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一個守舊知識分子的情懷與論辯
在這樣困難、偏僻、邊緣的處境，他還在以一人之力苦苦支撐著其文化理念與價值，越可見錢穆在傳承中國文化上面的堅持。
本文首發《中國新聞周刊》總第758期
2016年5月6日，太湖之濱。
一輛車穿過長橋，前往湖畔的俞家渡村，那裡安放著錢穆的骨灰。89歲的葉龍，錢穆當年的學生，一路詢問村民，竟無一人知曉錢穆是何人，有村民想起偶而來此的拜謁者，指向臨湖的石皮山，「你說的是那個台灣人的墓吧，在那裡。」
數百米之外，錢穆墓地安放在山之高處。
葉龍顫顫巍巍地走了半個小時。
繞墓三匝後，在碑前，葉龍速速寫下一封簡訊，雖年事已高，但他寫字仍然快而清晰，信里，葉龍告訴錢穆，他的書又要出版的情況。寫畢，他畢恭畢敬地誦讀一遍，然後將信夾在新書里，端放墓前。
書皮是錢穆的特寫，油畫風格。頭髮灰白，身體微側，露一角青衫，姿態像在路口回望，又像凝視。
在黑框眼鏡之後，錢穆眼瞼紅腫，目光深情而沉痛。
書名是《中國文學史》，錢穆講述，葉龍記錄整理；副標題：以死者的心情寫死去的文學。
墓地的四周開闊，面朝太湖，煙波中一二孤帆。
5月27日，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新書發布會與研討會如期舉行。錢穆的往事又一次被提起。
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
1931年，錢穆，這個中學教員因寫下《劉向歆父子年譜》而揚名學界。
該文駁斥了康有為關於漢代古文經的說法，解決了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紛爭。當時的北平高校，都遵從康有為的學說，此文刊出，各高校的經學課為之停開，錢穆被顧頡剛邀請至燕京大學做教授。
司徒雷登在家設宴招待這位新同事。司徒雷登問錢穆到校的第一印象，錢穆直言「燕大在教會大學中以最中國化而聞名，但一進入校門，就看見『M』樓、『S』樓（此為美國捐資人姓名首字母命名），這哪有中國化？應用中國名稱才對。」
滿座默然。
司徒雷登從善如流，於是，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園中之湖，大家競相命名，終無定論，錢穆遂取名「未名湖」。
錢穆北上的第一件事，就體現了他的「中國化」立場，而與「穆」樓對應的「適」樓，所指的胡適之，成為錢穆餘生的假想敵。
1931年，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影響還未散去，也正是學界正式開始進入20年學術專業化的過程，而錢穆反其道行之，他的追求是成為「通人」。
抗戰之前，錢穆還能與主流學派保持和而不同的狀態。
1937年以後，民族意識高漲，錢穆終於爆發，開始嚴厲批評新風氣。《國史大綱·引論》中著名的「溫情敬意」論，引起巨大波瀾。
在《國史大綱·引論》里，錢穆梳理了近世史學界的三種流派：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他這樣說「考訂派」：「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穫，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文中雖未點名，然而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說的是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主導的新考據派。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學派，集中表現為重視考據、主張專題研究、騖趨新材料等特點。
1943年10月12日，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寫道：「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在求新求變的時代，錢穆以峻絕之姿，為「舊中國」說話、批評主流學派，學界震動一時，但後果同樣超出了錢穆的想像。
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使命，諸校復學。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重啟教授聘書，錢穆未在其列，這成為他淡出主流學界的標誌。
1948年，胡適、傅斯年主持評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在81位院士名單，錢穆再次落選。
至於落選原因，他的學生嚴耕望在日後分析為，「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為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先生（錢穆）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
