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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歡:吳義勤:當代文學亟需經典化

盧歡:吳義勤:當代文學亟需經典化



·歡談錄·

吳義勤:當代文學亟需經典化


盧歡


訪前語


中國當代文學成就究竟幾何,不同的人可能會道出褒貶不一的看法。與先鋒派、新生代作家一同成長的吳義勤,無疑是其中堅定的肯定派,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的成就無疑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為輝煌的篇章」。

身兼大學教授、文學批評家、文化官員、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作家出版社社長等多個職務的他,自稱「從事的都是與文化有關且具有某種互補性的工作」,說到底還是從不同角度為「當代文學經典化」添磚加瓦。


在接受我的採訪時,他仍然矢志為「當代文學經典化」正名。針對媒體上一度流行的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是個「偽命題」的觀點,他表示反對,還從學理層面上撰文分析了當代虛無主義者對「經典」和「經典化」的雙重誤解。


誠然,當代文學經典化離不開在場的批評實踐。吳義勤沒有讓這個問題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高談闊論,而是置身於當代文壇現場,緊扣作家作品,以廣泛的文本細讀和宏闊的文學史觀作為支撐,有理有據地進行論述,且加以學理化的升華。比如,他絲毫不擔心畢飛宇作品的經典化問題,常與之交流創作構想,認為「在營構短篇小說時其顯示出的那種從容與大氣令人羨慕」。再比如,他旗幟鮮明地宣稱了馬原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壇的經典性地位,同時也對其形式主義的缺陷進行具體而細緻的剖析。


他向我表達了一個樸素的認識:「當代人應該喜歡當代的作品,也有權利給自己喜愛的作品很高的評價。」在他看來,說中國當代文學如何不堪或如何優秀都沒有說服力,關鍵是要進行「經典化」的工作。可是,「經典化」就是給某些作品發榮譽證、排座次么?不,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所謂的「化」很重要,不是要簡單地呈現一種結果,而是要進入一個發現、感受和呈現文學價值的過程。他期待著現在能真正啟動這樣一個「過程」。


今年初,吳義勤擔任作家出版社社長。對於他而言,進軍出版領域意味著「我是個實實在在的新人,只能邊學習,邊探索」。這種探索恐怕不僅僅涉及到如何以出版的形式甄別當代經典,還包括如何向大眾傳播推廣當代經典。在各大出版機構紛紛試水IP想賺得盆滿缽滿之際,作為財政部選定的兩家全版權運營的試點出版社之一,作家出版社在IP市場中獨樹一幟,重點打造以嚴肅文學作品為核心的主流文化生態。對此,他說:「現在一切都在探索、試驗的過程中,談不上有什麼經驗。但有一點是明確的,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作家出版社對文學品質的堅持不會變,對文學的理想也不會變。」

長篇小說的泡沫一直存在,


並沒有根本性的好轉


盧歡:縱觀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特別是新潮小說和新生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您似乎更青睞長篇小說作品,對於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相對較少。為什麼對長篇小說文體如此感興趣?


吳義勤: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當代文學就出現了持續不退的長篇小說熱,無論從讀者和社會的反響來說,還是從出版和商業的角度來說,長篇小說都最受關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的追蹤者和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傾向或者研究嗜好受文學發展實踐影響並與之相呼應,其實也是正常的。


但是這種個人傾向,並不代表對文體價值的判斷,更不存在文體歧視,我個人覺得從文學性的角度來說,文體之間並無等級差別,說長篇小說是一個大文體或重文體更多的是針對其長度而言,在文學性層面上不過是一種相對性的說法。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在文學性上與長篇小說完全不相上下,對研究者的研究價值也是完全一樣的。但每個研究者的閱讀和研究精力總是有限的,每個人也都會有視野、修養、趣味、水平的局限,我想「全能」和「全才」的批評家畢竟是很少見的。

我確實在散文和詩歌方面的研究比較少,這與我在散文與詩歌方面個人修養不足有很大的關係。但我對中短篇小說其實一直是很重視的。這些年,我一直在堅持每年編年度中短篇小說的年選,並且還在把這種年選回溯到1977年。我的年選與其他年選的不同是要對每一個入選的中短篇小說進行點評分析,我覺得,這種基礎性工作也是當代文學經典化不可缺少的環節。相比於中短篇小說的散點和分散狀況,長篇小說的出版關注度會更高,對批評的期待也更急迫;而作家創作一部長篇小說付出的心血也會更多一些,作家自然會更關注批評界對其長篇的反應。就我來說,對長篇小說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切入當代文學的現場,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對長篇小說從宏觀到微觀的研究,更好地把握長篇小說這種文體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對自己的批評能力也是一種考驗。


盧歡:的確,1990年代以來,長篇小說的繁榮與泡沫成為文藝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十多年前,您曾寫過《新時期的長篇小說熱》長文剖析得失,指出中國文學的哲學貧血、思想貧血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據您觀察,新世紀十多年來的長篇小說與此前相比在藝術上又發生了一些變化?


