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文明衝突的地方也是文明對話最可能展開的地方

宗教信仰是人的一種心靈追求，但它又不僅僅是信仰。宗教有社團，就有現實社會政治存在，由於其中各自的政治經濟利益訴求，不同民族宗教往往因此深陷矛盾衝突之中。世界宗教與國際政治如何互相牽涉？各大宗教與世界文明的發展又有著什麼關係？中國的宗教學應該如何發展？

近日，受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慶60周年之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以「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宗教學問題」為題，對上述問題作出一一剖析。

卓新平

「文明衝突的地方也是文明對話最可能展開的地方」

「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在今天世界各國社會中越加凸顯，宗教發展的政治意義開始引人注目，從前的意識形態分歧已不是今天的著重點，不同宗教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應該予以強調。 」

卓新平表示，有必要對當今世界宗教現狀加以了解，對相關宗教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從中可以正確認識中國現狀，為科學發展宗教學提供借鑒和啟迪。

20世紀初，西方出現文明發展與衰落的理論。施本格勒以《西方的衰落》對西方文明的危機提出警醒，湯因比則在《歷史研究》中以漲潮、落潮來描述二十餘種人類文明的消長起伏，亨廷頓的八大「文化圈」理論則論述了消長起伏後留下的以基督教、儒教、神道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為核心的五大文明，加之新湧現的三種文明，形成了今天的八大文化圈，而每一文化圈都有相應的宗教作為其核心價值觀或文化象徵，如西方以基督教，中國以儒教，日本以神道教，阿拉伯、波斯以伊斯蘭教，南亞以印度教，斯拉夫以東正教，拉美以天主教，而非洲基督教、伊斯蘭教和本土宗教則正處於博弈當中。

卓新平指出，在這種關係中，宗教既與文明衝突相關聯，但也是文明對話的最直接參与者。

「在亨廷頓看來，所謂『文明的衝突』容易在不同文化圈的相交地帶出現，而這種地方也是文明對話最容易展開的地方。亨廷頓八大『文化圈』理論一度受到冷遇，因為在全球化的處境中，這種『文化圈』的區分僅有相對意義，文化交流或滲透早已突破了文化圈之界。但2001年美國紐約、華盛頓等地發生的「9.11」事件，2005年7月倫敦地鐵爆炸案，2015年「11.13」巴黎暴恐襲擊, 2016年3月22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機場和地鐵暴恐襲擊， 7月14日晚法國尼斯恐襲國慶群眾，7月中下旬德國暴恐襲擊，9月美國紐約市區爆炸事件等，使人們感到衝突重起。這些暴恐的直接後果就是西方民眾開始質疑甚至指責其政府的難民政策，並從對政治衝突之『冷戰』的熱議發展為對於文明衝突的熱議，亨廷頓等人關於『文明衝突』的理論再度成為西方政治的文化戰略依據。」

卓新平表示：「現在很多問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沒有想到的，但在我們的時代卻正在發生，而且這裡面就包含著重要的宗教、民族因素。同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因不同的經濟、民族利益而導致衝突，使得以往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分歧為之讓位，因此亨廷頓關於文明衝突已大於政治衝突之論則成為一個新的時代的審視，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但為何在亨廷頓的八大「文化圈」核心價值中不見佛教的蹤影？卓新平指出：「亨廷頓認為佛教在其發源地已經失去了其核心價值的地位，我們知道現在印度是以印度教為核心價值的，故而佛教的外傳只能作為『偉大的傳播性宗教』來理解，而不是作為其傳入文明中起著核心價值作用的宗教。這一點也提醒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雖然佛教在中國本土化比較好，已經較早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部分，但佛教本身在中國不能單獨承擔起反映其核心價值體系的作用，所以我們通常會以儒佛道共構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

重視宗教的文化影響力和社會動員力

當代世界宗教衝突都有其歷史根源，以目前為人關注的伊斯蘭教問題為例，卓新平認為，當代伊斯蘭教中出現的一些排外、封閉等偏激發展，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伊斯蘭教內部的所謂「原教旨主義」、保守主義、恐怖主義等極端思潮的出頭露面，實際上也與西方基督教大國的強勢不無關聯。「原本一些伊斯蘭教國家有自己的政治統治模式，但西方國家認為這是集權統治，不符合西方的民主標準，於是橫加干預。結果就發展為如今的現狀，不僅沒有把這些國家的矛盾解決，而且還引火燒身。今天世界所注目的所謂「伊斯蘭國」（IS）之所以產生那麼強大的影響，一是因為相關伊斯蘭教國家內部之間的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並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極端分子來參加所謂的聖戰，包括不少來自西方國家的人都在支持；二是美軍佔領伊拉克後沒有處理好其民族宗教問題，此前薩達姆是作為少數派的遜尼派來控制著什葉派占多數的伊拉克，但薩達姆被幹掉後，這種局面被打破，伊拉克出現什葉派佔上風的情況，而原來伊拉克軍隊中的部分遜尼派成員遂成了所謂伊斯蘭國的主要力量之一，並形成與外部世界的複雜聯繫，加之大國的干涉，導致當前的亂局。」由此可見，政治軍事戰略如果缺乏文化戰略的思考，很難達到其預設效果。