這位舊學人，開始了他的學術流浪，或者說，開始了他孤獨的抗爭。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題名為《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新華社社論。其中寫道「對於這些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後，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胡適與傅斯年隨國民政府遠去台灣，錢穆自當不願跟隨。
在寫給呂思勉的信中，錢穆表示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這個「南國」就是香港。
作家龍應台認為香港得利於它「邊陲體系」的缺點，主體的大力量到此鞭長莫及，同時又在西方的外推中，不小心地完成了現代化進程。
香港，此時變成了南海盡頭的一隻口袋，一個逃生門。
短短几年，超過170萬人士流亡涌了進來。
儘管此時，民國已是舊朝，但錢穆與「新文化運動」這個假想敵的論辯，仍在繼續。
在香港，看著滿街流離失所的青年無書可讀，就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條件下，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化講些公平的話」。
隨後，錢穆在《新亞書院概況序言》中稱:「新亞書院是一所在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下，負有特殊的意義與使命而創設的學校。」
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平原在論文《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找到了1955年7月1日印刷的《新亞書院概況》：「大學國文8學分，本課程與《歷代文選》相輔而行；《歷代文選》6學分，本課程依時代之先後，選錄名家代表作品，以見文章升降變遷之跡，為學子示範之用。首選三代文字，次及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六朝之駢體，唐宋元明之散文，均擇其優雅者，清代駢散，均岸然入古，故以殿矣。」
陳平原在文中分析，「這最為基礎的14 學分，完全不給白話文留任何餘地，至於『中國文學史』只有6 學分，本課程亦依時代為序，述文學流變之跡。從上古說起， 一直講到明清之科舉文，五四運動後之語體文。這樣的課程安排，現代文學幾無立錐之地。」
1963年的《新亞書院概況》顯示，「大一國文8學分，大二國文6學分，大三國文6學分。總學時增加了，但後兩者其實是《歷代文選一》和《歷代文選二》，全以周秦兩漢以至元明清的名家之代表作為主。至於重點推介的12門專書選讀，年代最遲的是『韓（愈）文』。」
整個中文系的教學內容，從不涉及新文化。
學校運營頗為艱難。
為錢師作筆記
1953年，葉龍進入新亞書院，成為錢穆的學生。
他記得與錢穆相見的第一面，「一個不高而結實的身材，眉毛長得特別長，目光慈祥而有威嚴。藍色的長衫內是白斜布的內衣領子，領子高出長衫許多，是老先生的做派。」
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香港深水埗桂林街61至65號，上下兩層的四間屋子，就是新亞書院的全部所在，我們都是因為錢穆的大名，就想做他的學生，但學生卻以流民為主，沒有足夠的錢交學費。」
而環境也頗為窘迫，書院樓下的紡織廠，機器轟鳴；對面的三寶佛堂，廟會頻頻；後邊是潮州飯店，叫賣聲不絕於耳；稍斜的小舞廳，靡靡之音不息。
葉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學校周轉艱難。在絕境之下，錢穆只好前往台灣，求助於蔣介石，最終從「總統府」經費里每月撥出3000元港幣。當時多聘用臨時的鐘點教員，一周上兩個鐘頭課，一月80元港幣，錢穆則和其他教員一致，每月僅100港幣，才勉強維持。香港大學數次聘請錢穆做教授，月薪給到數千元，多次被錢穆拒絕。」
其時他每學期開講一兩門課程，涉足課目眾多。秦漢史、中國通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思想史等等。
「相信中國有西式大學以來，沒有一位教授能同時開如此多不同門類的課程。」葉龍回憶說。
葉龍進入新亞學院的大學部以來，四年間修習了錢穆講授的六門課程。
1963年，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并為大學，錢穆定名為香港中文大學，葉龍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其中的「中文」為「中國文化」之意。今天，香港中文大學成為研究世界漢學的重鎮之一。