吳義勤:泡沫一直存在,並沒有根本性的好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作家對長篇文體的把握能力並沒有根本性的提高,哲學貧血、思想貧血的問題沒能得到有效解決。二是,新世紀以來,商業化和市場的刺激與誘惑,影視改編、網路遊戲、資本策劃等加劇了長篇小說的畸形繁榮。三是,出版的無序導致了長篇小說創作的低門檻甚至零門檻,拉低了長篇小說的水準和觀感。


盧歡:在談到長篇小說的長度時,您特別澄清人們對史詩的追求存在誤讀誤解,這導致對當代性的逃避,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歷史小說的盛行。直到現在,文藝界仍然似乎特別看重史詩性作品。在您看來,這種誤讀誤解是否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吳義勤:中國是一個重視史詩的國度,對歷史的崇拜堪稱文化基因,這本來也沒什麼不好。但問題是,史詩進入中國成為一個文學範疇時,被高度簡化和誤讀了。史詩被簡化成了一個題材問題和一個長度問題。事實上,史詩是一個哲學範疇和精神範疇,是文學品質和文學態度的有機融合,書寫歷史還是書寫當代與是否具有史詩性並無矛盾,篇幅長還是篇幅短與是否具有史詩性也並無矛盾,關鍵要看小說的思想品質和精神品質。從這個角度來說,對史詩性的誤讀與誤解並沒有根本改觀。


盧歡:長篇小說的篇幅向來沒有準確的定義,但是有兩種傾向,一是網路文學作品動輒數百萬字之巨,為了吸引、留住點擊量,不停地挖坑;一是一些嚴肅文學作家青睞於十來萬字的小長篇,比如您此前批評過新生代作家小長篇的小氣格局,又比如賈平凹以往長篇小說都是四十多萬字,今年出版的《極花》卻只寫了十幾萬字就收筆了。您怎麼看長篇小說文體的這兩種傾向?


吳義勤:長篇小說篇幅的長短是與其所表現內容的需要相適應的。長或短與小說本身的價值高低並沒有絕對的對應關係。長有長的藝術理由,短有短的藝術理由,這與網路文學有根本的不同,網路文學是一個特殊現象,它的長已經是一個超越文學本身的話題了,其對篇幅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種商業的需要、技術的需要和利益的需要,「注水」、「灌水」是常態,但基本上與藝術無關。新潮作家、新生代作家所營構的「小長篇」我個人覺得很有積極的意義,它顯示了從小說的外在表現長度、題材寬度、生活廣度向內在的藝術需求、文學純度、精神高度和人性深度的轉化。


我們應該承認,小長篇從藝術呈現的精緻度、結構的完整性和文學的純粹性上來看都確實構成了對長篇小說藝術品質的提升。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長篇小說「擠水分」的過程,篇幅雖降卻反而增強了小說的飽滿度。賈平凹《極花》寫了十五萬字就擱筆,但其對當下現實表現的深度、對人性思考的力度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比他的有些長篇更好讀,更能抓住讀者。


盧歡:巴赫金曾說長篇小說是唯一在形成中的體裁,因此它更為深刻本質敏感和迅速地反映現實生活本身的形成。在這個充斥著音頻、聲像的移動互聯網時代,您覺得,長篇小說的跨文體寫作將會朝哪些方向發展?


