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諾貝爾文學獎女掌門：諾獎評選為何保密
騰訊文化 張璐詩 發自瑞典斯德哥爾摩
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莎拉丹紐爾 圖片由瑞典學院提供
瑞典學院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機構。作為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每年10月，莎拉·丹紐爾（Sara Danius）都會宣布當年該獎得主的名字，並作為瑞典學院惟一發言人，接受媒體採訪。從18世紀瑞典學院創辦以來，54歲的她是首位擔任此最高職位的女性。她也因此自動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5位成員之一。
莎拉·丹紐爾專長於現代文學與審美學研究，目前是瑞典兩所大學的審美學與文學系教授。1986年從斯德哥爾摩大學畢業後，她開始為瑞典日報「Dagens Nyheter」撰寫書評，並先後到英國和美國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她曾發表了大量論文，通過研究對比普魯斯特、福樓拜、喬伊斯等人的作品，分析文學與社會的關係。2013年，莎拉·丹紐爾成為瑞典學院院士。兩年後，她成為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彼得·恩格隆德的接班人。
2016年9月8日上午，莎拉·丹紐爾將騰訊文化作者迎進她的辦公室。這裡面向一個小廣場，空間寬敞。在她辦公桌的對面，就擺著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贈的古鐘。後者在1786年創辦了瑞典學院。在採訪的一個多小時里，每隔半小時，古鐘就會傳出響亮的金屬報時聲。
就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前，莎拉·丹紐爾被診斷患了癌症。今年上半年她曾經離休，在家養病，到5月才重回崗位。當被問及身體狀況時，莎拉·丹紐爾笑著回答：「現在挺好的。」不過，在接受騰訊文化專訪時，她對每一個有關在世作家的問題都不予置評，並表示抱歉：「我的身份實在太敏感了。」
不過，她認真點評了已故作家。她說，自己最喜歡卡爾維諾。後者本來很有希望獲諾獎，可惜太早去世。她也表示，在今天，諾獎最明顯的影響是，讓某位作家在一夜之間變成暢銷書作家，在全世界聞名。2015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本文為騰訊文化與莎拉·丹紐爾對話的第一部分。
卡爾維諾要不是去世這麼突然，幾乎肯定能拿諾獎
卡爾維諾
騰訊文化：你的母親安娜·瓦爾格倫也是一位有名的小說家。你還記得自己是怎麼喜歡上文學的嗎？
莎拉·丹紐爾：我小時候先是跟我母親生活，後來跟我父親生活。可惜父親20年前已經去世了。他從前在高中教瑞典語言和歷史，會講很多種語言。他們兩人都是人文主義者，對我的影響都很深。
騰訊文化：你對現代文學的特別興趣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莎拉·丹紐爾：這跟我在大學裡受的教育很有關係。我先是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拿了學士學位，然後到英格蘭諾丁漢大學拿了批評理論的碩士，再到美國北卡羅萊納杜克大學讀博，由此，我決定集中精力，研究技術發展和審美學之間的關係。
「現代派」就是以反對技術發明與其「先進性」為本的，因此我決定去研究一下現代派與技術之間的關聯，看這兩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對抗到底。事實上，並不是的。即使是站在現代派制高點的人物，如托馬斯·曼、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也不是這樣。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所有人在文法、文風的使用技巧上，多少都受技術發明影響。托馬斯·曼提到過X線，普魯斯特則對物理速度、對技術發明十分感興趣——這是出乎許多讀者意料的。普魯斯特對運用技術的感覺尤其有興趣，他研究大屏幕電影、攝影術、留聲機。
但我不止試圖記錄這些事實，還會去探索和呈現技術是如何影響這三位作家的風格的。
騰訊文化：在閱讀一部小說的過程中，你最注重什麼？
莎拉·丹紐爾：我是很注重細節的人，而我最關注的是一部作品的大主題是不是與小說的各種細節描述相符。今天的很多作家，都對當今的技術發展做出了描述。
