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從「黃白之戰」到立憲與專制之爭

文｜黃金生

1910年-1913年，少年周恩來正在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讀高小。期間，他曾到奉天附近日俄戰爭舊址參觀。當少年周恩來看到矗立在魏家樓子沙河岸上的紀念碑和紀念塔時非常憤怒，說：「張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們李家，殺了我們李家無辜的人不算，還要在我們李家豎碑立塔紀念，真是欺人太甚了！」1955年蘇聯和中國商談從旅順撤軍時，蘇聯曾提出建立日俄戰爭時在那裡戰死的俄軍馬卡洛夫中將紀念碑和其他陣亡者的方尖碑，被周恩來當場拒絕了。

可見，當年日俄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恥辱對少年周恩來的影響。1904年到1905年間，已經雄踞東北的沙俄和覬覦東北的日本為爭奪東亞霸權大打出手。他們把中國東北作為戰場，大批無辜的中國百姓成為炮灰，而清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聲稱「彼此均系友邦」。

日俄戰爭讓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其影響也至深至巨。除了周恩來外，我們熟悉的魯迅棄醫從文、秋瑾「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誓言等等，都是在日俄戰爭的刺激下發生的。而日俄戰爭除了喚起當年這些熱血青年的愛國熱情外，還推動了清廷的「預備立憲」。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佔領東北的俄國軍隊將領與中國少年合影，日俄戰爭爆發後，大批無辜百姓成為炮灰，而清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

強迫中國中立的「黃禍論」

根據日本和西方的史料可以判斷，在日俄戰爭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是「被迫」的。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上，內閣就做出「必須確保中國中立地位」的決定。這並不是說日本害怕中俄聯手抗擊日本，恰恰相反，當時中國朝野上下一片「聯日拒俄」的呼聲。日本人害怕的是，中日聯手抗俄會引發西方的「黃禍論」。日俄戰爭之前，日本為避免刺激歐洲列強的敵意，就在外宣上一再明確，日本作戰目的只是遏制俄國的擴張，絕不是針對西方。

1904年3月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第一軍由朝鮮鎮南浦登陸。日俄戰爭開始後，立憲派就認為立憲的日本一定能戰勝專制的沙俄

與我們今天看待這場戰爭不同，儘管日本竭力淡化這場戰爭的種族色彩，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場戰爭仍然是一場「黃白」大戰。自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上都是白種人打敗黃種人，白種人對非白種人進行殖民統治。所以當時的國人，對於日俄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廝殺，在感到恥辱與憤怒之外，也有希望日勝並以此來打破黃種人不如白種人謬論的複雜心情。

立憲與專制之爭：不由於種而由於制

但在日俄戰爭之前剛興起不久的立憲派看來，這場戰爭還有另外一個觀察角度，那就是立憲與專制之爭。就在日俄宣戰後三天，立憲派就發文表示，過去說黃種人不如白種人的言論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國家強弱之分，不由於種而由於制」。日本雖然是黃種人，是小國，但有先進的君主立憲制度，而俄國雖然是白人、是大國，但卻是腐朽的專制制度。日俄戰爭就是在立憲的小國與專制的大國沙俄之間進行的，所以日本必定會勝利。與之相反，守舊派卻認為俄大日小，而且作為專制國家，更能調動國內資源，所以，日本必敗。

日本漫畫中的日俄戰爭

就這樣，在戰爭剛剛開始，立憲派與保守派雙方就已預先設定了立場，出發點均「不由於種而由於制」，雙方不再關注皮膚的膚色，而是上升到制度之爭。清廷和保守派推斷俄國會獲勝，他們制定了親俄的外交方針，認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是「以權與民」，這樣士兵必然會「各顧其命」，難打勝仗；而俄國是君掌大權，令出必行。對此，立憲派反駁說，國家的強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雖小，但經君主立憲後精神蓬勃；「俄國雖大，而腐敗之氣象與我國等」

立憲派當然知道日本覬覦中國的野心，但是如果通過此役能夠使清政府警醒，證明「立憲」的強國之用，也算「把壞事變成好事」。立憲派預測日俄戰爭必然會對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起到重要影響：「蓋專制、立憲，中國之一大問題也。若俄勝日敗，則我政府之意，必以為中國所以貧弱者，非憲政之不立，乃專制之未工」，「我國國人必以為白興黃蹶，天之定理，即發憤愛國之日本亦不足與天演之公理相抗，而何論於中國。此意一決，則遠大之圖，一切滅絕，而敬畏白人之意將更甚於今日，而天下之心死矣。」（《論中國所受俄國之影響》，《中外日報》，1904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