伴隨這些矛盾衝突，宗教與民族、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也明顯出現了一系列重組。伊斯蘭教成為中東、南亞等地區人們抵制西方思想文化滲透的有效工具，而西方大量穆斯林移民甚至使伊斯蘭教在歐美等地區發展迅速，以致西方社會輿論驚呼，到2050年時伊斯蘭教可能會取代基督教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宗教。

2016年5月6日，薩迪克·汗（Sadiq Khan）成為倫敦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 由此說明西方政要的宗教背景已更加多元化。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國際主流雖然主張不同宗教的對話，但作為政治載體的宗教仍然有著競爭；世界和平共處的氛圍雖然有改善，但不同宗教在精神、政治及社會層面上的博弈也更為全面深入。

宗教比較與對話也有著歷史文化的關聯。以著名的香格里拉為例，折射出西方學者藉此闡釋西方基督教文化與藏傳佛教的親緣關係。卓新平談到：「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天主教東傳來到中國的一個重要起因，就是當時西方天主教聽說東方有個約翰王信奉景教，並傳說這位約翰王曾想幫助天主教收復聖地，但是底格里斯河漲水使其軍隊無法前進，故而並未實現這一目的。西方天主教派傳教士到中國的一大動力，就是欲讓約翰王信奉天主教正統。這是西方在中國元朝時派人傳播天主教的目的所在。此後，西方又傳說約翰王這支部派與成吉思汗發生矛盾，並被成吉思汗打敗而流落到藏區，形成了其宗教和藏傳佛教的混合。這種說法被後來的耶穌會及新教傳教士進一步演繹描述，而英國作家希爾頓所寫《消失的地平線》就基於此說，該小說描寫一架飛機緊急迫降到今天稱為香格里拉之地，從飛機下來的人發現那兒宗教和諧、自然生態良好，於是香格里拉就有了社會和平、宗教和諧之世外桃源的意思。西方的藏學家借這一中世紀傳說而發表文章闡釋公元8世紀到14世紀的這段歷史，提出藏傳佛教與他們基督教的親緣關係，表達西方文化對藏族、藏傳佛教的同情心理，形成了西方社會的一種輿論和民情。對於這一現象，我們就需要認真觀察和專門研究。」

就此，卓新平提出，「宗教的文化影響力、社會動員力都在加強。很多宗教不僅要擴大自己的地盤，而且要走出去影響世界。我們現在尚未把宗教看做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其實，我們更應該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傳統宗教，發揮其文化軟實力的作用。譬如曾經為台灣當局打壓的民間宗教『一貫道』，如今是台灣最大的傳統宗教之一，不僅以中華宗教文化之名在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而且還成為當前海峽兩岸重要統派的聲音之一。我們對這種發展也應該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

宗教學建設應從「險學」至「顯學」

1873年，馬克斯·繆勒的《宗教學導論》發表，由此使宗教研究慢慢脫離神學影響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20世紀初以來，我國學者陳垣、陳寅恪、湯用彤等人也開始以一種獨立、中立、客觀的立場來研究宗教，此乃宗教學方法的本真。自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關於「加強宗教問題的研究」批示以來，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全國高校及地方社科院自改革開放以來也相繼出現一批研究宗教的機構，這標誌著中國建制性的宗教學研究出現。

一直以來宗教學研究繼承並保持著上述前輩學者冷靜、客觀的態度，但社會認知並不完全如此認為，仍有人感到似乎研究宗教就是要堅決批判，否則就是回到了「宣教」立場，相關偏見仍有市場，從而干擾了學界宗教學科的順利發展。

卓新平表示：「宗教學仍需妥善處理好所面對的宗教信仰問題。有人指責宗教學就是為宗教『說好話』，其實質是『學術傳教』、『文化傳教』。這種指責混淆了研究宗教與信仰宗教的區別，宗教學科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科學性在此被歪曲。其結果是宗教研究的社會氛圍被惡化，宗教學的研究者也不得不面對忍辱負重、步履維艱的困境。就當前的現實需求而言，宗教學對於邊疆以及開放地區的文化建設是不可或缺的，對於警惕和有效防範境內外分裂勢力以民族、宗教方式對相關地區滲透、分裂也起到重要作用。從事民族宗教工作，應該具備必要的宗教學基本知識。」

受現實需要的影響，目前的中國宗教學探究側重實踐性、應用性，研究課題亦受政治局勢發展的引導。這當然是需要且必要的。但卓新平也進而指出：「這種『思想庫』、『智囊團』的功能雖然重要，卻不是宗教學學科體系的全部。宗教學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宗教學體制、體系的建設以及獨立發展還需要在現實關注外有所超越和超脫。宗教學作為學科發展，應重視並加強其學科自身的系統性、整體性、科學性。當下，宗教研究所和各個高校尚未形成體態完備的宗教社會學、宗教哲學、宗教心理學等宗教學的支撐學科，現在只是集中在宗教學的歷史研究和各宗教的專史研究，未把學科整體展開來系統研究。故此宗教學的建設和發展還需要靠學界持之以恆的努力，以及社會輿論的支持，將宗教學作為中華文化復興、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構成來理解。」（文/徐明徽 、李嬌）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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