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顆氫彈爆炸後 兩隻老鼠牽出外國間諜入侵案
明晨七點半，神舟十一號飛船即將發射，兩名航天員景海鵬、陳冬將在萬眾矚目之下出征太空。
可您是否知道，52年前的今天，另一件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偉大工程正在羅布泊的戈壁荒漠中秘密進行……
1964年10月16日上午，一道道密語電波在羅布泊與北京之間穿梭：
「8點鐘，老邱住上房，開始梳辮子。」
「10點30分，梳完辮子。」
「11點30分，第一次檢查完畢，結果正常。」
記錄這些密語的是時年29歲的宋炳寰。認真核對相關信息後，他再通過一部專線電話將「老邱」的情況傳遞出去——接收密報的，是周恩來總理辦公室軍事秘書王亞志。
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於50年後，已近耄耋之年的宋炳寰回憶起來仍然恍如昨日。
「老邱」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因為這顆原子彈長得像一個巨大的「球」。裝原子彈的容器代號「梳妝台」，連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電纜線代號「辮子」，原子彈裝配代號「穿衣」，原子彈地面裝配間代號「下房」，鐵塔上的密閉工作間代號「上房」，氣象代號「血壓」，原子彈起爆時間代號「零時」。
「零時」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時00分——這一信息如此秘密，以至於被譽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錢三強，也是在起爆前1小時才得知這一消息。
有人疑惑：有這個必要嗎？
答案是肯定的。
諜影重重：兩隻老鼠，還是一群特務？
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在我西北周邊建立了多個監聽站和測向站，不斷利用間諜衛星和U2高空偵察機刺探我核試驗情報。
事實上，在我國相繼成功試爆原子彈和氫彈之後，相關的間諜活動也從未停止。
1967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海關進出境檢查部門發現一名外國人的託運物品中有兩隻老鼠。
外國人名叫喬治·瓦特，是在我國蘭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國專家。外交部前不久特批了他的夫人來華探親，同時也批准他離境到香港度假。而這兩隻老鼠據說是專家餵養的寵物。
消息傳到北京，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門負責敵特偵查人員的警覺。事有蹊蹺！他們立刻通知海關將這兩隻老鼠悄悄扣下。為免打草驚蛇，還專門捉了兩隻相同的廣州老鼠交給對方。
經檢測發現，兩隻老鼠身上均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質，化驗鑒定的數據與我國西北核工業生產基地的放射性數據相近——老鼠很可能就來自核工業基地！
隨後，北京的辦案人員又在首都機場從瓦特夫人行李中搜出了發報機和微縮膠捲，膠捲里正是我國核工業基地的地形圖，以及蘭州軍區完整的戰備地形圖。
真相大白——瓦特的表面身份是尼龍設備安裝專家，實際上卻是研究放射化學的專家。他攜帶兩隻老鼠出境，目的是通過老鼠身上的微塵，測試核基地放射物的試驗數據，推算中國核工業發展機密。
這起案件甚至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在周總理的親自督戰下，案件偵破工作順利進行，公安機關通過瓦特這條線索，又挖出了其他潛藏在西北地區的美國情報人員（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諜戰疑雲，始終與中國原子彈研製試驗相伴相生。一向以嚴謹著稱的周恩來，在涉及原子彈試驗的工作中更是思慮周全如水銀瀉地。從一則史料中可見一斑：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一個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來組織召開中央專委會，專題研究原子彈試驗相關問題。
正開會中，張愛萍因為有外事活動要去會見外賓，需要中途離會。總理馬上說，告訴外交部，今後張愛萍和劉西堯（我國第一次核試驗的總指揮和副總指揮）都不參加外交活動了。
張愛萍起身要走時，總理又專門讓他摸摸兜里有沒有紙，有沒有記的東西，有記的東西馬上掏出來。
也就在那次會議上，周總理再次強調核試驗要嚴格保密，並要求相關人員當晚就規定出一些暗語、密碼，核試驗現場與北京之間的聯繫，一律通過密語傳遞信息。
這才有了「老邱」「梳辮子」「零時」等代號。
驚世之論：「紙老虎」，還是「真老虎」？
「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
世人皆知毛澤東這句震古爍今的歷史名言，但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原子彈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
上世紀40年代，美國通過實施「曼哈頓計劃」掌握了原子彈技術，並在比基尼群島秘密實施了世界上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但遲至1945年8月，人們才第一次了解到這一前所未聞的「大殺器」——8月6日和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下令，將兩枚原子彈投放在日本廣島和長崎上空。
當時，延安的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頭版刊登了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的消息，標題中寫道：「所有生物被燒死。該城煙火瀰漫，高達四萬英尺」。
