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導演成為內地市場的香餑餑？票房穩紮穩打 憑藉主旋律和魔幻大片崛起

2016年堪稱香港導演的集中爆發之年，不僅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四部出自香港導演之手，而且越來越多香港新一代導演的名字，如林超賢、曾國祥逐漸走入人們視野。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因為《七月與安生》在香港上映，連著接受了兩天媒體採訪，所以特別忙。」因為很晚回復，導演曾國祥在微信中一再表示歉意。

頻繁在兩地之間往返，見面就加微信，日益嫻熟和標準的普通話，這是年輕一代香港導演留給記者的新印象。與王晶、劉鎮偉、爾冬陞、吳宇森等早期成名的香港導演不同，他們似乎更加融入內地生活節奏，也更懂得內地電影市場資本與創作角力的遊戲規則。

剛剛過去的國慶檔與中秋檔，《王牌逗王牌》、《大話西遊3》表現平平，而《七月與安生》、《湄公河行動》卻憑藉良好的口碑實現票房逆襲，這似乎印證了香港導演在經歷一場新舊更替的悄然演變：名導退居幕後，新導演與內地編劇、製片人撐起合拍片大旗。

曾國祥執導《七月與安生》

新一代香港導演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相比於內地年輕導演，香港導演的從業經歷更為成熟，而比起香港老牌導演要求製片話語權，他們更善於溝通和聽取內地製片人的建議；兩岸三地電影製作班底從早期的磨合到如今的融合，已經逐漸形成更合理的香港導演+兩地編劇+內地製片人的工作機制，這讓如今的合拍片脫離了早期不接地氣或者過於套路化的問題，成功幾率比以往增加了不少。

2016年堪數香港導演的集中爆發之年，不僅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4部出自香港導演之手，而且越來越多香港新一代導演的名字逐漸走入人們視野，而且隨著內地警匪片、現實題材、以及新聞事件改變影視的出現，香港導演迎來了他們在內地的黃金時代。

港片沒落，香港導演借主旋律和魔幻大片崛起？

近年來，隨著香港電影在本土及內地的影響力日漸式微，整個電影界縈繞著一股港片日薄西山的悲觀氣息。大量香港電影人捨棄本土市場北上，一些人迅速紮根，也有一些人則至今水土不服。不管怎樣，「香港電影沒落」、「香港導演不行」的論調，在《新少林寺》、《太平輪》、《三國志之見龍卸甲》等合拍片公映時被反覆提出。

分水嶺出現在2013年，陳可辛的《中國合伙人》在內地票房突破5億，徐克的《狄仁傑之神都龍王》拿下6億票房，周星馳與郭子健的《西遊降魔篇》更是一舉摘得年度票房冠軍。接下來的幾年，香港導演的名字多少都會出現在年度票房top10的榜單中。

林超賢執導《湄公河行動》

經歷了兩年回暖期，2016年堪數香港導演的集中爆發之年，不僅票房前十的影片中有4部出自香港導演之手，而且越來越多香港新一代導演的名字逐漸走入人們視野。他們的出現，多少刷新了人們關於港片套路化、香港導演黔驢技窮的刻板印象：

一是題材從單純的動作喜劇轉向多元化：過去香港導演主要接手傳統的警匪槍戰和無厘頭喜劇，近兩年，不少主旋律題材、大IP魔幻片以及青春愛情片、劇情片等，也成為香港新一代導演施展才華的空間，比如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在青春片已泛濫成災的國內市場，被認為改編的精彩程度甚至超過原作。

二是香港導演在主旋律電影中成功融入類型片風格：從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開始，《反貪風暴》、《救火英雄》、《我的戰爭》、《湄公河行動》等多部主旋律影片，都由香港導演來主導。相比於內地電影人剛剛開始探索商業類型片，香港導演在製作動作片、警匪片上還是比較有優勢，這批主旋律電影普遍沒有以往的刻意說教和煽情，驚險刺激的程度也堪比一些好萊塢商業大片。

三是魔幻大片崛起，給香港導演更多用武之地：香港電影的工業製作水準較為成熟，比如電影版《盜墓筆記》在特效方面堪稱良心，《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也被認為畫風唯美，特效「國產最高」，即便是今年飽受詬病的《封神傳奇》，儘管劇情奇葩，但在視效方面卻較少有批評之聲。