吳義勤:長篇小說相對於其他文體而言,確實具有敏感而迅速地反映和「消化」現實生活本身的巨大「胃口」,它的可能性和包容性是無限的,這也是跨文體寫作得以發展的原因。鑒於當今高科技和全媒體對於文學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我相信我們植根於傳統紙質文本的審美方式也必然會發生與之相應的變革。


電影、電視、戲劇元素進入長篇小說創作幾乎是必然的,而作者與讀者的共同創作與融合,讀與寫的融合,以及完成性讓位於創作的進行式、開放式也幾乎是必然的。這種革命性的寫作與閱讀方式究竟給文學帶來的是什麼,現在還不好說,還有待觀察。但不管怎樣,我相信人類對文學的需要永遠不會消失,因而文學也永遠不會死亡。只不過,它的形象也許會面目全非。


先鋒作家回歸現實,


正是他們走出極端、走向成熟的標誌


盧歡:在廣泛閱讀的基礎上,注重作家文本細讀是您研究治學的一大特點。除了當年碩士論文的主攻方向——關於徐訏的作家論之外,您近年來既有專門的作家論研究,同時還對一個群體作家進行總體概括研究。這方面有什麼感想?


吳義勤: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主要進行的就是作家論研究,發表的文章也大多都是作家論和作品論。從新潮小說以來的大部分優秀作家我都寫過作家論。只不過,當代作家的研究主要是單篇論文,而徐訏論是當年的碩士論文,寫得比較全面,後來成書出版了。


我始終覺得,作家論應該是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最重要的方面。作家論寫作水平高低是衡量一個批評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我常常跟我的博士、碩士說,與其好高騖遠地進行所謂的宏觀、整體研究,還不如扎紮實實地找一個作家進行系統研究。對作家整體或群體的研究不是不好,而是要先以具體的作家作品論的研究為基礎,否則容易流於牽強與武斷。我認為,作家論的寫作對青年學者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當代文學研究的訓練,甚至他們的博士論文選題我也鼓勵他們進行作家論的寫作。


盧歡: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文學批評家對同代作家進行跟蹤研究的傳統,他們一起「相互較勁、相互成長」。比如,陳思和之於王安憶、莫言,丁帆之於賈平凹。這種跟蹤同代作家的批評,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吳義勤:當代批評就應該對當代作家進行跟蹤研究,這是當代文學批評的性質和功能決定的,也是當代批評家的基本功和必修課。如果一個批評家不能真正介入文學現場,不能與當代文學同步共振,不能跟上當代文學的節奏,他又怎麼能對當代文學有客觀、科學、準確的總結與概括呢?


你所說的陳思和之於王安憶、莫言,丁帆之於賈平凹的跟蹤研究確實是當代批評家的典範,其他還有很多批評家在這方面也做得很不錯。比如,吳亮之於馬原、李建軍之於陳忠實、張學昕之於蘇童等等。這種對作家跟蹤研究的意義至少體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批評家對作家的創作思想和藝術發展的內在脈絡有清晰的了解,因而,對作家個性特徵和文學成就及局限的認識就比較深刻且有說服力。二是加強了作家與批評家彼此互相理解、對話的深度,也為作家和批評家共同參與當代文學的進程,共同創造當代文學的思潮、話語、流派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等就是因作家和批評家共同參與、互相對話而興起的。三是對於中國當代文學良好生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作家與批評家的互相認同、尊重及平等對話是建立在對文學的共同熱愛與深度信仰上的,超越了世俗意義上的人情世故,對於矯正文學界的一些不良風氣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四是批評家對作家的跟蹤研究有助於當代作家以更快的速度走向讀者、走進文學史和經典化。


盧歡:您主要跟蹤研究也是同代的新生代作家吧?能舉例說說哪位作家的創作激發過您的理論創作,改變過您的文學觀?


吳義勤:我長期跟蹤的是先鋒作家和新生代作家。對於一個研究現代文學出身的人來說,先鋒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真的會讓你產生相見恨晚的感覺。比如說,當年我跟蹤蘇童和余華就很興奮,是他們改變了我的文學史觀,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改變了我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認識與評價。


而對新生代作家畢飛宇等人的跟蹤也是讓我很有感慨。畢飛宇是一個對理論很有熱情的作家,他對自己的創作有一整套的構想,是一個想法很多的作家。《平原》寫出來,他跟我通電話,一口氣說了十一個他的「想法」,真把我嚇住了。但是,你不能不承認,畢飛宇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間轉換的能力,在中國作家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畢飛宇的寫作很認真,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但有時,你也會覺得他有些用力過猛,設計感太強。


