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迪倫就像遇到一場奇蹟
這些發生在好久以前，好像上一輩子一樣，好在那是一種自然響應——沒有人世紛擾，也沒有意見們來引導。 它談論的是音樂家鮑勃·迪倫。眼下真正切題的，是談論文學家鮑勃·迪倫。別那麼勢利眼兒，也別那麼狹隘沒見過世面，其實文學家鮑勃·迪倫，一樣不含糊，一樣夠料，一樣文學且傑出，創造了文學史上的經典。深入他的歌詞、自傳，哪怕只是一鱗半爪，你就會負責任地說：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了文學，頒給了詩歌，頒給了敘事作品，而不是頒給了一個歌手、一個時代人物、一個搖滾思想家……
李皖 2016.10.14
本文收於李皖著《娛死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轉載自公號《讀書雜誌》
1987年，我在復旦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科學哲學老師出了一道課外題：寫出你心目中最偉大的五個人。我寫了愛因斯坦，還寫了鮑勃·迪倫，其他三個，記不清了。
這個答案毫無疑問有出風頭的意思。我幾乎完全可以肯定，沒有人知道鮑勃·迪倫，包括教授。所以，這是一份與眾不同的答案。鮑勃·迪倫能不能躋身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五個人？不一定。只是因為我要與眾不同，我選了他。
這份答案不只是要寫名字的，還要寫為什麼。也就是，要寫出對這個人物的理解和評介。當時的評介是怎麼寫的，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但肯定不會超出這樣的六句：
鮑勃·迪倫（Bob Dylan，1941— ），美國60年代風雲人物，也是當時青年精神的象徵。作為60年代潮頭浪尖上的人物，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評語：貓王艾爾維斯解放了我們的身體，而鮑勃·迪倫解放了我們的思想。迪倫含義深刻的歌詞，樸素簡潔、意氣風發的音樂，迄今依然是搖滾藝人難以逾越的高峰。他用左手寫著象徵主義的詩歌，將時代的事件、場景、心態統統化作富於藝術魅力的隱喻；右手則寫出動人心魄的音樂和歌曲，這為他的詩歌注入了更強大的靈魂、更高揚的力量、更激蕩人心的激情。即便那些表面淺近的兩性情話，在迪倫飽經滄桑的歌喉演繹下，往往也成了充滿揭示性的時代的暗語。迪倫的歌曲具有一種隨口而出、自然粗朴、同時卻又完美無比的特徵，證明樸素的內心激情有時比精心的藝術修飾更重要。
寫出有這樣理解的六句話，我用了十年。當時我對迪倫的理解，很可能只有第一句話，和歪曲的、殘缺不全的、漏洞百出的第二和第三層意思。其中，對迪倫人格精神和思想脈絡的領悟，全部來源於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而對迪倫全部歌曲的了解僅僅是：他把那首優美得不得了的《答案在風中飄蕩》（「Blowin in the Wind」），居然唱得如此難聽、如此過耳不忘。
1989年畢業，我鬼差神使去了武漢，一個做夢也沒想過會去的城市。1991年秋，在中南路新華書店面朝大街的那一面櫥窗上，我看到多達上百種、從來沒有見過的歐美流行音樂原版磁帶，像一個大閱兵的方隊，來歷不明，突然空降在鬧市。很多人名聞所未聞，認識的歌手中，最燙眼的就是鮑勃 迪倫。我毫不猶豫買下了鮑勃 迪倫的兩種：一種是《路上的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1974），還有一種是《噢，天哪！》（Oh Mercy，1989）。