毛澤東看到報紙十分生氣，「這是誰家辦的報紙？渲染恐怖，嚇唬誰？」他一把扔掉報紙，當即把電話打到負責人陸定一那裡，責怪他們沒有站穩政治立場，「為美國佬進行義務宣傳」。
隨後，他還在延安幹部會議上說過這樣一番話：「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只是空的。」
事實上，這位歷史偉人的目光已經穿透原子彈的煙塵，清醒預見到核武器在物質破壞和精神威懾上的雙重作用，以及這種武器將對世界軍事政治格局產生的巨大影響。
果然，有了掌握原子彈技術的美國支持，國民黨一把撕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面具，把手中的美式裝備對準了「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
但毛澤東沒有被「嚇」住。
1946年8月6日，廣島被原子彈轟炸1周年之時，他在延安棗園的一棵樹下會見美國記者安娜·露易絲·斯特朗，談到讓整個世界喪魂落魄的原子彈，他揮揮手，輕輕一彈煙頭，為英語世界創造了一個新詞兒——「Paper Tiger」。
然而，戰略上的藐視，並不否定戰術上的重視。
1949年初，錢三強向中央提出申請，希望利用到巴黎開會的機會，通過自己的導師約里奧·居里（就是著名的居里夫婦的女婿）幫助買一些開展核物理研究的儀器和書籍。錢三強估計，這些東西在當時大約需要20萬美元。
不久，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就通知錢三強到中南海面談，同意為他撥付5萬美元專款，並向他轉告了毛澤東、周恩來從西柏坡傳來的口信：「中央對發展原子核科學很重視，希望你們好好籌劃」。
錢三強並不知道，當時中共中央掌握的外匯總額只有區區30萬美元！捧著那一沓潮濕的散發著霉味的美鈔，或許錢三強能夠體會到黨中央對核科學研究的看重。
由於法國方面不給發放簽證，錢三強最終並沒有去成巴黎。他只得拿出5000美元，輾轉託人帶給約里奧·居里。後來，居里請留法學者楊承宗買了一些儀器、書籍、同位素、計數器以及探查鈾礦必需的標準源等帶回中國。
約里奧·居里還要楊承宗帶給毛澤東一番話：「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這句話對毛澤東的觸動有多深，我們不敢妄加揣測。但此後不久，毛澤東對原子彈就有了更直接的觀感。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在斯大林的授意和蘇方的刻意安排下，觀看了反映蘇聯當年9月23日進行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紀錄影片。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倨傲和恫嚇洞若觀火，回國後，他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這時候，他已經感到，不能把原子彈僅僅看作「紙老虎」，還要看作「鐵老虎」、「真老虎」。
1950年5月19日，經毛主席批准，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後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錢三強任所長，王淦昌、彭桓武為副所長。一大批原子能科學家如鄧稼先、周光召、朱光亞、陳能寬、程開甲等，從美、英、法、德陸續回國，來到了原子能所，成為中國後來研製原子彈的骨幹。
中蘇協定：老子兒子，還是親如兄弟？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蘇關係迎來了「蜜月期」。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的「一邊倒」國際戰略。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就是在蘇聯的幫助下建立的。中國革命也得到蘇聯的援助。1924年孫中山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其後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唯一的外援。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在新中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生產、進行建設方面，需要蘇聯的援助，對國家的管理也需要蘇聯的指導。選擇「一邊倒」戰略，成為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發展友好關係的必然結果。
根據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個月，便踏上了訪蘇的旅程，並推動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該條約規定了中蘇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面合作，確立了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
在談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毛澤東說：「條約定下來比不定好。定下來，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別的事。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樣可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
事實證明，儘管美國在朝鮮戰爭和台海危機中先後4次威脅要對中國動用核武器，但由於有這個條約的存在，美國最終也沒敢輕舉妄動。
