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近代中國真是因人多才窮的嗎
文 | 李伯重
至今為止，我國仍然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儘管兩年之後，這個桂冠將被印度摘取。因此之故，人口問題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以至於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由於中國有「以史為鑒」的傳統，人口問題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也有了一種特殊的分量。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的「人多」問題源於清代，因為在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
依照官方記載，清代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突破了1億大關，達到1.4億，超越以往任何朝代。之後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突破2億，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億，道光十四年（1834）突破4億，這就是後來中國人常說的「四萬萬同胞」的來歷。
雖然中國人也說「人多好辦事」，但是諸多各界人士都認為「人多」是導致近代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所謂「人多萬惡論」。為了追溯近代中國「人多為患」的根源，學界對清代人口問題也予以高度關注。這種關注首先出現在西方學界，何炳棣最先提出了清代人口暴增的觀點，爾後柏金斯（Dwight Perkins）、伊懋可（Mark Elvin）等加以證實，後來為中國學者（大陸與港台）接受。
袁祖亮、延勝在《中國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中總結說：「1978年前不敢議及人口過剩問題，而1978年以後大不相同，不少學者都認為清代的人口過剩已十分嚴重。」1980年代以後，清代「人口膨脹」「人口激增」「人口飛躍」「人口爆炸」「人口奇蹟」「人口危機」等諸多駭人的名詞更不斷湧出。
其後果則是清代前中期（1644—1850）的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導致沉重人口壓力的出現；這種壓力與日俱增，在19世紀中期達到極點，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因此，清代前中期（特別是18世紀）人口快速增長造成的「人口過剩」，是阻礙中國未能如西方那樣發生重大經濟變革並由此而進入近代工業社會的罪魁禍首。
這種看法之所以能夠有問題，不僅是由於對中國歷史上的人口數量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是由於對西方人口史缺乏深入的了解。從理論上來說，這種看法基於以下共識：第一，中國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和習俗鼓勵增加人口；第二，除了天災人禍之外，近代以前的中國並沒有能夠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手段；第三，中國人民（至少是其主體——農民）一向過著一種極端貧困的生活，因此力圖多生孩子，以增加勞動人手，從而提高家庭收入。
如果沒有天災人禍，如果還能糊口，人口就必然會「自然而然地」增長。既然清代前中期（特別是18世紀）中國的經濟出現了長期的增長和繁榮，能夠使人民維持相對較好的生活，因此人口必然迅速增長。總之，清代前中期的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無須再討論的定論。
然而，仔細推敲上述看法，有不少地方頗成問題：
首先，與同時代的西北歐國家或者清代以前的中國相比，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到底是否過快？近年來一些學者已提出否定的看法。
其次，清代的人口增長是否已經導致嚴重人口壓力的出現？這種壓力是否已經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中國最富裕和繁榮的地區，自宋代以來一直主要是人口稠密的東部和東南部沿海地區，明清時期中國經濟進步的主要成就（例如資本主義萌芽、商業化、農村工業化，等等），大部分也集中在這些地區。
因此，與該地區的過去或者與同時期的中國其他地區相比，清代前中期東部和東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很難說是增長過快或者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
再次，從近代中國的情況來看，經濟落後的地區（如華北），人口增長反而比經濟發達的地區（如華東與華南）更快。這和上述「地方越富裕人口增加越迅速」之說恰好相反。
最後，如果近代以前的中國確已出現人口壓力，那麼它是否也可能發生在清代以前？依照一些學者的看法，人口占明初全國總數之半的南直隸（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三省，在有明一代，就已經人口過多，存在著「稠密人口所造成的巨大壓力」。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從宋代起中國的人地比例關係就因人口壓力而嚴重惡化。還有學者更推測甚至早在秦漢時的關中，這種人口壓力就已出現。如果在清代以前很久中國就已因人口過多而出現了人口壓力，那麼清代前中期的「人口爆炸」或「人口奇蹟」又怎麼能夠發生？
