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深處是堅守——陶詩札記（二）｜文史宴

中國文人一般都有隱士情結。

如《三國演義》里，彈琴故弄玄虛的司馬德操，雪中騎驢吟詩的黃承彥和村邊野店喝酒唱歌的那幫文人，無不姿神瀟洒，超逸出塵。還有一些話本中所謂的「高士」、「逸民」，也大多具備經天緯地之才，好像只要世道清明，個個都能成就一番偉業。

作為隱逸詩人的宗師，陶淵明自然少不了後世的吹捧。南宋的辛棄疾就曾經寫道：「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誇的是陳亮，舉的卻是陶淵明的典故。

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淵明結束最後一次出仕，辭去彭澤令的職務，回到柴桑老家，開始了長達23年的隱士生涯。

說到隱士，陶淵明並非頭一個。上古時代的許由、巢父，傳說堯要把天下讓他們，他們不肯接受，就跑到深山裡躲了起來，這大概是隱士的始祖。還有義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春秋時自耕自足的長沮、桀溺和罵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荷蓧丈人，應該也屬這一類。

這些隱士歷來以追求精神自由和保持獨立的人格而享有盛譽。但隱士名聲雖好，卻不是人人可當的。

「士」本來是最低級的貴族，後來慢慢演變成一個階層，必須進入這個階層，才有做官的資格。當了官的，叫「出仕」，不做官或辭了官隱居起來就稱為「隱士」。普通山野村夫，是沒有資格被稱為隱士的。

做隱士的人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真的避世不出，叫真隱士。另一種則是想做官，卻沒有門路，想通過走「終南捷徑」提高知名度，好讓朝廷發現。前者少之又少，後者數不勝數。

像陶淵明這種，有官不當回去種田，在我們這個以做官作為人生最高成就的國度里，就顯得很另類，知名度一下子大增。

根據史料，沒有辭官前，記載陶淵明的筆墨少之又少，辭官歸隱後，他的很多逸事都出來了。這一點也不奇怪，近來有個人好端端的副市長不做，偏要辭職下海，不也上了新聞了么。

當然，陶淵明並非作秀。在《歸去來辭》的序中，他毫不隱瞞地表示，出去做官就是為了讓家庭富裕些，改變耕植不足的局面。只不過當官令他覺得扭曲的了他愛丘山的本性，「深愧平生之志」，所以才做了八十幾天的彭澤令，就毅然辭官歸田。

這跟他在《歸田園居》（其一）中所表達的志趣是一樣的。一個是「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一個則是「久在樊籠里，復返得自然。」

這是其一，另一個原因恐怕就是「帝鄉不可期」了。

帝鄉，皇帝居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儒生們夢寐以求，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地方。對於自幼修習儒家經典，又心存猛志的陶淵明來說，富貴可以不要（事實也如此），但帝鄉是不可能不期的。

只是，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他一介寒族子弟，能治國平天下的機會微乎其微。就算顏延之或王弘想提攜他，無非只是作個參謀幕僚罷了，在士族集團壟斷權力的局面下，陶淵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有所作為的。

再者，自司馬氏集團當政以來，整個國家的政治昏暗，西晉建國不到五十年，就被胡族所滅。到了東晉，世家大族亂政，地方軍閥造反的事時有發生，即便是朝中的公卿大臣，也很可能隨時死於非命。

對此，陶淵明是有著深刻認識的。只是世人大多隻看到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潔，卻忽視了他對時局判斷的高度敏銳。

最能體現陶淵明思想的莫過於《桃花源記》。

文中，他虛構了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與世無爭，自耕自足的「烏托邦」。這裡面，既有他對儒家大同社會的渴望，也帶著「小邦寡民，無為而治」的道家色彩，跟五胡亂華以來的現實形成巨大的反差。

更難得的是，陶淵明最後安排了一個最終無人問津的結局。除了藝術上故意營造出的缺陷美之外，也隱含著他對無法改變現實的無奈與迷茫。

因此，陶淵明的作品，在描寫隱逸生活的同時，往往帶著一種個人理想的堅守和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批判。他說「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好爵吾不索，厚饋吾不酬」，即便是陷入饑寒交迫的困境時，儘管也彷徨過，但最終還是沒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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