這些磁帶的聲音忽大忽小，像一個人在大風中的喊叫，忽然被刮散，又忽然冒出來。音像店的老闆說這是因為受潮，在冰箱里去一下濕，是可以恢復的。為此，我未來的老丈人家的冰箱，除了裝菜，也開始裝滿塑料盒盒。音質變好了沒有呢？當然沒有。我是過了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才開始放棄讓這些磁帶重獲清晰的幻想；而明白真相則是到了一年之後：那些磁帶根本不是因為受潮，而是已經被廠家消了磁，是國外銷毀的音像產品，我被那個雜種老闆給騙啦！
但是我至今感激那個雜種。那些天，我上下班的隨身聽里放的不是別的，正是迪倫那一張《路上的血跡》。迪倫的另一張《噢，天哪！》因為在感染力、境界上遠遠不及，所以只聽了一遍便被《路上的血跡》完全取代。它讓每天上下班的大巴像穿行在美國的暴風雨中。由於磁帶被消了磁，我必須把音量擰到最大，才能聽到裡面那微弱的人聲。而在混亂的嘩嘩聲和一陣松一陣緊的「風聲」中，通常我都會緊張著，在迪倫說書一般的敘述之後，全神貫注地等待那一句句意義不明、感情難辨的喊叫。這滄桑的、八萬英尺高的、老巫師一般的高喊，像一柄長劍，把混亂的漫長的昏暗一下子給對穿了，也像一束光從腳底、尾骨直通到天靈蓋，人一下子舒暢和放鬆下來。
老實說，這是我在聲音世界裡經歷過的最大的力量。他在唱什麼，似乎不需要知道，一切都像是全被理解了，只通過一個聲音，一下子貫通你。幾個月後，中南路音像店的磁帶從消磁改成了卡口，又幾個月後，我買卡口的地點從中南路移到了武漢大學——沒想到幕後那個最大的貨主，就和我住在同一個院子里：在我家西側不足百米之遙的三層樓房中，隱藏著武漢市最大的卡口帶貨倉。又幾個月，中南路的音像店開始甩賣了，那些來歷不明的、身上被砍了一刀或鋸了一口的音帶，在過往行人奇怪不解的目光中，像垃圾一樣堆在人行道上賤賣。又一個月後，原老闆消失了，音像店改換了門庭，重新走上主流音像大店的軌道；而固定的、流動的、忽然出現又忽然消失的卡口帶小店小攤，開始在武昌、漢口此起彼伏。幾百萬武漢市民渾然不覺的城市中這一點小變化，在我的生活中卻引發了巨震。這是小平南巡前後的事。
鮑勃·迪倫是我每遇必買的珍品，從消磁帶、卡口帶又到打口碟，我的書架上很快便積累起迪倫從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各個時期的專輯。聽鮑勃·迪倫，就像聽我內心的聲音，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幾年之後，我開始著手翻譯鮑勃·迪倫的歌詞，又像翻我內心裡的東西，那些詞，也是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我聽英文歌不聽詞，除非是對著歌單，而迪倫的唱片從來是歌詞欠奉，特別是他早期的經典之作，尤其如此。所以我對迪倫的許多詞全然不知，一直到1996年；真正見著那些詞之後，就像見著了老朋友，一點不覺得詫異，就像這些詞通過歌聲早已教給我一樣，雖然第一次讀到，卻像讀心中久已有的東西。
我對迪倫心領神會。
迪倫生活在1960年代的亂世，一個崩潰的年代，20歲，便有像70歲老頭一樣的眼睛和口吻。他是大時代的觀察者，因為保持著醒覺，所以大時代的所有動蕩、喧嘩、崩塌和新生，全都在其眼中。一個闊姐一轉眼變成了混混，而對這個混混的崩潰、無情、同情又滿懷激越之情，會成為決堤之口，成為整整一代人的聲淚交迸（《像一塊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
