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古代科學家」

今天人們提到「科學家」這個名詞時，通常是指以科學為職業的人，比如科研機構和高校中專事科學研究工作，並以此領取薪水的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大學物理系的教授，當然都屬於科學家範疇。

然而這一定義雖然對今天的現狀頗為適用，卻對歷史上的很多情況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在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中，在「科學家」成為一種社會認可的職業以前，曾經存在一個漫長的非職業化階段。在歷史上著名的今天被稱為「科學家」的人物中，哥白尼是職業教士；笛卡兒一生大部分時間在荷蘭當寓公；萊布尼茨為自己選擇的職業是律師，直到55 歲出任普魯士科學院院長以前從未擔任過任何與自然科學有關的職位；而玻意耳不但從未因研究科學獲得酬勞，反而一直自己花錢去建造實驗室、購置設備和僱傭助手。這些傑出人物在嚴格意義上都不能算是「以科學為職業」，但在今天卻沒有人能夠質疑他們的科學家身份（儘管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他們實際上通常自稱並且被稱作「自然哲學家」，而不是「科學家」）。還不僅如此，即便是在科學已經基本完成職業化進程的19 世紀，詹姆斯·焦耳仍然以啤酒廠老闆的身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科學史上；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著被稱為「業餘天文學家」的群體，儘管他們不從任何科研機構領取薪水，但有時卻會做出一些足以改寫科學課本的發現，就像百武裕司所做的。從這些案例看，也許應該把「科學家」定義為在科學上取得傑出成就的人。

但這個定義同樣不夠全面。就以業餘天文學家來說，畢竟並不是所有業餘天文學家都能夠經常取得重要的天文發現，除了百武裕司這樣的幸運者外，大部分業餘天文學家很可能一輩子都發現不了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事實上大部分職業科學家也一樣）。那麼那些沒有發現彗星或小行星的業餘天文學家的所作所為和百武裕司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嗎？沒有。換個更極端的問法，在百武裕司發現彗星以前，他也並沒有什麼「傑出科學成就」，那麼，我們應該說在此之前的百武裕司並不是一位科學家，而在彗星來的那一夜，或者在他的發現被官方天文台確認為一顆前所未見的新彗星的那一瞬間他就突然變成一位科學家了嗎？那麼愛因斯坦呢？他是在1905 年突然變成科學家的嗎？那麼他是在開始動筆撰寫關於光電效應的論文時成為科學家的，還是在1905 年6 月9 日出版的《物理學紀事》被送到第一位讀者手上的時候呢?顯然，以成敗論英雄對於定義「科學家」這個概念來說同樣不是個太好的主意。

那麼除了有據可查的職業和有口皆碑的科學成就以外，還有什麼是能夠標識科學家身份的呢？或者說有什麼特徵是百武裕司、愛因斯坦，以及其他所有有名的或無名的、職業的或業餘的科學家所共同具備的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倒是給出過一個可操作性很強的定義：所有擁有大學本科以上理學學歷的人。不過這顯然是一個為了便於製作統計報表而勉強規定的定義，其粗暴性顯而易見。暫且不討論一位在華爾街擔任基金經理的物理學博士是否還可以被稱作科學家，至少按照這個定義，法拉第肯定是不能算作科學家的，華羅庚的資格也很可疑，萊布尼茨和拉瓦錫雖然完成了大學學業，但主修的卻是法學，看來也不合格。即便是只考慮今天的情況，大學學歷與科研工作之間的聯繫也仍然不是100% 必然的，在落後國家和地區，以及在剛剛提到的業餘科學家群體中尤其如此。

說到業餘科學家，北京師範大學的田松教授為區分業餘科學家與「民間科學家」曾提出過一些標準，也許不失為一種從行為上定義「科學家」這個概念的依據。這些標準包括：

……尊重科學共同體的指導……不想推翻現有的科學基礎，只是想踏踏實實地做一點基本的科學工作……

……與科學共同體保持著正常的交流，愛好者之間的交流有時也十分頻繁……

……認可並遵守科學共同體的話語體系和評價標準……

（田松，2003：10-15）

以上這些標準綜合起來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按照現代科學的工作範式行動。這樣的人，即便他是業餘的，即便沒有像樣的學歷，也尚未取得什麼重要成就，也應該被認同為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也就是科學家。

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說，這第四種定義應該是最合理的。但這個定義卻並不適用於「古代科學史」研究。因為即便我們能夠定義一個「古代科學」的範疇，我們也無法憑空創造一套當時並不存在的行為範式。正如前文指出的，在古代中國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能夠被稱為「科學」的領域；與此相對應，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秉持一定共同信念的科學共同體，更遑論一套共同的範式。同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也行不通，因為當時既不存在大學，也不存在理科。

「以科學為職業」的定義倒是勉強說得通，按照前文給出的「古代科學」的定義，確實有一些古代職業似乎可以被納入這個範疇，比如醫生以及官方天文機構里的天文官。不過正如前文提到的，古代的官方天文機構有一多半是占星機構，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天文官恐怕都是只負責占星工作的（如周朝的「保章氏」）。因此如果將所有的天文官都稱為「科學家」，就如同宣稱「占星師是科學家」一樣。又如，在宋代以前，煉丹是幾乎所有道士都會做的工作。而我們知道，煉丹這種活動從操作上看基本上與現代的化學實驗沒什麼區別。但沒有人會接受「所有的道士都是科學家」這樣的說法——儘管有時人們會把特定的某幾位道士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的行列，比如葛洪、孫思邈等。

至於「在科學上取得傑出成就」，這個定義倒是經常被使用——事實上田松使用的原詞是「業餘科學愛好者」和「民間科學愛好者」。「民間科學家」或「民間科學愛好者」是不同於業餘科學家的另一類人，他們通常沒有受過哪怕是中學以上的科學教育，其知識來源基本上是科普圖書和科普節目，卻對推翻現有科學理論、構建新的科學體系懷有極大熱情，其主要研究方向通常集中在證明熱力學第二定律錯誤或證明狹義相對論錯誤等方面，其中也有極少數水平相對比較高的成員，甚至知道廣義相對論的存在並試圖證明其是錯誤的。

大部分人在談及「古代科學家」這個概念的時候，都是在這一種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的。比如說「沈括是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 北宋的科學家蘇頌」等，包括剛剛提到的葛洪、孫思邈也是在這種意義上被稱為科學家的。但是這種使用方法，正如前文中指出的，完全是一種以成敗論英雄的方式。以煉丹而言，除了葛洪之外的其他丹師，他們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對自己所從事的行為的理解，與葛洪有什麼區別嗎？那麼為什麼不將他們也稱為「古代科學家」呢？更何況，如果說科學家是「在科學上取得傑出成就的人」，那麼這個「傑出」的標準是什麼呢？在任何以統計學方法進行的研究中，標準的模糊都會成為引入主觀性的一個危險的根源。

綜上所述，筆者在所著《十一世紀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一書乾脆避免使用「古代科學家」這個尷尬的概念，而代之以一個描述性的概念——「科技活動參與者」，即所有參加過科學或技術活動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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