1954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5周年，赫魯曉夫應邀來北京參加國慶慶典。期間，中蘇領導人在中南海舉行了最高級別的會談。會談快結束時，赫魯曉夫問：「你們對蘇聯還有什麼要求？」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現在對原子能、核武器有點興趣。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一點幫助。總而言之，我們也打算搞這項工業。」
翻譯過去之後，赫魯曉夫愣了一下。儘管沒有一口回絕，但也語出搪塞：「搞原子武器，恐怕中國目前的條件還不行。那個東西太費錢了！單說電力，就是把全中國的電力都集中起來也很難保證……社會主義大家庭有一把核保護傘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最後，為使拒絕顯得更委婉一些，他又建議，中國若要培訓科研人員，蘇聯願意援建一個研究用的小型核反應堆。
畢竟核武器與核反應堆的科學原理是一致的，赫魯曉夫答應援建反應堆，毛澤東認為這是中國走向核武器研製的第一步。
毛澤東之所以這個時候提出要搞原子彈，是因為此前中國已找到了鈾礦。有一塊鈾礦標本還被時任地質部副部長的劉傑帶進中南海，向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彙報。
1955年1月15日，這塊石頭又被帶進了菊香書屋。
毛澤東在這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專題討論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
會議從下午四點一直開到晚上七點多。毛澤東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會後，毛澤東還專門請大家一起吃飯。平時不喝酒的毛澤東，這次特意斟了一杯葡萄酒，舉杯提議：「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大家共同乾杯！」
這是毛澤東就發展原子能事業所主持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也是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代號為「02」的核武器研製計劃。
中國要有自己的原子彈，就在這個時候拍了板。
這次會議極為機密，迄今在中央檔案之中沒有任何正式文字記載和音像資料。僅有的文獻就是周恩來總理工作枱曆上的幾行字和他寫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當事人的回憶。
1955年底，蘇聯派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來華訪問，代表團返回蘇聯後，赫魯曉夫即致信毛澤東，表示蘇聯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業方面同中國共享自己的經驗，還建議中國派遣一個全權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商談具體事宜。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大會即將閉幕之時，赫魯曉夫突然拋出了那份震驚世界的「秘密報告」，隨即引發了以「波匈事件」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分離暗潮。此時，蘇聯急需中共支持，於是，赫魯曉夫「在向中國提供複雜的技術幫助方面再讓了一步」。
1956年4月11日，中國原子能代表團啟程前往蘇聯，並最終同蘇聯達成了中蘇原子能工業援助協議。
代表團出發當天，周恩來致函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建議成立直屬國務院的原子能委員會和直屬國防部的航空工業委員會，以更好地領導我國原子能工業和發展導彈航空工業——這也表明，在核武器尚處於基礎理論研究時，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考慮其運載工具——導彈問題了。
1956年10月8日，以錢學森為院長的國防部五院（導彈研究院）成立，中國的導彈研究事業走上軌道（正是由於導彈和運載火箭是一體兩面的孿生兄弟，10月8日也被認為是中國航天事業的誕生日）。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1次會議決定，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改稱二機部），主管中國核工業的建設和發展。
1957年，赫魯曉夫在同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進行黨內鬥爭中，迫切需要中共支持。赫魯曉夫十分希望毛澤東能親自到蘇聯，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但毛澤東提出，只有簽訂了向中國轉讓生產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材料和模型的軍事技術協議後，他才會前往莫斯科。
1957年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允諾在核武器方面給予中國相應幫助。
11月，毛澤東出訪莫斯科。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廣泛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袖交換意見，幫助赫魯曉夫爭取大家的理解支持，為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
水滿則溢，月盈則虧。
如果說《國防新技術協定》標誌著中蘇蜜月期的頂點，那麼，隨之而來的，則是中蘇兩黨的急遽交惡。
