟沈荃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時期，沈從文最喜歡的妹妹沈岳萌生生餓死。沈從文捏著這一連串燒紅了的記憶，「除了沉默，還是沉默」。

每當博物館關門時，沈從文便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著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生命實完全的單獨」。

05

普通人沈從文

儘管體味過天地不仁、人心險惡，沈從文卻並沒有變得冷漠麻木，雖不再寫小說，卻一心研究雜文物，並寫出了對業界貢獻極大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稱為「前無古人的巨作」，「優秀到幾乎讓人忘掉他曾是一位小說家」。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作者：沈從文

晚年的沈從文把收到的《沈從文文集》9000元稿費拿出，又添了一千湊足一萬元，捐贈給家鄉湘西鳳凰文昌閣小學，希望為孩子們擴建學堂，稱自己「離開家鄉多年，實在毫無什麼貢獻，生平又並不積錢……希望不要在任何報刊上宣傳，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煩。」

後來學校用這筆錢建造起了一個圖書館，並請沈從文題寫匾額「從文藏書樓」幾字。沈從文堅決反對用自己名字命名，只寫下了「藏書樓」三字。

後來聽說《沈從文傳》的編撰者凌宇準備籌備一個國際上的「沈從文研究」學術研討會，已經好幾年無法寫字的沈從文費勁地提起筆，前後親自寫了三封信全力阻止。

「我只是個普通人。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只能在風雨飄搖中，活到如今，不至於倒下。」

「你不要以為內寫了幾個小冊子，成為名人，就忘了社會。社會既不然我露面，是應當的，總有道理的……」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了最後一句話：「三姐，我對不起你。」

沈從文去世後，張兆和的四妹張充和為他題寫誄詞：

不折不逆，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從文先生的墓地在貫穿鳳凰城的沱江下游右岸的一座微峭的山崖之上，沒有高聳的墓碑，也沒有華麗的墓地，有的只是一塊肅穆的岩石。

先生的一半骨灰埋入泥土，另一半骨灰撒在沱江之中，上游水壩建成，沱江也不再洶湧。

沈從文墓地的石碑上面刻著沈從文的手跡：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與他骨灰一同歸貼近湘西山水的，是張兆和攢了四年的花瓣。

那一年張兆和站在鳳凰城的虹橋上，看著兒子與孫女乘舟而下撒下花瓣，小船後漂起一道美麗的花帶。

也許個人的痛苦，終究比不上時代的麻木。那麼「在力量強大的社會、時代面前，柔弱的個人能夠做什麼？」

文革時期，沈從文無論被下放到哪裡，都會把文物歷史資料隨身帶著，見縫插針地學習研究。哪怕被派去掃廁所，他也儘力將廁所掃得一塵不染，就像擦拭一件名貴的青銅文物。

《沈從文的後半生》的作者張新穎曾說，遭遇苦痛，多數人都會憤怒。施加於外，就是還擊；加諸自身，就是自暴自棄。但沈從文不是這樣，他是隱忍承受，並將之轉化成愛和悲憫。

晚年時期沈從文參加高校的博物展覽，穿著一雙布鞋笑眯眯地走進北京的校園。保安不認得他，但覺得「這個老頭看上去挺好的」，便沒有攔他。

那位歷盡滄桑、穿著布鞋在北京悠悠慢走的和善老人，和當年拖著行李要「征服」北京的文學青年，還是同一個人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

沈從文留給後人的，除了寶貴的文學財富，更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

這種「向善」，是接觸到了另一種人生，從這樣的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於「生命」的理解，更加多了一層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