香港導演已經成為內地公司競相追逐的香餑餑

其實就在幾年前，香港導演和內地公司的合作還遠不像今天這麼如膠似漆。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就曾炮轟香港導演，認為其製片標準低、缺乏執行力、漫天要價，而「香港編劇的地位差到毀滅整個行業的地步」，這種激進言論，和光線曾在香港導演身上栽過跟頭不無關係。

「說實話，過去香港導演和內地公司互相之間無論心態、合作方式、題材選擇方面都有問題，」王長田告訴記者，「香港你知道，一直是導演中心制，但大陸是製片人中心制，這個磨合其實在前幾年相當困難。」

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票房超33億

但如今，王長田的態度在悄然變化，年初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成為年度票房爆款，也重啟了光線與香港導演合作的大幕。「一部分老一點的導演他們在改變，忍不住融入內地。」但他透露自己比較傾向於請年輕化的香港導演，因為跟前幾代電影人相比，新一代電影導演素質更高，也更願意接受內地製片人中心制，把工作精力主要放在內容創作上，而不像老一代導演緊握製片話語權。

在王長田看來，內地市場已經成為香港青年紮根的沃土：「香港的電影市場太小，一些香港電影公司的觀念比較老舊、競爭力差，公司不行，你怎麼去指望他能夠培養發掘人才或者讓他們實現他們的想法？從長期來看，我認為香港已經失去了培養新導演的機制，如今這批新導演大多數在內地成長，大陸顯然具有更好的培養環境。」

另外過去有些敏感題材，比如真實事件改編不讓碰，只能把市場讓給港片。如今情況發生變化，有業內人士預測明後年真實事件改編的國產片會興起，比如甘肅白銀案、1986長江漂流、太平洋大逃殺等轟動事件，都相繼被買下改編權。香港導演在現實主義題材的拍攝方面經驗十足，自然成為內地影視公司改編時的首選。

而強調視效技術的魔幻題材在內地火熱，也給了香港導演用武之地。在談到磨鐵與新麗傳媒合作開發的電影《悟空傳》邀請郭子健擔任導演時，磨鐵CEO沈浩波表示：「香港年輕一代的導演挺強，拍電影的心態比較單純，大陸很多導演尤其知名導演，可能世故的成分多一點。」

他認為，相比於大陸的青年導演很多還停留在處女作階段，其作品尚未獲得足夠的市場檢驗，香港青年導演們往往並不是很年輕，他們多數集中在40歲左右，已經出道多年並積累了不少作品經驗，能夠更好地融入大陸電影市場。「現在電影導演很稀缺，有不少是拍網劇、網大出身，相對來講香港導演經歷過的電影訓練可能比較完整。」

不過如今，香港導演已經成為內地公司競相追逐的香餑餑。徐克、陳可辛等早年便轉戰內地的大導自不必說，林超賢、彭順、郭子健、周顯揚等新一代導演身上都背了不少片約，甚至此前主要活躍在香港的《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也早已被內地公司鎖定，接拍真實案件改編的《太平洋大逃殺》。

「我們現在最近也在見幾個比較年輕的香港導演，但是他們手裡確實太多（項目），」王長田感嘆，「香港導演上來動不動就簽約，每個人手裡一堆片約，先把錢拿回來花著，這一點跟內地導演不一樣，內地導演特別珍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為香港導演的資本概念更強。」

資歷較淺的香港年輕導演，往往也會有資深電影人扶持

《悟空傳》導演郭子健，因與周星馳合作《西遊降魔篇》而被人注意

其實翻看香港新一代導演的履歷，會發現多數所謂新導演其實經驗豐富，不少是從大導的副導演逐漸做起來的，正如一些人所說，「香港電影圈是中年社會」，和內地新人導演的年輕化相比，香港導演往往在40歲左右才開始嶄露頭角。

比如《悟空傳》導演郭子健，因與周星馳合作《西遊降魔篇》而被人注意；《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導演鄭保瑞，曾在葉偉信多部片子中擔任副導演，《暴瘋語》導演李光耀則是爾冬陞御用副導演。