雖然合并，但當時一度，書院還是分頭教學，一直到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遷址，新亞書院方才與其他兩所書院統一步調，在課程表上添加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作家」及「中國近代文學」。
新亞書院少有留洋博士，偶也有在台灣接受教育的老師，但還是以曾在中國大陸教學的老師為主。
陳平原分析，「這與錢穆等人當年創建新亞的志趣有關，與新亞傳統文史方面的師資力量雄厚有關，恐怕也與新亞獲得台灣當局的支持有關。」
時至今日，絕大數的講義多已失傳，而得以完整流傳的講義，是難得的機緣。
1948年初，20歲的紹興人葉龍，寫得一手快字，在南京政府工作，是少尉書記。
到了這年冬天，國民黨部隊節節敗退，葉龍隨國民政府先下廣州，不久，又來命令要播遷重慶。
葉龍感到大局已定，他決定脫崗回家。
到家時，中共在紹興開始緝捕托洛茨基派，一位托派在葉龍家留藏了一包信，後被翻出。葉龍只好繼續逃亡，到了湖南沅陵，隱姓埋名在一家醬園做學徒，前途渺茫。
偶然間，葉龍在香港《周末報》上看到香港調景嶺難民營的情況，他決定以身試險，徒步下韶關，夜過深圳，到香港時，已經是1950年的年初。
難民營人滿為患，於是，他被拒之門外。他投奔到一個培訓牧師的聖經學校。
葉龍記得，錢穆備課認真，每次都會帶二三十張卡片，上課依卡片資料逐頁講述。就算講同一門課，不同時期也會有諸多不同。講課時間則很隨意，少則一個鐘頭，講得興起了，三小時也是常事。「他講得慢，在講台上踱步，走過來講一句，走過去再講一句。我記起筆記來很容易。」
相比其他廣東來的同學，葉龍容易聽懂錢穆的無錫官話，不像他們「聽過三四節課才剛能聽懂一兩成」，而少尉書記的工作經驗又增加了筆記的準確度。
正因學生多來自流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錢穆先生在相關課程上也相應地降低了難度。使得學者對於講稿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錢穆學養水準持保守態度。
從1953年開始，葉龍就因為寫字快而准，且對浙江口音無障礙，被指派專門替錢穆先生做演講記錄。
新亞研究所前所長陳志誠曾回憶：「記憶所及，替錢師作記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著錢師，也一直好好珍藏著他所記錄的錢師筆記，應該說，他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錢穆還要求定時檢查筆記。葉龍得了75分，全班最高，打分的是助教余英時，「之所以扣分，是因為余英時說我只知道記錄錢先生筆記，其他參考書看得不夠。」葉龍笑道。
1967年，錢穆移居台灣。
早在1958年，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就同意將錢穆選為院士，最終卻沒有通過，4年後，胡適離世。
1967年，中央研究院全票通過選舉錢穆為院士。
然而這一結果卻遭到錢穆拒絕，「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
20年過去，憤恨未消。
到了1968年，在錢穆學生嚴耕望的斡旋下，錢穆終於同意提名，成為院士。
錢穆視力尚佳時，葉龍曾先後十多次從課程筆記中摘出百餘條寄給老師修改。錢穆總是很熱心地改正後寄還。
因為工作關係，葉龍每年有兩三次前往台灣交流學習，都會去拜訪錢穆。
1990年7月底，是葉龍最後一次看望錢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錢先生已不能長談，只能笑一下，或者點頭回應我，身體狀態已經很壞了。」
8月30日，這天颱風襲擊台北，錢穆謝世。
1991年，錢穆的骨灰回遷無錫，了結了他落葉歸根的遺願。
95歲人生，他留下著作80餘部，1700萬言。
看錢穆一生的重要路徑，是從無錫起家，揚名北平，與新文化分道於重慶，流連於西南諸校，後流亡香港十六年，暮年居台灣，最終葬於太湖之濱，走的是一個始終與求新求變的潮流相逆的逆時針方向。
台灣學者龔鵬程在錢穆悼文中寫道：「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歷史的省察與討論，來申述他從孔子、孟子、朱子那裡學來的價值理想，並用這種價值來期許我們這個社會，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作為史學家的錢穆，人無異辭，都承認他的地位；但論到錢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時，爭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對抗時代，在平衡他所認為的時代偏差。但他的主張，在整個學界都是孤獨的。但無論如何，人們應當會記得一個倔強的靈魂，曾在這般黑暗的時代護衛著文化命脈。」
學者余英時在給老師錢穆的輓聯中寫道：「一生為故國招魂。」