當然，與一個世紀前相比，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不知是怎麼回事，這些高端的現代派小說都被看作是審美自主性（註：aesthetic autonomy，西方現代美學的重要特徵，與個體性關聯，將審美從周圍世界獨立出來）的產物。而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恰恰希望傳遞這樣的信息：要讀懂這些文學風格，光是盯著審美自主性是不夠的——所有的寫作風格，都刻有我們社會發展，尤其是技術發展的印記。
騰訊文化：在那三位作家之後，沿著同一條線索下來，當代有哪些你比較關注的作家？
莎拉·丹紐爾：我實在不能這麼做。我是瑞典學院的一員，也是18位遴選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和得主的委員會的成員。對於這類討論，我必須十分謹慎。
騰訊文化：不在世的呢？
莎拉·丹紐爾：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是卡爾維諾。可惜他年紀輕輕就去世了，才六十多歲，而且去世得很突然。要不是去世這麼突然，他就幾乎肯定能拿到諾貝爾獎了。
另外，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和義大利女作家娜塔利婭·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都很棒。還有一位是法國女作家娜塔麗·薩洛特，我個人認為，1985年那一屆的諾獎應該她拿獎，而不是克洛德·西蒙。她是法國「新小說」寫作的先鋒，在1930年代已經執筆寫下了新小說宣言，可是她的文學地位直到現在才被承認。
娜塔麗·薩洛特
「偶爾，我們會從5人候選名單中臨時撤換某一位作家」
莎拉·丹紐爾宣布2015年諾獎得主時情景 圖片由瑞典學院提供
騰訊文化：在瑞典學院230年的歷史上，你是第一位當選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的女性。你認為這是瑞典學院（關於性別平等）的一個宣言嗎？
莎拉·丹紐爾：不一定。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我當選常務秘書長一職，是因為我在學術和文學批評領域的專業實力，而不是因為我的性別。當然，我很感謝他們給了我這麼一份好工作，也感謝他們給我的自信心。
當時學院開了好幾次會，討論誰應該接前一任常務秘書長彼得·恩格隆德的班。最終決定宣布以後，在場的幾位年長的男性前輩走過來祝賀我：「這真是太好了，我們現在看到了瑞典學院的新紀元。」人們當然意識到這個決定的象徵意義，但這並不是選擇我的原因。他們覺得我是合適這份工作的人。
話說回來，因為性別平等的需求而提拔女性員工，在當前並不罕見。
騰訊文化：作為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會同時自動加入五位成員組成的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其中，你的角色和職能是什麼？
莎拉·丹紐爾：在諾獎委員會的五位成員中，我並不是普通成員，但與其他成員比，我並不享有特權。不過，在每個夏季結束前，所有普通成員都需要完成一份長篇論文報告，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討論會上做口頭闡述。對我沒有這個要求。
我的聲音跟其他所有人一樣重要，我們每個人對評選名單有同等的影響力。所謂「常務秘書長」的真正涵義，是在官方活動中擔當瑞典學院的發言人，代表學院與公眾見面。我每做一個重要決定，都要先向學院請示，聽取學院的意見。
騰訊文化：與世界其他重要文學獎，比如英國布克小說獎相比，諾貝爾文學獎的透明度似乎不高，從不向公眾公布候選人名單。能透露你一年裡平均要讀多少本書嗎？
莎拉·丹紐爾：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成員在全年的時間裡隨時碰面。每年1月，我們先接收所有來自世界各地合作機構和個人推薦的作家和圖書。曾經的諾獎得主、不同地區的筆會、作家協會、學院機構都可以推薦。推薦方和他們的推薦名單都需要符合一定的篩選標準。這些機構分布世界各地，有各所非洲的大學、亞洲國家的筆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的網撒得越開越好。
每一年，我們收到的推薦名單數量都不同。打個比方，如果有大概300人的名單，我們會一個個看是否符合評選標準，也許先篩掉50人。在此名單基礎上，諾獎委員會再加上我們自己心水的選擇，最終仍然得到大概300人的名單。
下一步，諾獎委員會需要在4月篩選出25人的初選名單。5月底，我們將得出一個5人名單，並遞交學院過目，以確認該名單沒有問題。偶爾，我們會臨時撤換某一位作家——這種情況不常見，但有可能發生。
