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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貴族:喬治王時代英格蘭的瘋癲

約翰·查爾斯·沃洛普,1767年出生於英格蘭漢普郡的赫斯特本莊園,是第三代朴茨茅斯伯爵。在時人眼裡,沃洛普從小就是個笨孩子。老師喬治·奧斯汀發覺他學習遲鈍,且患有嚴重的口吃。多年以後,喬治的女兒簡·奧斯汀在一個舞會上遇見了沃洛普,倒覺得他還挺像個人樣,簡更厭惡的是他的蠢弟弟,在她看來,後者純粹是個無賴。沃洛普七歲開始念文法學校,整天哭哭啼啼,是全校的笑柄。不過他脾氣還不小。一次,他扯了十一歲的拜倫的耳朵,同樣不是省油的燈的拜倫拾起貝殼回擊,一擊未中卻把玻璃砸得粉碎。私底下,拜倫稱他為「傻瓜伯爵」。


1797年,沃洛普繼承了父親的頭銜。只是與頭銜相伴的財產、家政、地產都不歸他管,強勢的母親打點了一切,他本人,作為英格蘭最富有的地主,只分到了幾毛零花錢。此後不久,伯爵便經歷了一次和瑞士僕人的短暫外逃——其性質究竟是綁架還是私奔,尚不好說。僕人聲稱主人有雞姦自己的企圖。儘管這話頗不可信,但如果有人當真,朴茨茅斯伯爵就將面臨死刑。伯爵家人的介入讓此事「圓滿」收場。母親命令兒子今後只許待在床上,不然就把他關進瘋人院。1799年,在母親的安排下,伯爵和比自己年長十五歲的妻子結婚。妻子同樣扮演了母親的角色,無微不至地照顧著他。他們沒有性生活,伯爵把下面的事情作為性交的替代:他偷偷約見工人階級婦女,給她們錢,讓她們用小刀把他割出血來——他相信她們裙子底下藏著收集男人血液的臉盆。


除此之外,伯爵還對死亡有著病態的迷戀。當他知道自己手下工人的女兒即將死去,便堅持要去送終;他經常不請自來地出席一些葬禮,為陌生的死者當主祭;他還要求僕人把木頭扛在肩上,裝出抬棺材的樣子,他自己跟在後面唱讚美詩;他認識倫敦城裡所有的靈車司機,甚至定期拜訪殯儀人員詢問最近葬禮的安排。在戀屍癖這件事上,他不分高低貴賤,是個徹底的平等主義者。雖然朴茨茅斯伯爵經常受人欺侮,但也經常殘酷地捉弄別人:他有一把特製的斧子,專為砍牛頭之用;他喜歡用叉子固定住青蛙;他逼迫討厭的僕人喝混有瀉藥和芥末的啤酒。1798年,愛爾蘭起義爆發,朴茨茅斯伯爵只對自己將要少收租子的事情耿耿於懷,他渾然不知的是,自己作為外居地主的典型,已然成為了此後一個世紀革命的對象。


英國貴族:喬治王時代英格蘭的瘋癲



上面這些故事統統來自最近出版的一本名曰《審判漢普郡之王:喬治王時代英格蘭的瘋癲、秘密與背叛》(The Trials of the King of Hampshire: Madness, Secrecy and Betrayal in Georgian England)的著作,作者是伊麗莎白·福伊斯特(Elizabeth Foyster)。從書的標題便可知道,伯爵一生中最重要的大戲才剛剛拉開帷幕:伯爵滿心歡喜地迎來了第一任妻子的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則對他充滿鄙夷。僕人發現她和一個醫生通姦,而當他們盡享魚水之歡時,我們的伯爵竟在同一張床上睡著了。更有甚者,這名新太太還是個虐夫狂,她在枕頭底下藏了條鞭子,經常拿出來抽丈夫。她為伯爵生下了一個女兒,而幾乎可以斷定的是,孩子的生父是那個醫生。此時伯爵的哥哥牛頓按捺不住了,他覬覦弟弟的財產久矣,如今自稱為漢普郡之王的後者竟然有了合法的繼承人,牛頓便打算證明弟弟發了狂,使其婚姻和子嗣的繼承權變得無效。朴茨茅斯伯爵被帶到一個瘋狂委員會面前接受質詢,委員會認為他神志不清,剝奪了他對全部財產的控制權,只許他繼續在赫斯特本莊園居住。然而弔詭的是,牛頓疾病纏身,不多久就死了,第二任伯爵夫人則債務纏身,最後在加拿大潦倒而終,惟有沃洛普本人在莊園里一直活到了狄更斯的時代,享年八十六歲。


特里·伊格爾頓在評價這本書的時候說,要界定沃洛普究竟是古怪還是瘋狂確實不容易。他對錢和數字特別敏感,能夠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精通農耕,還恪守公共禮儀,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彿深受妄想症的困擾,不時行為瘋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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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丘吉爾(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畫家、演說家、作家、記者。


接下來要提到的這位英國貴族則與古怪或瘋癲毫無干涉。二十四歲的他已經參與過四場戰爭,出版了兩本著作:在古巴,他差點成了槍下鬼;在蘇丹,他是戰地記者;在印度,他與普什圖人拚命;這次,他來到了南非,作為《晨報》的通訊員,報道第二次布爾戰爭。他太想出名了。之前在印度的時候,他就騎著白馬駒子耍帥,只為惹人注意。他的名字叫溫斯頓·丘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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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蒂絲·米勒德(Candice Millard)的新著 《帝國的英雄:溫斯頓·丘吉爾的形成》(Hero of the Empire: The Making of Winston Churchill)描述了丘吉爾早年的記者和戰士生涯,尤其關注他在1899-1900年期間的南非經歷。用丘吉爾自己的話說,這一年「為我此後的生活奠定了基礎」。當時,丘吉爾在布勒將軍的火車上,一路向南。在他們到達開普敦的時候,不想被團團包圍。於是,作為非作戰人員的丘吉爾便參與到了一場毫無計劃的逃跑行動中。他們沒有逃掉,丘吉爾鋃鐺入獄——被俘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恥辱」。丘吉爾與人一起籌劃越獄,最終他隻身一人逃了出來,成功穿過數百萬英里的敵占區。《帝國的英雄》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這段驚心動魄之旅:朝飛速行駛的火車縱身一躍;在非洲的大草原絕望不已;還有與老鼠共眠於礦山的那些夜晚。由於戰事吃緊,當丘吉爾英勇出逃的消息傳到倫敦,「丘吉爾先生的英雄主義」的字眼便佔據了各大報紙的頭條。


丘吉爾早年的經歷或許註定他終其一生要同大英帝國榮辱與共。然而,隨著二戰結束,帝國的年代也畫上了句號。二戰後,英國建成了福利國家,左翼運動風起雲湧。再後來就是從撒切爾夫人到卡梅倫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統治。2016年,左派科爾賓連任工黨黨魁,當年的左翼青年加雷思·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出版了一部新的馬克思傳記《卡爾·馬克思:偉大與幻覺》(Karl Marx:Greatness and Illusion)。和喬納森·斯珀伯出版於2013年的《卡爾·馬克思:一個十九世紀的人》一樣,這本書同樣把馬克思再現為十九世紀中人,它尤其討論了馬克思與猶太人的關係,以及馬克思關於村社共同體的觀點。瓊斯做了二十年《新左評論》的編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他的指導下,他的學生林春把「英國新左派」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完成了第一部關於這一主題的著作。(文/丁雄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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