這正是亂世的常見景象，我們後來也經歷了，無論是暴發戶的暴發，還是優越者的敗落，都是動蕩的大時代的必然結果，都實實在在地發生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間：「現在走慢的 / 待會兒會快…… / 眼下的頭名 / 轉眼變成最後。」不只是人生際遇地位尊卑瞬間混亂翻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瞬間混亂翻覆：「兩院的議員們 / ……不要堵住走道」，「全國的父親母親 / 別批評不理解的事情…… / 你們的老路子 / 越來越不靈」。而思想家和評論家又幹些什麼呢？「眼睛要一直張大 / 機會它不會再來啦 / 也不要說得太早 / 因為輪子還沒有停下 / 一切還未成形 / 誰也沒有說法」（《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這混亂的一切，還包括忽而清醒、忽而糊塗，到處是電光火石般倏忽閃亮的警語，合在一起卻是一片更大的混亂。言語擠滿了腦子，意見擠滿了世界，靈機一動和靈感忽現像禮花一樣四處綻放，像子彈呼嘯的戰鬥打響在街頭巷尾左鄰右舍酒店客廳——
什麼辦法都無從去想，你知道理解已經太遲……他不是正忙著出生，就是正忙著死去……不要仇恨任何事物，除了仇恨本身……那不是他，不是她，不是它，也不是他們，那屬於你……別在意能不能爬得更高，還不如專註地往下，挖他挖的那個洞……生活有時候，必須變得孤獨……我已經受夠了，你還有什麼東西，沒給我看？……
在紛亂的言語的密林和人間的亂象中，最後突然降臨了這樣一句受了傷和不在乎：
沒事兒，媽媽，我不過是在流血，這是生活，這不過是生活。（《沒事兒，媽媽》，「It s Alright Ma」）
像整個世界都在分娩。亂象，預感，迪倫的預感。迪倫的預感與里爾克的預感，像不同時代生出的面容相近的孩子。所不同的是，里爾克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從書房的窗子望出去，一片抽象潔凈；而迪倫的預感，是一個混世的醒覺者，在街市和人潮中，帶著泥沙俱下的滾滾世相。在里爾克筆下，對這就要動蕩起來的世界的預感，是——
我像一面旗被包圍在遼闊的空間 / 我感到風從四方吹來，我必須忍耐 / 下面一切都還沒動靜，煙囪里沒有聲音 / 窗子都還沒抖動，塵土還很重 // 我認出了風暴並且激動如大海 / 我舒展開又跌回我自己 / 又把自己拋出去，並且獨個兒 / 置身在偉大的風暴里
而迪倫的預感是——
噢我的藍眼睛孩子，你去了哪裡？噢我親愛的小孩，你去了哪裡？我蹣跚過十二架霧蒙蒙的山，我跋涉過六條彎曲的公路，我走進七座悲愁的森林，我面對十二片死亡的海洋，我深入墓園的腹地一萬里，啊大雨大雨大雨大雨，那狂暴的大雨就要來臨。
對迪倫來說，里爾克所寫的《預感》簡潔而雋永，三筆兩劃，正可以速寫迪倫在60年代的形象；而迪倫的預感，還包括了預感者內心中的狂亂大海，滿含著暗藏的危險、即將發生的更可怕的社會騷動和心理危機。《預感》和《大雨將至》（「A Hard Rain s a-Gonna Fall」），就像不同題目但是寫生對象類似的一對姊妹篇，是關於即將到來的動蕩的大時代的深刻預見。
在動蕩的、烽煙四起、一切混亂失序的大時代中，迪倫開始唱悲憫世人普度眾生的自由頌歌——它通篇的效果像一部野蠻人的大彌撒：為受壓的士兵，為流亡者、叛逆者、放蕩者，為倒霉的、被拋棄的、放棄的人，為被驅逐者，為文雅的人、友愛的人，為心靈的保衛者和監護人，為背運的畫家落後或超越於他的好時辰，為被剝奪光的沒有地位的無名的小人物，為沒有地方說出自己想法的人，為聾子和瞎子和啞巴，為被虐者、單身母親和辱稱的妓女，為因與眾不同而被認為有罪的人，為宣布有罪去流亡的和不準流亡的，為上下求索的人，為內心孤獨的情人，為冤獄的從未傷害別人的溫良靈魂，為疼痛的人，為困惑者、被告、被虐待的、吸毒成癮的及其更壞的，為世界上每一個想不通的人，迪倫為他們鳴響了自由的鐘聲（《自由的鐘琴》，「Chimes of Freedom」）。
而他對時代情緒的一次次把握，無一不落在人們最敏感的神經上，像是飽含著深意和暗示，使這樣的句子每每像人們的一聲聲呼喚、像時代再次啟程的一個個路標：
「不要再想啦，一切都好極了」，「你我極可能分道揚鑣」（見與歌詞同名的歌曲：「Don t Think Twice, It s All right」；「Most Likely You GoYour Way [And I ll Go Mine]」）；