1958年，當中共要求蘇聯履行協定承諾時，赫魯曉夫卻提出了新的交換條件——在中國領土建設軍用長波電台，在中國港口建立由蘇聯指揮的聯合艦隊——這是涉及到一國主權的嚴肅政治問題！
剛剛從帝國主義魔爪下站起來的中國人，對「老大哥」企圖對我軍事控制的非分要求格外警覺。「既然是兄弟黨，就絕不是什麼老子黨、兒子黨！」毛澤東斷然回絕了赫魯曉夫。
那一刻,赫魯曉夫心裡肯定是拔涼拔涼的。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加強軍隊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研製、試驗核武器的任務。他說：「原子彈就是那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第一次為我國研製原子彈定出了時間表。
對於一個不願做「提線木偶」的中共和一個生機勃勃的中國，蘇聯人寢不安席，又怎會任其坐大。
1959年6月，蘇共致信中共中央，以正在與美、英等國進行禁止核試驗條約談判為由，決定暫緩向中國提供核項目援助。
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中央判斷：蘇聯很可能在不久之後，單方面終止與中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老大哥」靠不住了！
7月，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對蘇聯的寶貴援助，中國永誌不忘，正如對蘇聯的背信棄義永遠銘記在心一樣。為了記住這段歷史，中國人把自主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計劃定名為「596」。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來華參加新中國十周年國慶慶典，在同毛主席會談時挑釁地說：「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是不是把專家撤回去？」
毛澤東從容答道：「我們可以自己試試，這對我們也是個鍛煉！如果技術上能幫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幫助那是你們考慮決定的事了。」
隨後，蘇聯單方面終止了同中國的一切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
戰略抉擇：上馬下馬？早爆晚爆？
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在中國國防科技工業部門的全部專家，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設備、關鍵部件和重要物資。這對於剛剛起步的中國核工業是一次重大打擊。有些外國媒體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核工業已「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60年代初，正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極度困難的時期。「大躍進」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吃飯都成了問題，還要不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搞原子彈？有人形象地說，「不能為了一頭牛，餓死一群羊」。
但以陳毅、聶榮臻等為代表的老帥們堅決支持把原子彈搞出來。外交部長陳毅說了句非常著名的話：「即使沒有褲子穿，把褲子當了也要搞出原子彈。」
1961年8月20日，聶榮臻向中央呈送了《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報告提出：在導彈方面，以地對地型號為重點，爭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突破遠程。在此前提下，適當發展地空導彈，推遲發展飛航式導彈。在原子能方面，爭取4年左右建成一套核燃料生產基地，設計試製出初級的原子彈，5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建成更先進的一套生產基地，設計試製出能裝在導彈上的比較高級的原子彈。
面對爭論，中央決定：先把原子能工業的基本情況搞清楚再確定上馬下馬。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愛萍，與二機部副部長劉西堯、國防科委副主任劉傑、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朱光亞等人組成的調查班子，承擔了這一重大調研任務。
一個多月後，他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長達5000字的調查報告《原子能工業建設的基本情況和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結論是：發展原子能工業，關鍵不在於投入，而在於組織協同；不在於再投入多少，而在於如何挖掘各部門的潛力；不在於爭論上馬下馬之利弊，而在於如何行動，才能搞成。
報告還大膽提出，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是可行的！
據張愛萍回憶，調查結束後，他和劉西堯等人曾專門去向國防部長林彪彙報。林彪斬釘截鐵地說：「原子彈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響，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了。」
根據這次調研的情況和結論，總參謀長羅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專題彙報了原子彈研製情況，並在彙報會後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抓原子彈。