盧歡:作為先鋒文學的領軍人物之一,馬原在形式主義方面的探索與突破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您研究發現:莫言和殘雪在先鋒小說中雖然各自的地位無法替代,但他們的文本因其強烈的個人性、排他性而喪失了馬原式文本的表演性、示範性和集體操作性,因而也就缺少了馬原那種一呼百應的號召力量。不過,馬原提出「小說已死」,於1987年宣布封筆,最近才復出,而莫言、殘雪、余華、蘇童等先鋒小說家則一直保持旺盛的創作力。近年來,評論界關注到先鋒小說家有向現實主義的轉向。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吳義勤:對於馬原的形式主義,我之所以評價很高,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形式主義是在他的時代有效對抗文學話語和意識形態話語的合謀,從而獲得文學話語獨立性和合法性的最成功的手段;其二,他的形式主義從審美思維上導致了中國文學從「寫什麼」的思維到「怎麼寫」的思維的大轉變,為文學的本體化和主體化贏得了實踐層面的可能性,也為青年作家的模仿性寫作提供了可能。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馬原的形式主義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其策略意味非常明顯,當上述兩種功能得以實現,且其秘密被識破後,其動力就會必然走向衰竭。這也是馬原宣布「小說已死」的原因。馬原封筆,宣告的是他的那種策略性的形式主義的死亡,而不是文學和有個性的文學的死亡。


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殘雪、余華、蘇童等先鋒小說家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創作力,與他們強烈的個人性是分不開的,也與他們對現實生活的尋找、對故事的復歸有很大的關係。回歸現實主義,不僅僅是一個題材問題,而是一個作家面對世界的態度問題和信心問題,先鋒作家回歸現實,正是他們寫作能力、文學觀念、世界觀走出極端、走向成熟的標誌。


盧歡:1990年代成名的一批年輕的小說家被命名為新生代作家,按照您的理解,新生代小說一方面是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自然延續和發展,但更多的是在反抗先鋒小說的意義上走上文壇的。經過二十年的成長,新生代作家群體是否變得更加難以統一指認?這期間,您曾撰文熱情期待的新生代作家「為我們時代貢獻出真正大氣而令人震撼的傑作」,現在看來有哪些「傑作」誕生?


吳義勤:1990年代成名的新生代作家的命名本身就具有相對性,現在當然更不能進行整體性的概括。作家最終都是以個體的面目呈現的,與代際和群體沒有多少關係。很難說,這些作家創作了多少傑作。但我們應該承認畢飛宇、艾偉、東西、李洱等新生代作家確實已經成了中國當代文壇實實在在的一線作家,對他們能為我們貢獻多少「傑作」,我是絲毫也不擔心。


盧歡:現在一些作家似乎不太關注西方文學作品。您主張當代作家怎麼對待自己的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來拓寬寫作的資源和領域?


吳義勤:我個人認為,中國當代作家尤其是年輕作家對西方文學作品是非常關注的。你看看這些作家的閱讀書目上,大部分都是西方作品,包括最新的西方文學作品。在文學問題上,所謂的東方和西方的對立其實是假設性的,文學是世界性的語言,人類各民族的文學本質上是相通的。無論是西方文學還是傳統文學最終都要變成作家自己的文學才有意義。沒有經過作家創造性轉化的東方或西方,沒有變成作家的深層觀念、思維和文學血液的東方或西方都是沒有意義的。


盧歡:城市正在將我們每個人包裹其中,隨著城市生活經驗的積澱,作家未來的創作必定會越來越多地觀照城市生活。不過,您認為現在我們的審美經驗可能不足以支撐一個轟轟烈烈的文學上的「城市運動」。您對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的城市文學有什麼樣的期待?


吳義勤:個人經驗的成長對城市文學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沒有真正成熟的城市生活經驗,也就不會有成熟的城市文學。我們確實正在進入一個城市化的時代,但城市化要真正轉化為城市經驗進而上升到審美的高度還有一個過程。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已經有了迅猛的勢頭,但我們也要看到,中國作家習慣的、擅長的還是鄉村經驗,對城市的認識還是表面化的,符號性的、景觀化的城市表達與內在的封建性鄉村氣質衝突還是非常明顯的。雖然,今天的文學城市題材越來越多,城裡的事正在取代「鄉里的事」,但空間的變化只是把鄉下人變成了「城裡的鄉下人」,情感、思維、認知、態度、價值觀上的鄉村本質並沒有改變,城市文學時代的真正到來還任重道遠。


經典化是文學的價值被發現和接受的過程


盧歡:進入新世紀以來,您注重從釐清中國文學評價標準和重新認識文學批評生態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您為什麼在這一時期這麼關注文學經典化問題,又為什麼對當代文學的成就評價非常之高?