這些相異乃至相反的意見表明：清代前中期的中國人口增長過快以致引起嚴重人口壓力之說，尚遠非定論。
要弄清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是否增長過快，關鍵是如何認識近代以前中國的人口行為，並且與同時期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增長進行比較。這要求我們在進行研究時要破除成見，實事求是地去對待過去。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下不一，文化習俗也千差萬別。設想近代以前的中國各地在人口行為上會相互一致，無疑是不切實際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學者注意到清代前中期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人口增長速度有差異。
在這裡，我們特別關心的是：人口增長較慢地區的人民，究竟通過什麼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他們控制人口增長到底是出於什麼動機？經濟因素對於這些地區的人口行為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地區的人口行為與經濟狀況之間具有何種關係？這些問題，都尚待深入探討。
自宋代以來，江南（即長江三角洲，在清代為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和湖州八個府所轄地區）就一直是中國經濟上最富裕的地區。依照以前的流行看法，由於富裕地區生產出來的社會財富較貧困地區為多，可以養活較多的人，因此越是在富裕的地區，人口增加越快。
秦佩珩先生說：在明清時期的江南蘇、松、常地區，「是個魚米之鄉，生活條件優越，人口自然跟著大增」。因此，如果說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出現嚴重人口壓力的話，那麼應以江南最為可能。因此之故，我們選擇江南地區作為探討的對象，看看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增長情況如何。
要了解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數量的變化情況：
首先，必須獲得這個時期的起點和終點（即清初和清中葉）的人口數字。
其次，為了與以往的人口變化情況作比較，還必須獲得清代以前江南的人口數字。因為本文中要作的是與明代江南的比較，所以我們所需獲得的也就是明初與明末的人口數字。
再次，因為我們也要將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變化情況與同時期全國的情況作比較，所以還需要獲得相應的全國人口數字。
以上這些數字都齊備後，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江南和全國在各有關時期的人口年增長率並且進行比較，從而看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大致增長情況及其特點。
在我們所需要的各個人口數字中，全國數字可以從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獲得；明初江南和清中葉江南的數字，也不難求諸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困難的是明末江南和清初江南的數字。由於這兩個時期的官方數字完全脫離實際，不可能據之得到接近真實的數字，因此重點就是設法對這兩個時期江南的人口數量做出一個比較近於實際的估計。
下面，我們先討論明初和清中葉的江南人口數量，然後以此為根據對其他時期的人口數量進行推算。
（1）明初和清中葉江南的人口數量
一般而言，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清道光三十年（1850）的全國各地人口統計數字（特別是前一數字），相對來說最為可靠，比較接近真實情況。根據《萬曆會典》卷19和康熙《浙江通志》卷15中的數字，我們可以得知江南八個府合計，1393年人口大約870萬。清中葉的人口，我們可以以1850年戶部清冊中江、浙兩省的人口總數為基礎，根據嘉慶二十五年（1820）江、浙兩省人口分布，求出1850年江南各府的人口數字，然後再相加得出總數。結果是：1850年江南的人口總數大約為3635萬。因此大概而言，1400年和1850年的江南人口，分別在900萬和3600萬左右。
（2）明末江南的人口數量
明代中國人口變化有兩個大特點：第一，從洪武元年（1368）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前後，人口始終是或多或少直線上升的；第二，東南部人口稠密地區的人口增長在全國人口增長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就全國而言，隨著嚴重自然災害和社會經濟危機的出現和加劇，明初以來人口的直線上升到1600年前後基本結束，所以何炳棣、柏金斯等學者都把1600年作為明代中國人口的頂峰時期。但就江南而言，由於社會經濟出現較遲，嚴重自然災害更一直到1630年代末期才發生，這種直線上升似乎一直繼續到崇禎初年（1630年前後）才告終止。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把1630年前後作為明代江南人口最多的時期。
明代中國人口高度集中於東南部的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四省（按清代的行政區劃）。在1393年的全國人口中，這四省的人口佔了51%。明代跨省移民已有相當規模，但遠遜於清代，尚不足以對全國人口分布的改變造成重大影響。
從謝肇淛的《五雜俎》所描繪的全國各地情況來看，直至17世紀初期，人口稠密的地區仍然只限於長江下游、浙西、皖南的徽州和福建省。整個西南、廣東、湖南和湖北的相當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區都還有大量未開發的可耕地。