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196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15人專門委員會的決定》，由周恩來任主任，7位副總理、7位部長為委員，他們是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
專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各有關方面大力協同，密切配合; 督促檢查原子能工業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 根據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及時進行調度。
專門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原子彈的研製由國家戰略上升到了國家行動，原子彈的研製步入快車道。
在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全國各部門、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的大力協同和積極支持下，核工業戰線的廣大科技人員、幹部、工人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發憤圖強，奮力攻關，各項工作協調進展迅速。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長李覺將軍的主持下，很快組建成三大部——理論部、試驗部、總體部，排列出研製原子彈的各項技術關，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組和個人，一場全面攻關、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激情之火，在核武器研究院燃燒起來。
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大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和特種炸藥車間相繼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燈火通明，研究人員個個埋頭鑽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試驗場，驚天動地的試驗爆炸聲，遙相呼應，試驗數據不斷報來，一個個成果呈現出來，必須攻下的技術難關接連取得可喜的進展。
1963年9月，科研人員完成了原子彈圖紙設計。
根據設計方案，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採用「內爆法」。所謂「內爆」，就是將大量高效能炸藥起爆的能量壓向內心，產生高溫高壓，將內心裡的核燃料壓縮後產生核裂變，釋放出大量核能。
實現「內爆」的關鍵，在於如何使炸藥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學家把這一技術問題叫做同步聚焦。
1963年12月，同步聚焦技術成功突破。1964年6月6日，科研人員在西北試驗研製基地試爆了一顆不帶核燃料的准原子彈，進一步驗證我已完全掌握原子彈同步聚焦技術。
與此同時，核燃料研製工作也傳來捷報。
1964年初，核工業部部長劉傑在一次會議上宣布：可用作核材料的鈾—235研製成功了！
原子彈爆炸，就是利用鈾—235發生原子裂變時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沒有鈾—235，原子彈是無法製造出來的。然而，鈾—235在自然界中的含量極其稀少。
天然鈾中主要包含兩種鈾的同位素，即鈾—238和鈾—235，其中可裂變的鈾—235隻佔0.714%，其他的都是不可裂變的鈾—238。
而用做核武器裝料的濃縮鈾，鈾—235的純度必須達到90%以上。從天然鈾中把含量僅有0.714%的鈾—235提煉濃縮加工到純度90%以上，是極為艱巨的工程。
從探礦、選礦、開採開始，到最後的提取成功，整個工藝流程中的每一道工序都有極嚴格的技術要求，中國核工業戰線的廣大科技人員、工人，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
據宋炳寰回憶，自己曾有幸隨同劉傑、趙爾陸看到了寶貴的黑色鈾235——用於製造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一塊「黑金」，這塊世界上極稀少、極珍貴、極秘密，既可以為人類造福又可以為人類帶來災難的「黑色金子」。
1964年9月初，萬事俱備。張愛萍、劉西堯向中央專門委員會呈報了首次核試驗準備情況和正式試驗工作情況報告。報告提出，可在10月份實現首次原子彈爆炸！
原子彈是有了，但爆和不爆、早爆還是晚爆的問題又擺在了最高決策者面前。
1964年8、9月份，美國人根據羅布泊核試驗場的建設大軍忽然沉寂下來的現象，判斷中國第一次核爆炸已經準備就緒。
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人研究制定了聯合蘇聯、阻止或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形象的說法是「外科手術式打擊」，或「摘除扁桃腺」，對中國核設施實行「絕育手術」。形勢十分緊張。
1964年9月16日和17日，周恩來主持第九次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聽取了張愛萍等人的彙報，詳細研究核試驗準備情況，並對首次核試驗時機進行研究。會議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早試；另一個方案是晚試，先抓緊建設三線核工業基地，擇機再試爆原子彈。
