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憤青」到「老奸巨猾」，曾國藩秘書這樣評價他，引人沉痛深思

文｜張宏傑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長處是表裡如一，致命缺點是毫無彈性，在官場上註定處處行不通，只能成為官場上的一種擺設。而曾國藩最終卻成就內聖外王之大業，這與他性格中「和光同塵」、穩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關。善於與不合理的現狀妥協，推動曾國藩一生繞過多重障礙，直達自己的最終目標。

從「憤青」到「老奸巨猾」

曾國藩是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個人，是一個生活在柴米油鹽中的人，是一個終生掙扎、糾結、衝突和矛盾的人，是一個既有靈魂又有體溫的人。

曾國藩一生都在變化中。他從「憤青」變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個憤怒青年，單線思維、唯我獨尊、憤世嫉俗、矯激傲岸。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純剛至猛、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不光是對同僚，就是對自己的親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確」、「你們都不爭氣」的神氣，處處批評教訓，弄得當年國荃、國華到北京投奔他，結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鄉了。到了中年，經過重重挫折，他才終於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只有必要時和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達到勝利的彼岸。經過這次反思，他從一個憤怒青年變為老莊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醜陋的官場生存者，設身處地體諒他們的難處，交往時極盡拉攏撫慰之能事，必要時「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則說他「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這套儒道融糅的老練莫測的神態在官場上如魚得水。

表裡不一的官場中人

學者吳方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舍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許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對朝廷最忠誠的。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托好友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醇親王乃是慈禧的親妹夫，與慈禧關係極為親密。長期以來，他一直欲與奕一爭高下，所以主動拉攏曾國藩，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一般人對這樣的核心親貴，主動奉迎唯恐不及，曾國藩卻沒有給他複信。奕不甘罷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希望曾國藩應和。曾國藩仍然沒有回信。除了對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國藩如此風骨棱然，主要是從「避內外交通之嫌」這個中國政治大原則出發。

曾國藩故居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雖然以平定洪楊永載史冊，然而他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與一般中國人不同的在於，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