吳義勤:我關注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學術界和文學界對經典化有巨大的誤區,即因否定當代文學有經典因而懸置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過程。我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很急迫,現代文學只有三十年,而當代文學已經七十年了,也就是說這個一百年我們對文學經典的認識還停留在前三十年,甚至有人乾脆就以前三十年取代和代替這一百年,這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強調經典化,並不是一定要為當代文學評出多少個經典,而是要啟動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只有啟動了這個過程,當代文學的評價才會客觀、科學,當代文學與文學史的關係才能真正建立,當代經典才有可能會浮現。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天的海量的信息會把很多東西覆蓋淹沒,包括文學,如果沒有經典化的過程,讓文學自生自滅,這個時代的文學會留給後代什麼呢?


我對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評價非常高,這是由我個人的喜好決定的。我以為,從語言、審美和文學性本身來看,新時期當代文學的發展成就確實是非常輝煌的。我覺得,當代人應該喜歡當代的作品,也有權利給自己喜愛的作品很高的評價。文學本身就是相對的,標準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包括經典也是相對的。文學觀點本身並沒有高下優劣之分,高度肯定一個時代的文學,與全面否定一個時代的文學,這兩者之間是平等的,既無道德上的高低,也無水平和審美上的高低,完全沒有必要對文學觀點、文學判斷道德化。


事實上,不僅是我,也還有很多人對當代文學給予很高評價。王蒙就認為當代是有史以來文學最好的時期。余秋雨、劉再復、曹文軒、陳思和、陳曉明、謝有順等在不同場合甚至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已經超過了中國現代文學。


不過,要說明的是,我雖然對新時期文學評價很高,但我對於否定當代作家、當代文學的聲音和意見不僅不排斥,反而特別欣賞和尊重,我覺得,有真知灼見的否定聲音既是文學批評的良好生態所需要的,也同樣是當代文學經典化所需要的一種方式。


盧歡:以您對社會評價體系的觀察來看,每年,各級文聯、作協、文學館、文學期刊、出版社、書店、媒體等遴選的各種榜單、排行榜也會不斷產生各方眼中的好作品,它們離經典有多遠?


吳義勤: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需要全體閱讀者參與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讀者都有對自己時代的經典的命名權。正因為此,各種文學排行榜、榜單,包括評獎等等,都是文學經典化的一種形式,都是在為文學經典化做貢獻。只要我們不把經典這兩個字絕對化、神聖化、烏托邦化,並且考慮到文學史上並沒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所有人都喜歡的經典,我們就會承認,這裡面很多作品被不同人喜歡著,它們離經典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遠,它們其實就是經典。


盧歡:還有,網路文學的一部分在走向經典化的過程中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吳義勤:網路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一樣,其發展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但網路文學可能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閱讀問題,讀者的相對單一,創作數量的過於龐大,勢必會使其在文學閱讀意義的經典化變得十分困難。反過來,商業、影視改編等方面的成功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帶來網路文學經典化的全新模式。


盧歡: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中一個標誌性事件,不少評論家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得到了西方文壇的認可,也留意到在這其中莫言作品被翻譯的作用不容小覷。現在回頭來看,經典化與國際化是怎樣一種關係?


吳義勤: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獲科幻文學雨果獎,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都可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重要成果。我前面就說過,經典化就是一個過程,是文學的價值被發現和接受的過程。各種文學評獎,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的,都是文學經典化的一種形式,同時也是一種結果。


今天的文學批評應呈現多副面孔、多種聲音


盧歡:您曾提出,文學批評要重新建立與這片大地和社會現實的血肉聯繫。在您看來,一個有責任擔當的文學批評家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和思想素養?


盧歡:「在眾聲喧嘩的媒體時代,批評家已成了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並正在遭遇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批評家即使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這種聲音在與媒體的對抗中也顯得勢單力薄。」您認為,造成批評家的信任危機的根源有哪些因素?


