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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倫 身在一個嶄新的老黎明

你跟民謠是什麼關係?


我們來談談民謠吧。


民謠在你的創作中佔據中心位置,所以……

——在受訪中,鮑勃·迪倫被無數次地問到民謠。他既不能就著「民謠」繼續說,那等於是承認「民謠」就是他身上的符記,也不便矢口說這個詞已經失效。他知道,不管自己怎麼提高麥克風的音量,「民謠」兩個字都是趕不走的。一出生,他的基因里就含有民謠傳統的編碼,儘管如此,在面對《花花公子》的提問時,他還是用自己與眾不同的修辭來表達對這個話題的小小蔑視:


關於民謠和民謠搖滾嘛,人給這音樂叫上多麼難聽的名字都行。叫它砒霜音樂,叫它菲德拉音樂,隨你。我沒覺得像「民謠搖滾」這麼個詞跟它有關。我不能用民謠這個詞。民謠是一群胖子。我必須把這看作是傳統音樂……誰都知道我不是一個民謠歌手。



迪倫 身在一個嶄新的老黎明


鮑勃·迪倫


迪倫口中的「傳統音樂」,用他自己的說法,「太非現實了,所以死不了。」1966年,搖滾樂大爆發,披頭士、吉米·亨德里克斯、喬普林呼風喚雨,迪倫也發行了響噹噹的專輯《Blonde on Blonde》,擺出一副訣別過去的架勢,「傳統音樂」看起來岌岌可危。然而,才四五年的工夫,人們就發現沖在前面的搖滾巨星一個個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彈,死的死了,廢的廢了,迪倫則撤出了那條戰線,重拾「傳統」,將它變成了一樁個人的大事業。


倘若迪倫不把自己的陣地稱作「民謠」,誰又能要求他這麼做呢?「民謠」把他的靈感源泉給狹化了,迪倫更在乎「傳統」的概念——那是一個殿堂。沒有加入所謂「伍德斯托克一代」,他退了,去學畫畫,去研究古老的聖經。用他作為一個猶太人所擅長的悖論說法:迪倫,一度身在一個嶄新的老黎明。


Bob是Robert的簡稱,鮑勃·迪倫的本名叫羅伯特·齊默爾曼,一個讓人聯想到德國人乃至猶太人的名字。他就是猶太人,不過在按猶太教規接受了13歲成年禮後,他就撣掉靴子上明尼蘇達的雪,揣上一疊子偷來的唱片,踏上了前往紐約的單程車。在紐約的布利克大街,迪倫和他的朋友們動起了改變世界的念頭,也毫不虛誇地考慮如何結束美國的種族隔離及冷戰政策。他們的理想將同馬丁·路德·金於1963年8月28日組織的史詩大遊行相結合,迪倫和他的女友瓊·貝茨都在遊行隊伍之內。


但是金博士不是他的偶像,他追隨的人是老一輩民謠巨星伍迪·格思里。1961年,迪倫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錄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其中有一曲系化自格思里的憤激之作《1913 Massacre》。格思里纏綿病榻時,鮑勃·迪倫取代了他的聲音,在1963年的新港民謠音樂節上,迪倫在瓊·貝茨等人的協助下,第一次唱起了《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之後連續幾年,新港都是他登上更大舞台的台階。擁躉很狂熱,反對者也拿出了政治示威的勁頭,美國一代「民歌之父」皮特·西格爾就說,1965年的音樂節上,他曾威脅說要拿斧子砍斷迪倫電吉他的電線——他覺得那設備的聲音不該帶進民謠裡面。

迪倫知道他跟「民謠」一詞是無法分家的了,人們只會把他視為「傳人」,而非革命者和挑戰者。儘管如此,他仍總是著意將自己跟「民謠傳統」分開,這似乎又是一個猶太人的特點:要同時在正逆兩個方向上行一件事。他並不把自己看作民謠歌手,可他又確實從過去的民謠中拿了太多東西,像是大名鼎鼎的Carter Family就成了迪倫不斷開採的富礦。迪倫的《Paths of Glory》,就明顯受到Carter Family錄製於1936年的一曲《Way Worn Traveler》的影響,後者歌詞中有「Palms of Victory」兩句,直接給迪倫打開了靈感。不過,「Palms of Victory」本身也是來自英倫的古老聖歌——這就是民謠創作的生態。


「民謠就是一群胖子。」迪倫式的語言不怎麼雄辯,也沒什麼特別的奇趣,而總像是在故作神秘。諾貝爾文學獎拐了一道彎發給了他:迪倫復興的是民謠傳統,而民謠又算作文學的一部分,如此推論,迪倫對振興文學有功。不過有的歌曲里,迪倫利用的資源超出了英美民謠的範圍之外,比如《Seven Curses》,講一個法官勾引並佔有了一位年輕女孩,許諾說為她的父兄免除絞刑,結果自食其言,該故事就來源於中歐的民間傳說。