因為《湄公河行動》而名聲大噪的林超賢，最早則是陳嘉上的副導演，通過《證人》、《線人》、《逆戰》、《激戰》等罪案片，逐漸積累起自己的口碑。「林超賢是很努力的導演，他為《湄公河行動》這個項目已經準備了兩年多，票房和口碑逆襲是意料之中的。」香港資深電影人、《無間道》系列監製庄澄認為，林超賢的成功屬於穩紮穩打，「他會在自己已經熟練操作的領域，比如動作片上不斷地突破和創新。」

即便是資歷較淺的香港年輕導演，往往也會有資深電影人扶持，這可能源於香港電影圈素來深厚的「以老帶新」傳統，只要上了同一艘船，製片人都會派團隊保駕護航，幫忙解決編劇、資金等一系列問題。

「十幾年前香港電影人才斷層很厲害，所以成熟的電影人扶持電影新人的意願很強烈。」據庄澄介紹，香港政府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已經舉辦了三屆，主要扶持新導演拍攝第一部作品，專業組和大專組的獲勝者都將拿到三百萬到六百萬的投拍資金，同時會有經驗豐富的香港電影人擔當監製。

這種傳統，讓新人導演能夠更快適應電影市場的遊戲規則。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曾國祥與陳可辛的組合，儘管陳可辛曾在採訪也談到，以自己如今的閱歷，已經很難再拍青春愛情片，創作心態和年輕人有了距離，但在《七月與安生》中，還是能看到陳可辛電影中產階級情懷的影子，再加上曾國祥作為新人導演，融入了更為現代化的拍攝手法和理念，讓這部愛情片情感細膩，並且敘事節奏更受年輕觀眾青睞。

此外，最早進入內地的香港導演成名已久，早已形成自己特有的製片風格。像王晶導演曾在採訪中向小娛坦言，即使來內地拍戲，也很少有人能夠干涉自己的創作，「不然就不拍了」。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問到想拍什麼類型的電影，《我的戰爭》導演彭順就表示，自己如今已是國產片導演，主要看市場和投資方的意願，「有什麼戲就拍什麼」。

「長期以來華語片長久以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製片人中心制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庄澄認為，「比如在美國，製片人的話語權無疑是最大的，所以你看香港導演去美國拍了幾部戲，就不拍了，因為不適應這樣的制度。」

與郭子健和鄭保瑞都有過合作的香港編劇黃英表示，新一代的香港導演更善於聽取意見：「和以前的一些大導演合作感覺不一樣，比較敢溝通」。不難看出在合作姿態上，香港新一代導演已經和過去大牌的導演們有了不少變化。隨著兩岸三地的創作班底不斷融合，合拍片往往是由香港導演搭配內地的編劇或者製片人，比如《湄公河行動》的製片人是黃建新，而《我的戰爭》則由劉恆擔任編劇，在各自領域發揮長項。

「所以現在有一個趨勢：大導演做製片人，自己說了算；而導演的位置交給更年輕的導演。」庄澄告訴記者，「你想一個成名的導演老是自己來拍，兩年才能有一部作品。但像陳可辛，王晶現在一年能夠監製好幾部戲，這也是他們非常擅長做的。」

其實不止香港導演，伴隨電影市場資本和受眾的傾斜，一批香港編劇和其他電影人才也早已流向內地，比如光景映畫最近公布的「千日計劃」，6位簽約的主創中有四位是香港比較資深的編劇或導演，比如《桃姐》的編劇陳淑賢，《殺破狼2》的編劇黃英，以及《衝鋒車》的編劇和導演劉浩良。

「香港的電影人現在被掏空了，」庄澄感嘆，「比如說我們要開一部電影，就發現連美術指導、動作導演都沒了，很多都到內地來開工，有經驗的導演也是拍合拍片比較多。」

香港本土的電影市場則成為新浪潮電影或獨立電影的天下。一些香港導演曾經向記者坦言，其實他們骨子裡還是更喜歡拍本土的電影，曾國祥在拍完《七月與安生》後，也開始幫朋友拍攝港片。「我會勸他們不要老是拍本土的電影，因為不一定每部都能投資回本。」庄澄認為，「我覺得合拍片和小片都要拍，大片拍一部就可以養很多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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