吳義勤:對於批評的信任危機的根源很多,有主觀的也有客觀的。但我們不能就文學談文學,就批評談批評,而應該看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從社會層面而言,全社會的信任危機蔓延到文學領域無疑是造成批評信任危機的重要原因。而全民性的閱讀危機,以及高科技、電子化的生活方式對於人們精神生活的改變,商業化、市場化對文學的衝擊,也是造成批評信任危機的原因。當然,更重要的根源當然是批評自身。批評的倫理化、道德化,以及以道德批評取代審美批評的趨勢,批評標準的混亂,批評話語對講真話的偏離,對酷評的狂熱、捧殺與棒殺的交織,等等都會造成人們對批評的不信任。


盧歡:中國現代文學館自2011年起從全國各地選拔聘任客座研究員;今年初,您在文藝報撰文《山東簽約文學評論家制度具有重要示範意義》,特別提到這樣的舉措有利於加強學院批評跟當代文學現場的聯繫。這樣官方層面的鼓勵文學批評工作固然有示範意義,那麼如何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更具有公信力的批評氛圍,您有什麼建議?


吳義勤:批評家的成長比作家還更難,時間周期更長,因此全社會都應該為青年批評人才的成長創造條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制度以及山東等省的簽約評論家制度,都是培養青年批評家的有益嘗試,對於青年批評家更快地進入文學現場,更好更快地成長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拿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來說,五屆下來,招聘了近四十位優秀的70後、80後青年批評家,他們成長迅速,其中有好多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中堅力量。


盧歡:互聯網時代,媒體、編輯、記者在文學批評生態中的影響力一定程度上可能比純文學批評家還要寬泛些。去年,湖北詩人余秀華的走紅就與《詩刊》編輯的推介批評有莫大關聯,當然也與互聯網效應有關係。您怎麼看這一事件?由此延伸開來,您對文學編輯這一個完全在場的批評隊伍有怎樣的期望?


吳義勤:優秀的編輯本來就應該是好的批評家,如果不是編輯的慧眼,許多經典傑作、許多著名作家、許多文學思潮和流派就不會誕生。文學編輯始終是中國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建設性力量,他們是當代文學的發現者、鑒賞者、培育者、批評者,是當代文學生態結構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隨著網路時代的到來,文學編輯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對文學的組織和發現能力正在下降,而編輯的敬業精神和熱情也似乎與1980年代有較大的距離。如何調整定位,重新出發,是當今文學編輯應該回答的一個課題。


盧歡:今天的批評家如何有效地通過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發聲呢?換言之,新媒體給文學評論帶來了哪些新的生機和可能性?


吳義勤:批評家對新媒體的佔有以及對新媒體話語方式的適應同樣是對批評家能力的一種考驗。在今天這個時代,文學批評不能只習慣於以一種方式、一種腔調發聲,而應該呈現多副面孔、多種聲音。


盧歡:「中國當代電視劇的成就某些方面已經超越了文學。我雖然並不完全認同這種觀點,但是我覺得,當代電視劇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探索某種程度上確實與中國當代文學構成了互補與互動,電視劇的成功反過來能給當代文學以某種有益的啟示。」具體有哪些啟示,能展開談談嗎?


吳義勤:電視劇的成功構成了當下中國重要的文化現象。電視劇的成功對於文學的啟示是多方面的,我能想到的有這樣幾個方面:其一,人物形象的複雜性和人性可能性的挖掘仍然具有巨大的空間,人永遠是電視劇和文學的魅力之源。其二,劇情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仍然是電視和文學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其能吸引人的根源所在。其三,雅俗共賞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實實在在的審美實踐,它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


責任編輯:向午


《長江文藝》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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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歡:吳義勤:當代文學亟需經典化



《長江文藝》2016年第10期目錄


小說坊短篇


長平的車站|范小青


一個下午,逃離|周建新


不戀|央歌兒


白雲下面馬兒跑|詹政偉


啟動零計劃|楓雨


中篇


因父之名|孫頻


流年|馮慧


大故宮猶在鏡中:永平元年四神紋鏡|祝勇


筆記本虛構的故鄉(外一篇)|東西


新推薦如果你註定貧窮|魏思孝


詩空間穿過(3首)|魔頭貝貝


南方的聲調(8首)|楊章池


草木邊關(8首)|劉濤


歡談錄吳義勤:當代文學亟需經典化|盧歡


自由談「非虛構」的敘事倫理與理論問題|李雲雷


作為知識分子式寫作的「非虛構」|劉大先


「非虛構」文學的內涵及風險|龔自強


三官殿藝術創造與藝術家的務實|章後儀


家鄉書生命花開|周春蘭


翠柳街有多少失敗者在為生活獻祭|吳佳燕


《長江文藝》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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