葉龍遂把這些「講學粹語」寄往台北《中央日報》刊出，那是葉龍最後一次為錢穆做授課記錄。
1956年以後，葉龍在香港搬了十幾次家，但這些筆記，始終保存完整，被他視如珍寶。2013年，葉龍重新謄錄、校訂、注釋的錢穆《中國經濟史》講稿出版，獲得社會關注。
2016年，葉龍的第二部筆記，錢穆《中國文學史》講稿也順利出版。
見性情而有趣味
講稿從《詩經》開頭，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束。共31章，12萬餘字，內容並不豐厚，多以梳理線索為主。
陳平原認為，「在當時新亞書院的課程安排中，中國文學史在大學國文，和歷代文選之後，所以這本書更多是梳理大致線索，文學作品的分析很簡單。」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為錢穆《中國文學史》作序說，「筆錄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怪論』，見性情而有趣味。」
講稿中，錢穆先生對不同時期的名人佳作如數家珍，且性情畢見於評論。
錢穆評價孔子：「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他還說陶淵明性格如虎，其詩更為可愛。王維是居士，杜甫是讀書人，李白則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錢穆先生把「知人論世」作為評價中國文學史的重要標準，認為作者為人的價值比作品更重要。如「李杜」齊名，錢穆先生認為杜甫為高，因為杜甫的精神人格與時代打成一片，與歷史發生了大關係。
書中始終有個假想敵，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
早在胡錢二人的北大時期，由於彼此在中國文學上的分歧，商務印書館約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邀請錢穆合寫，錢穆拒絕，並明確表示，你我關於中國文學的意見迥異，如果各寫一本書讓讀者比對著來讀，那樣有益，合寫一本則不行。
在這本講稿中，錢穆多次提及胡適，少有褒揚，更多是批評，比如錢穆講到他很推崇的建安文學一節，就說道，「現在生物已進化到人類，但其他動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話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體，不能單用白話文學史代表全部過去的歷史。」
「胡適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因此我對此人覺得有趣，且萬分同情。……五四運動之大影響，並非有一套理論，卻是有一套新文學幫助，來吸引感動人。這是粗的俗的通俗文學，有力量，但這種問題並不能用來討論嚴肅的文化思想。」
在最後一章結論中，錢穆寫道「今日如有人說，某人思想落伍了，這不對，意見可以說落伍了，可有反對，不同的，但知識是真理，是永遠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號只是政治運動的玩意兒。中國幾十年來在文化學術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見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有隻研究一種的，而忽略其他的重要方面，如胡適之研究中國的《紅樓夢》，其佔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極小，不解決此問題，對文學史沒有影響。」
「《中國文學史》其實是一本論辯之書，它始終有一個假想敵，就是胡適之提倡的新文化運動。」陳平原評價說，「在民國年間，與胡適之、傅斯年主流學術人士相比，錢穆顯得並不主流。（今天我們認為他了不起，那是因為近二十年以來，整個中國思想學術潮流越來越往後退，我們才會這麼來看待錢穆的貢獻。）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念，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這種精神和這種趣味，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錢穆是一位有大關懷的學者，成為歷史學家，並非他的夙願，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諸如他的《現代中國學術論文》，裡面分十二個類，有哪一個學者，能用二十萬字把整個中國講進去。在一個學術專業化的時代，敢逆潮流，用自己的努力讓人對中國文化產生多一點點興趣，這是令人敬佩的。」陳平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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