這感覺如何 / 這感覺如何 / 獨自一人感覺如何 / 沒有家的方向感覺如何 / 像一個徹底的無名氏 / 像一塊滾石（《像一塊滾石》）
好，劃燃另一支火柴，重新開始，再重新開始 / 現在一切結束了，藍寶寶 / 一切結束了，一切結束了，一切結束了（《現在一切結束了，藍寶寶》，「It s All Over Now Baby Blue」）
嘿！手鼓先生，為我唱一首歌吧，我不想入睡可是沒地方可去；嘿！手鼓先生，為我唱一首歌吧，在這丁零噹啷的早晨，我將隨你而去（《手鼓先生》，「Mr. Tamourine Man」）
把我的徽章摘下 / 我再也不能佩戴它 / 天變得越來越黑暗 / 這感覺像我在敲天堂的門 / 媽媽把我的槍埋在地底 / 我再也不能向他們射擊 / 寒冷的烏雲落下來 / 這感覺像我在敲天堂的門（《敲天堂的門》，「Knockin on Heaven s Door」）
……
在紛亂的60年代中，他是時代的旗手、亂世的警覺者，但不僅僅是，不刻意是。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一個有著血肉有著悲喜有著表現欲有著野心偽裝自我辯護有著自己秘密的人，他不一定最在乎時代，而一定最在乎他自己。在被世人看重的所謂的時代的戰歌之外，迪倫所看重的、我所看重的、一樣感人至深、一樣動人心旌的歌曲，也許是有著迪倫更多隱情、包含他個人更多悲苦的自傳和低語，像某些情歌，像某些敘事曲，像那首最長的、整整佔了黑膠唱片一面的《低地的愁容夫人》（「Sad-Eyed Lady of the Lowlands」），在一個仿似蘇格蘭古代女子的傳記中，迪倫注入了他鋪墊超濃感情、虛構綺麗故事的才能，也流露著迪倫自己的自認、自傲和自憐。
有一段時間，這是我的最愛，每當口琴響起，70歲民間老藝人張開那傷風的破敗的啞嗓子，唱出他開始回憶前塵世事的以下話語，我便覺得全世界所有傷痛的心和最深厚的感情，都被召喚到了一起：
你的信使般的嘴，在傳教士的年代，
你的眼睛如煙似霧，你的祈禱彷彿詩文，
你的銀制的十字胸墜，你的聲音像教堂的鐘琴，
啊，他們認為他們中的誰，能埋葬你？
最終，你的衣袋保護得完好，
你街車的幻影停放在草地上，
你的肌膚像絲綢，你的臉彷彿玻璃，
他們認為他們中的誰，能帶走你？
低地的愁容夫人，
愁容的先知預言——你沒有男人，
倉庫里的寶貝，我的阿拉伯鼓，
我可不可以將它們留下，留在你的門邊兒？
啊，愁容的夫人，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等待？
塔魯斯的王，拿著他們的黑名單
排隊等候著，天竺葵的吻，
你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這樣，
但他們中的誰，真的只是想吻你？
你午夜小墊子上童年的光輝，
你西班牙人的禮貌，你母親的麻醉藥，
你牧童般的嘴、宵禁後的門栓，
你以為他們中的誰，能抗拒你？
大時代的頂峰，有一天會莫名地跌入低潮和谷底。是迪倫，最早一個抽離戰場，無由地變得黯然神傷。他開始崇尚大自然，在山水田園鄉村中默默療傷，尋找神秘的心靈的慰藉和寧靜（見1968年專輯《約翰 韋斯利 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
1969年專輯《納什維爾的天際線》，Nashville Skyline；
1970年專輯《新晨》，New Morning；
1970年專輯《自畫像》，Self Portrait。
而平靜若干年後，突然又憶起往事，激情大發作，回憶中充滿含混的認命、滿腔的怒氣、一肚子的委屈、止不住的辛酸、意義難明的抱怨（見1974年專輯《路上的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隨後，皈依基督教，回到主的庇護中，支撐不住的精神的虛弱，末世老人般看待世事和鼓吹救贖。這個在大時代中唱過「啊大雨大雨大雨大雨，那狂暴的大雨即將來臨」的人，現在開始唱：「在遠方，彎過那彎道，一輛慢慢慢慢的車，正在開來。」（見1979年《慢車開來》，Slow Train Coming；1980年《得救》，Saved）。