換言之，在整個明代，全國人口分布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明代的全國人口增長率的形成，主要應取決於東南部人口集中的四省的人口增長率。
在上述四省以外的地區，華北五省（1393年人口佔全國總數的26%）人口增長率約為3.4‰，可能低於南方地區的增長率。
而在南方各省中，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四省的人口增長率可能又低於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四川等省。這不僅是因為江蘇等四省為人口凈輸出地區而湖南等六省為人口凈輸入地區，而且因為湖南等省正處於農業開發之中，耕地增加迅速，對勞動力的需求很大，人口增長速度也應更快。所以這些省份的人口增長率肯定比江蘇等省更高。
華北五省與湖南等七省合計，高低相互抵消後的增長率很可能也近於全國平均數。因此，全國平均數應當比較接近江蘇等東南部四省的增長率。
在東南部四省中，江南又佔有特別的地位。1393年江南人口占這四省人口總數的27%（或江蘇、浙江兩省人口總數地46%，全國總數的14%）。因此大體而言，江南人口增長率應當也很接近於全國的增長率。
用柏金斯的人口數字計算，1393—1600年間全國的年人口增長率大約為3.8‰。1400年江南人口接近900萬，如果採用3.8‰的年增長率來計算的話，1630年人口大約為2000萬。但是若以1393年與1850年兩個數字（870萬和3640萬）為基礎來計算，那麼所得到的年增長率為3.1‰，而由這個增長率求出的1630年人口約為1870萬。這個數字與用前面方法得出的數字相差約130萬。
比較上述兩種方法，前一種方法無疑更有道理，故所求得的結果（即2000萬），應當更合理一些。此外，明代後期江浙人士一再談到當時江南「人稠地狹」。萬曆時人諸葛升說：「江南寸土無閑……民間蒔蔥韭於盆盎之中，植竹木於宅之側，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數共爭，誰能余隙地？」同時代人徐貞明也說：「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徐光啟則說：「南人太眾，耕墾無田」，故應「均浙直之民於江淮齊魯」。由此來看，採用高一些的數字，應當更為符合事實。
（3）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長
清代前中期全國人口的迅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17世紀前半期巨大的人口損失所造成的人口基數過低。這一損失用了很長時間才恢復過來，因此何炳棣認為1700年的人口是否已恢復到1600年的水平尚難以確定。江南在1630—1664年間也有頗大的人口損失；而江南的社會經濟狀況，至早也要到1680年代才大致恢復正常（全面的恢復可能還要更遲一些）。但是，由於江南人口損失和經濟破壞的程度遠比全國大多數地區小，恢復的速度應當會快一些。
據當時一些人的印象，到1690年代，除四川外，各省的人口都已超過17世紀中期的數量，因此我們估計江南人口在1680年已恢復到以前的最高水平——1630年的2000萬。這樣的話，1680—1850年間江南的人口年增長率就大約為3‰，比其1393—1630年間的年增長率大約低1/5。
按照柏金斯的全國人口數字計算，1650—1850年間全國的人口年增長率大約為6‰，增加速度確實比明代（3.8‰）快得多。但是除此之外，清代人口變化與明代還有一個重大差異，即清代全國人口的增長，更多地取決於明代人口高度集中的東南部四省（江蘇、浙江、江西、福建）以外的地區。
從一些官方人口數字來看，清代前中期中國東部人口稠密地區的人口增長率，明顯低於全國增長率。例如，就人口數字相對較為可靠的18世紀中期以後而言，1761—1850年間全國人口增加了117%，但江蘇和浙江卻只分別增加了91%和95%。
作為這一變化的結果之一，東南部四省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例如江、浙兩省人口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在1761年以後的90年內就下降了2.2個百分點，即從1761年的19.5%降到1850年的17.3%。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在1400年前後，這兩省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高達29.8%。
在清代前中期，人口稠密的江、浙兩省的人口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平均增長速度；而在這兩省中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人口增長速度又低於兩省的平均增長速度。
例如，1789—1838年間全國人口增加了39%，但江蘇僅增加了32%，浙江也只增加了31%；兩省的增長幅度都只在全國增長幅度的80%左右（這個比例與1761—1850年間的相應比例相同）。
在此期間（1789—1838年間），位於江南中心地帶的嘉興府的人口，更只增加了21%，其增長幅度約為同期江蘇與浙江增長幅度的2/3，或全國增長幅度的1/2。由此來看，1680—1850年間江南的人口增長率（3‰）低於1700—1850年間全國增長率（6‰）的一半。
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速度不僅低於明代後期江南，而且也低於清代前中期中國其他地區。
這在劉翠溶對於明清長江中下游五省15個家族人口變化的研究中，也已得到證實。她所研究的江南及其毗鄰地區的11個家族，這些家族在1700—1850年間的人口增長率都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換言之，從這些家族的情況可見，清代前中期江南及其毗鄰地區的人口增長率，自明代後期以來，是在逐漸下降的。