中央專委會議後，周恩來向毛澤東、劉少奇彙報了首次試驗的準備情況和中央專委關於首次核試驗的兩種方案。毛澤東聽後，從戰略上進行了分析，堅定地說：「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專委按照早試的方案抓緊準備，並對首次核試驗工作進行了周密部署，核爆炸進入倒計時。
動地驚雷：歡慶勝利，還是回望初心？
52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串浪花。然而，回眸52年前的那個歷史時刻，記憶卻往往容易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沒。
這裡，我要引用一位核試驗親歷者的回憶：
1964年10月14日下午19時20分，原子彈被吊裝到羅布泊深處一個高達102米的鐵塔頂部。鐵塔周邊數十公里範圍內，早已布置好了用於效應試驗的飛機、大炮、坦克、艦艇、各種車輛、建築群體以及各類生物、化學效應物等，如同一場大戰的戰場，蔚為壯觀。
10月16日早晨6時30分，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後一項準備工作——聯結雷管，隨即全體工作人員陸續撤離爆炸試驗現場。
10月16日下午14時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員按下了原子彈起爆按鈕。
10秒鐘後，整個系統進入自動控制狀態。計數器開始從10到0倒計時跳動。
這10秒是扣人心弦的10秒，因為在10秒內原子彈從雷管點火、炸藥起爆開始，能量向內心聚焦，在巨大的高溫高壓壓縮下，核材料達到超臨界值，中子轟擊原子核，鏈式反應快速形成，原子核不斷產生裂變，釋放出巨大能量。「零時」一到，強光閃亮，火球凌空，天地轟鳴，巨大的蘑菇雲翻滾而起，直上藍天。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了！
那年，13歲的宮五一作為首都優秀少先隊員代表，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排練與演出。10月16日下午，3500名演職人員來到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隨後，滿面春風的周總理趕來向大家宣布了3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一是今天下午3點，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已在西部地區成功爆炸！第二個好消息是，蘇聯的赫魯曉夫宣布下台！第三個好消息是，一會兒毛主席將要來看望大家，並與同志們合影留念。
整個宴會廳沸騰了。然而，年少的宮五一併不知道，他們幾乎是全中國最早知道原子彈爆炸成功消息的一批人。
當天「零時」過後，張愛萍通過專線電話向周恩來報告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時，一向嚴謹的總理第一句話就問：「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們能不能肯定這是核爆炸？」
當張愛萍通過現場科技人員的分析，確認這就是核爆後，周恩來隨即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十分冷靜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還要繼續觀察，要讓外國人相信……最好等外國人的消息出來後我們再公布。」
確定是核爆炸成功後，毛澤東很快讓周恩來向參加《東方紅》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這個消息。
數小時後，日本傳出消息說，中國可能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不久，又收到了美國的廣播，證實了這個消息。
這次相當於幾萬噸TNT炸藥威力的核炸彈產生的地震波，繞地球轉了好幾圈，以至遠在萬里之外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觀測台也測到了它的存在。
當晚23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放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新聞公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一時間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地震」。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軍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黃子孫心靈上引起的震撼，將是永久性的。
原子彈爆炸成功和與之同步的導彈事業發展、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深刻改變著世界戰略格局。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中美兩個大國隔絕22年的堅冰開始融化，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無疑是中國力量大幅提升所帶來的戰略地位改變。同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從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間，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49個猛增到107個，中國不但成了第三世界國家信賴的朋友，也逐步實現了與西方許多國家關係的正常化。
「兩彈一星」研製成功，打破了霸權主義對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壟斷，保障了我國的安全，使中國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