然而，又令人意外地放棄基督教，皈依猶太教，回歸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種族認定（見1983年《異教徒》，Infidels）。這是持續了20年的動蕩之後，漸漸定下來漸漸發生在一個動蕩者身上的事。當一個人保持著對外界衝擊的敏感，保持著對自己的誠實，而不在乎已經有的和別人認定的，不管什麼「民歌之王」「抗議詩人」「叛逆者」「時代旗手」「再生基督」「氣象預報員」……而堅定地做他自己，結果他自己就是最高的桂冠，他自己就是編年史——他有幸或不幸度過的整個時代的編年史。
所以迪倫不光有時代，迪倫不光背襯著時代才是偉大的迪倫。迪倫不光有時代精神，更有他自己的個人世界。他以不顧世人不顧風向不顧潮流不顧時代的勇氣，以一己之血性、靈魂，聽從內心召喚，堅守屬於自己的真實感受。他是藝術家，不只在大時代才是藝術家，而是在任何年代都是藝術家，他的藝術一直在跟隨他的際遇而變，在各個年代展露不同的表情。當我開始能夠找到迪倫的更多歌詞，我隨意截取了他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品，這也是當時我能找到的他的所有作品，結果我發現，他的詩藝在不同時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迪倫從沒有簡單地重複他自己，越到後期，迪倫歌詞的精粹度越高，越展現了想像力、獨創性和啟發性。
60年代是激情澎湃的、泥沙俱下的、排比化散文化風格明顯的朗誦詩，與金斯堡的垮掉派詩風如出一轍，在詩風上其實沒有太多創造性（見1963至1965年的6張專輯——《放任自流的鮑勃 迪倫》，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時代正在改變》，The Times They Area-Changin；《鮑勃 迪倫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重訪61號高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席捲而歸》，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無數金髮女郎》，Blonde on Blonde）
70年代開始有了一種收斂，有了一種冷的、確切的敘述（見1974年專輯《路上的血跡》、1979年專輯《慢車開來》）。
80年代專屬於迪倫的獨有個性開始形成，一種重在刻畫兩性關係的複雜和糾纏，完全口語化日常化，特別平凡樸素，但在平凡中機鋒四齣、緊張矛盾四處綻露的詩風。這些詩有時候表面上會顯得重來複去繞來繞去嘮里嘮叨，有時候又會突現出異常的決斷乾脆雋永。《與我的心緊密相關》（「Tight Connection to My Heart」）、《終於看見真的你》（「Seeingthe Real You at Last」）、《當黑夜從天空落下》（「When the Night Comes Falling from the Sky」），都是頗富代表性的佳作（見1985專輯《帝國滑稽劇》，Empire Burlesque）。
90年代迪倫開始寫出完全屬於他自己的詩歌傑作。鋪張完全不見，長詩完全不見，泥沙完全不見，含糊其辭完全不見。統治迪倫的不再是激情、鋪排、描寫、時代畫卷，而是短小機趣的套式和套式中偶發的藝術生殖力。他的詩歌形式的啟發性曾讓我一見難忘，從而產生我短暫的詩歌生涯中最自由的詩歌——《50》，它也被我的一幫詩人朋友認為是屬於我的最意外的和最自由自在的作品，而《50》形式中所包蘊的強大生殖力，完全起源於《扭扭擺擺》（「Wiggle Wiggle」）、《10000個男人》（「10000 Men」）、《2×2》、《猜物先生》（「Handy Dandy」）等迪倫歌詞（見1990年專輯《紅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所以，說迪倫只屬於60年代，60年代之後即淪為庸常的說法，如果不是勢利眼的市場銷量式認定，那麼完全是不值一哂的信口雌黃。