劉翠溶的研究還表明：在這五省中，江蘇的生育率最低；在江蘇省內，長江以南的生育率又低於長江以北。江蘇而外，生育率由低而高的順序是浙江、安徽、湖北、湖南。這個結果和劉氏其他關於明清長江下游地區人口研究所得的結論——長江下游的核心區（大致相當於本書中的江南）的生育率略低於長江下游的邊陲區（蘇北、浙南、安徽等地）的生育率——相互吻合。
我們還要指出：上述關於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增長率，略低於明代江南的增長率和大大低於清代前中期的全國平均增長率的結論，與明清江南和全國人口變化的背景是一致的。
何炳棣、全漢升和王業鍵把導致清代前中期（主要是18世紀）中國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納為：長期的和平與較好的統治；耕地面積的擴大和作物良種（如早熟高產稻種和美洲農作物）的推廣與引進；以及工商業的發展。其中第個原因看來最為重要。這裡，我們就按照這個觀點來檢查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否合乎事實。
從此出發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在以上三個原因中：
第個原因在明代與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存在；而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這個原因的重要性可能不如在同時期中國其他許多地區那麼明顯。
第個原因在明代江南還起著一定作用，而在清代則幾乎完全未起作用；而在清代前中期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這個原因所起的作用極為重要。
第個原因在明代和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都很重要，而且在清代前中期江南所起的作用無疑比明代江南或者清代前中期中國其他地區更大。
然而，儘管如此，清代前中期的江南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工商業發展對人口增長的直接促進作用是有限的。
簡言之，上述能夠導致清代前中期中國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它們在江南所能起的作用，不僅比在同時期的全國大多數地區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而且也比其在明代江南所能起的作用要小。由於那些被認為是清代中國人口「暴增」的主要原因在江南並未起多大作用，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肯定不會很快。
由於人口增長率較低，而江南經濟發展較快，這就會導致本地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經濟發展所需。在此情況下，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引進外地勞力。
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並沒有出現由於人口過多而導致人口大量遷出，相反卻有大量外地商人和工匠遷入江南，在雍正時，蘇州「閶門南濠一帶，客商輻輳，大半福建人民，幾及萬有餘人」。福建商人在蘇州閶門一帶聚居的，已經上萬。徽商更是遍布江南大小市鎮，以致江南有「無徽不成鎮」的民諺。在工業中，外來勞工數量更大。
到了清代中期，江南棉紡織業發達的松江、太倉、常州和絲織業發達蘇、嘉二府與湖、杭二府的東部，都成為外來勞工輸入地。
其中蘇州府城的棉布加工業、紙業、楓涇鎮和雙林鎮的榨油業等，都大量引進外地勞工。雍正初，蘇州「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寧、太平、寧國人氏，在蘇俱無家室，總計約有二萬餘人」。康熙初年的楓涇鎮，「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寧人，往來成群」。
這些工人來自遠地，人數又多，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因此與本地居民的衝突也更為激烈。史稱他們「擾害閭里，民受其累，積憤不可遏，糾眾斂巨資，閉里門小柵，設計憤殺，死者數百人」。僅在衝突中被殺者就達數百人，可見外來勞工總數確實很多。
松江城鎮有一千多踹布工匠，都是江寧、太平、寧國人氏。清代中期的雙林鎮，「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數逾百」，大多來自安徽涇縣，該鎮上皂坊僱工多時達數百人，也大多來自涇縣。這些事實表明：在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緩慢，以致不能滿足本地經濟發展之需。
因此，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增長緩慢，應當說是無可置疑的。然而我們還要問：清代前中期江南人民採取了什麼方法來做到控制人口增長的呢？他們控制人口增長的主要動機是什麼？這兩個問題，我們將在本系列後續的文章中進行討論。
（本文原標題：《有無「清代人口大爆炸」?》，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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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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