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把迪倫同一些善於化用神話的作家類比,比如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比如希臘的尼可斯·卡贊扎基斯。卡贊扎基斯是聖經的專家,迪倫在研究過聖經之後,也把自己代入為亞伯拉罕之子以撒,他在著名的《Highway 61 Revisited》里就重述了上帝囑咐亞伯拉罕殺掉以撒的情節。亞伯拉罕服從了上帝,迪倫—以撒嗤之以鼻:這樣捨得下手的爹,就算貴為人類的族長又如何?——同傳統斷不了關係,同自己的爹娘劃清界限,還是容易做到的。


《Seven Curses》里的法官居心叵測,女孩卻無力逃脫厄運,聽眾聽得心裡且酸且憤,詛咒法官不得好死——同樣詛咒那些總想著強暴人民的權力者。迪倫拿來了歐洲的傳說,但傳統文化之間有各種暗合,美國的聽者會想到自己文化裡面的「毒辣母親」:她生了孩子又把他們殺死,孩子們的靈魂找到她,告訴她,她要在地獄中苦苦贖罪,一個七年連著一個七年,無窮無盡。所以單論歌詞創作和題材的選擇,迪倫的確是善於開採傳統的富礦,把那些沉睡在人心的東西給激活。


藝術基於愛,也離不開偷。T.S.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天才》中說,如果傳統與傳承的唯一形式就是延續我們之前的上一代的步調,盲目地或是怯懦地依附於它的成功,那麼傳統會很失望的。迪倫沒有讓傳統失望。

迪倫肯定是所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最會表演的人,也就1996年獲獎的義大利演員和劇作家達里奧·福能跟他相比——而福恰好就在迪倫被宣布獲獎的當日以90歲高齡逝世。一次酒醉時,迪倫告訴美國社會自由聯盟的人:「我覺著吧,我其實就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多(槍殺肯尼迪總統的兇手)——但那是另一段人生里的我了。」你無法想像一位小說家,比如菲利普·羅思(他一直被認為是當前最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人)能說出這樣的話。說到底,有幾個寫作的人能上台,坦然地面對人山人海呢?寫小說和寫詩,常常是一個人逃避與社會交往的途徑,但迪倫的成就從來不只是他一個人拚鬥的結果。文學愛好者們如果覺得他言語誇張,腦洞開得無聊,盡可以無視他。


再怎麼贊他豐富了美國語言,他也是個立足於表演的「文學家」。沒有新意的表演是要速死的。在《I』m Not There》一曲中,「I don』t belong to her. I don』t belong to anybody.」很戳聽者的敏感點,讓人將迪倫視為貼心人。然而他又有一曲《You Ain』t Going Nowhere》,一改之前拋離一切的決絕與孤傲,號召「Strap yourself/ to the tree with roots」宣稱「My bride』s gonna come」,將大歡喜託付給了同他人的共棲共飛。此一時,彼一時,一把電吉他在手,自圓其說與否也不稱其為問題。


美國的上世紀60年代有著憤怒的基調,鮑勃·迪倫同搖滾界及「垮掉一代」的關係都非常密切,但他並沒有一怒到底。以憤怒立身的搖滾一代剛剛起飛就迅速跌落,他們心心念念的救贖大業並沒能說服世人,結果只是把自己推向了機翼的邊緣,要麼做朋克,要麼玩重金屬。年輕人無法一輩子吃憤怒的飯食,更多的時候,他們需要莊嚴、安慰和愉悅的東西,需要那種能夠敲擊他們的無意識,而不只是給他們當頭棒喝的音樂。迪倫把棒子拿起又放下了,他要走得儘可能長久一點:We Ain』t Going Nowhere。


不甘心的列儂,於1970年以一曲《God》來宣告20世紀60年代理想主義之死,並宣布自己已經放棄了對以下一長列人物或事物的信仰:不信聖經、不信塔羅、不信希特勒、不信耶穌、不信肯尼迪、不信佛祖、不信曼怛羅、不信瑜伽、不信列王、不信埃爾維斯(貓王),最後,「我不信齊默爾曼」。列儂和鮑勃·迪倫都是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浪潮中的偶像人物,這會兒,列儂點出了迪倫本來的姓氏——齊默爾曼,猶如向人們揭穿了他的真身:他並不是他自稱的那個人,他就是個贗品。鮑勃·迪倫已經固化為一個疾言厲色控訴現實的文化符號,而齊默爾曼卻會退縮,會回歸正常,會生兒育女。

《Blonde on Blonde》是一種決裂性的嘗試,但站在50年後看,它又像是迪倫最後一次試圖顯示文化先鋒的銳氣。在專輯裡的一曲《Visions of Johanna》中,迪倫也唱到了救贖:「Infinity goes up on trial/ Voices echo this is what salvation must be like after a while.」詞句里已經埋下了質疑救贖的伏筆。他回歸傳統的寬洋闊海,選擇從那裡進取,因為他意識到腳下的這條路在跑向不歸,斷不可再繼續。(文/雲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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