1987年復旦的那一次課外作業，我並沒有交。有幸或不幸的是，那也是我個人動蕩時期的開始。後來我明白，那其實也是一個時代動蕩的開始。找不到出路的惶惑，自我放任的散漫和懶惰，養成了我長達三年每日曠課的劣習，科學哲學那門課，我竟然一次也沒有去，最後只好揮揮手放棄。
話說回來，以我的人生觀，我其實挑不出最偉大的五人。在我們頭腦中可能存在偉大的五百人，但永遠挑不出最偉大的五個。當人覺得一個人過於偉大，偉大得超過了其他，那一定是我們的認知出現了盲區，是因為盲區才使那偉大者看來好像超出了人類，變得不可思議、不可企及。曾經，愛因斯坦曾讓我不可企及，我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人如何能想到時空彎曲、如何做出光速不變的假設。當我了解洛倫茲變換，了解愛因斯坦的全部大構想是從伽利略坐標系變換、荷蘭物理學家洛倫茲的電動力學研究而來，狹義相對論變得可以理解了，愛因斯坦重新成為一系列偉大物理學家中的一個。
而迪倫，也曾經讓我難以想像，尤其是在他20歲的時候，我無法想像一個孩子，何以能擁有70歲蒼老男人的聲音，擁有那樣一種民間巫師般預言式的智慧？經過多年後對美國音樂的聆聽、感悟，我也逐漸了解了：那實際上是布魯斯，是民間布魯斯偉大的傳統，教會了迪倫。迪倫並不是孤立的，他的前面有盲人萊蒙·傑斐遜、盲人威利·麥克泰爾、耶西·富勒、伍迪·格思里、「鉛肚」、「渾水」，後面有倫納德·科恩、婁·里德、佩蒂·史密斯、斯普林斯汀、湯姆·佩蒂、特蕾西·查普曼、尼克·凱夫，他的音樂並非自天而降，而是在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中誕生。由此，迪倫也變得易於理解了，重新回到了他本應該所在的一個系列的群像之中。
人在未成年的時候，容易患上崇拜的疾病。精神上的虛弱，還可能讓這種病長期不愈，持續存在於人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其實沒有什麼超越一切的偉大。偉大的人，只出於我們抬頭仰望的惡習，一旦我們懂得了平視，懂得深入其中仔細觀察，最偉大的人，便成為連綿群山中的一座。再偉大的偉人都不是孤峰，所有的偉人，都只是既偉大又平凡的系列群像中的一個，彼此相連，又互相支持。我們自己也是山峰，每一個人，都是與偉大相連的時間、大地、歷史際遇中的一座山——即或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座。
回想當年，遇到迪倫就像遇到一場奇蹟，我一度以為，在冥冥中，人類的靈魂曾經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但它們終於被分割，分離到不同肉體、不同地域、不同時間、不同人種的時空中飄蕩，而一旦相遇，仍能彼此相識，達到無須探究來路的神秘相通。我對迪倫的心領神會，蓋緣於此。現在我知道，那只是一時感動自己、讓自己肅然而起的美好想像。我們能讀懂那些偉大的心靈，完全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相似的靈魂可能是存在的，但僅僅緣於有相似的生命存在，因為相似的歷史際遇，而使不同時空中不同的人，無比親切地相見，如同隔山隔世的親人。
2006年2月26日?
來源：讀書雜誌
原標題：李皖：遇到迪倫就像遇到一場奇蹟
最新更新時間：10/14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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