然而，每當重溫這段光輝的歷史，每當看到原子彈爆炸的影像資料，看到不斷向上翻卷的蘑菇雲和遮天蔽日的煙塵，觀瀾總是感到莫名的恐懼。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果掌握在某些狂人手中，人類文明的歷史怕是早該改寫了。
回望初心，我們不應該忘記：
——中國從來沒有主動想要研製核武器，但是沒有這個東西，人家就要拿它來威脅你、消滅你。
——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目的是消滅核武器。
讀不懂這些，就不會懂得那一代革命家的情懷，就不會明白，為什麼核爆炸次日，周恩來就接連致電世界各國政府首腦，轉達中國政府關於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建議。
請記住：核武器總有一天會被徹底消滅！
堅忍卓絕：一曲高亢悲壯的國家命運交響
「傳一曲天荒地老，共一生水遠山高，正義不倒，會盟天下英豪……」
「英雄肝膽兩相照，江湖兒女日漸少，心還在，人去了，回首一片風雨飄搖……」
我國原子彈正式起步研製是在1959年，正是我國經濟困難時期。這種困難集中反映在糧食、副食品嚴重短缺方面。
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回憶，經濟困難的時期，毛澤東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盤野菜或炒菠菜，以至於全身浮腫。
周恩來一次又一次勸說：「主席，吃口肉吧，為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毛澤東卻一次又一次搖頭：「你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
然而，即便如此艱苦，毛澤東依然沒有放鬆放慢中國的原子彈工程建設——全中國從上到下同甘共苦，就這樣硬是勒緊褲帶搞出了原子彈。
參加原子彈研製試驗的廣大科技人員，同樣度過了忍飢挨餓、身體浮腫的艱苦歲月。
在核武器研究院，科研人員每天就餐後走出食堂都說還沒吃飽，但一回到研究室就立刻投入工作。肚子餓的受不了，有人拿醬油沖一杯湯，有人挖一勺古巴糖沖一杯糖水，還有的人拿出一顆伊拉克蜜棗含到嘴裡，「加餐後」立刻又埋頭科研工作，就這樣堅持到下班。
科研人員中間甚至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喝一杯醬油湯或糖水，應堅持工作1小時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棗，應堅持工作一個半小時以上。
「兩彈」元勛鄧稼先當時是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主任，他的岳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有時支援他一點糧票，他就拿這點糧票作為獎勵，誰的理論計算又快又好，就獎勵誰幾兩糧票。
從事國家尖端技術的人員，把能得到幾兩糧票當成一種最高獎賞，今天的人們是無法理解的。但是，得不到糧票的人還有很多，不時有人對他說：「老鄧，我們餓……」後來，鄧稼先又想辦法買到了幾包餅乾，每人分上兩塊。
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幾十萬大軍在那裡從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戈壁荒漠的自然條件本身就很艱苦，在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這裡甚至曾出現過斷炊的情況。羅布泊本來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東西，如榆樹葉子、沙棗樹籽，甚至駱駝刺，幾乎都被人們拿來充饑。
遠在北京的聶榮臻元帥經常為科技人員四處募捐糧食，有一次，他動情地說：「我以革命的名義向大家募捐，請求你們立即搞一點糧食和副食支援我們的試驗基地吧，我們的科技人員太苦了，他們能不能活下來，是關係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啊！」
今天的朋友們，你們可曾想到過，曾經有過如此困難、如此忍飢挨餓的人搞出了原子彈，有了他們的奮鬥，才有我們今天的強大中國。
朋友們，請記住那個年代吧！因為我們的生活曾是那樣艱辛，那樣忍耐，那樣奉獻，那樣悲壯。正是那段難忘的歷程，讓我們實現了強國之夢。
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這一曲慷慨悲壯、高亢激越的國家民族命運交響，將會世世代代傳唱下去。
停筆至此，筆者走到窗前，舉目眺望不遠處的問天閣。
13年前的昨天，中國第一位航天員楊利偉從這裡飛向太空，圓了中華民族千年飛天夢。
52年前的今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站起來的中華民族從此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明天，神舟十一號航天員即將在這裡領命出征，中國空間站時代的大幕正在緩緩開啟。
幾天前，航天員們就已進駐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瞻仰了東風革命烈士陵園，祭奠了那裡長眠著的700多位為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和航天事業獻身的英烈。
此刻，他們在想些什麼？想起了52年前那一聲戈壁驚雷？想起了13年前那一次衝天一躍？
或許，謎底要等他們巡天歸來才能揭曉。
祝福航天員們飛行順利，平安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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