接著，18位瑞典學院院士開始「休假」，學院關閉三周。所有院士在這三周之內不再碰面，各自回家啃書。他們要讀的，是這5位候選作家所寫過的所有書。這就是我們的「暑假」。
瑞典學院一點都不保守
諾獎創辦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遺囑的第一頁
騰訊文化：諾獎不公布候選人名單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莎拉·丹紐爾：指定我們如何工作的，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遺囑中，他要求評獎過程要保密。
我們都知道，諾貝爾分設了5個獎項。他在提到文學獎時，只留下了這麼一句話，它是瑞典語，翻譯成英文，就是「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但對照瑞典語的原文，其實我們不確定其中的關鍵詞到底指的是「理想化的、理想主義的」（idealistic），還是「完美的、理想的」（ideal）。不過諾貝爾認為，作家的寫作方向必須符合這一點。
我們能夠參照的評獎標準只有這個。諾貝爾並沒有限制年齡、國籍、種族。這是一個開放的句子。我認為，幸虧這是一個開放的句子。
騰訊文化：評獎過程那麼保密，諾獎博彩是怎麼回事？有時猜得還挺接近的。
莎拉·丹紐爾：那大概是從10年前開始的，我不是太熟悉。但我所知道的是，主要是英國的幾個博彩公司，將過去一年裡的候選名單加到當前這一年的候選人名單中，然後進行他們自己的觀察，所以當然不是空穴來風。（註：當過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長的霍拉斯·恩格道爾曾說，自己「強烈懷疑內部有人泄密」。）
騰訊文化：每位諾獎委員會的成員都有自己的標準。自從加入諾獎委員會，你有無意識到自己為原有的圈子增加了新視角？
莎拉·丹紐爾：倒也不明顯。這是我第三屆參與諾獎評選。記得我第一次看到諾獎候選人名單時，心裡驚嘆了一下。
很多人認為瑞典學院口味保守，但我看到這些名單的時候，一點都不覺得保守。
騰訊文化：在今天，你認為諾獎評選的意義是什麼？
莎拉·丹紐爾：諾獎最明顯的影響是，讓某位作家在一夜之間變成暢銷書作家，在全世界聞名，即使他此前默默無聞。
一個極好的範例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她的書一下賣了200萬本，這太了不起了。她與成千上萬人見面，在聊家常間挖掘出這麼多不為人知的歷史，而且能讓當事人對她推心置腹。如今，一直罕為人知的前蘇聯歷史、俄羅斯人民的苦難，包括我們以前從不知道的、百萬俄羅斯女性志願加入二戰的史詩，全都曬在了日光之下。
獲諾獎後，阿列克謝耶維奇受邀赴世界各地參加活動。圖為參加上海書展時的阿列克謝耶維奇
騰訊文化：這樣說來，你們是會考慮到政治因素的？
莎拉·丹紐爾：我希望她（阿列克謝耶維奇）從此過得容易一些。至於說諾獎是否能夠影響政治氣候，我持悲觀態度。但這也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工作是避開政治因素。我們惟一關注的是文學水準。
騰訊文化：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在遴選的過程中，到底有沒有將政治因素納入考慮範圍呢？
莎拉·丹紐爾：就算如此，（考慮政治因素）也是遠遠不夠的。跟只看一本書的布克小說獎不同，我們著眼的是每一位作家從開始出版至今的一輩子著作（當然，也有個別作家在五十來歲還年輕時就得諾獎）。在讀過一位作家所有的著作以後，你才能獲得對他立體而具體的印象，充分了解他的個性，從其作品風格、形式、他如何從歷年的作品中發展自己的寫作主題等方面，去系統分析他。
再以阿列克謝耶維奇為例。她成功地發明了一種新型的「亞類型」（sub-genre）文學，將紀實文學轉變成了另一種可能。她的寫作極其深刻，會三番四次地回到同一個人物身上，從而建立起令人信服的世界。她最感興趣的並不是曾經發生過什麼，而是置身事件當中到底是什麼感覺。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阿列克謝耶維奇向我們提供的，確實是鮮為人知的歷史碎片；但假如從文學的角度去考量，這遠遠不夠。她的突破是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如果看過她的手稿，你就會了解她在整理採訪資料時有多認真。她進行內容篩選，保留最核心的「感受」。她一遍一遍不斷地梳理、「沖洗」素材，直到將所有的重要細節都提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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