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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行為不如法是因為背離了「了生脫死」的價值觀

僧人行為不如法是因為背離了「了生脫死」的價值觀



新世紀之所以能夠取代舊世紀,是因為新世紀的進步,具體地說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進步,就沒有更新換代可言,新世紀的到來就不會這麼令人鼓舞和充滿期待。因為人們都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比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更加美好、更加進步,所以對自己在新的世紀,以及新世紀本身都充滿信心。

二十一世紀對人類社會而言,社會進步的速度將是以往任何時期都未曾有過的。物質生活的富足將不再象現在和過去那樣是大多數人奮鬥的主要目標,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將成為社會的風尚和潮流。


時代的進步是以新替舊的問題,但宗教沒有取代的問題,而是如何繼承優良傳統、使之發揚光大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經過兩千五百多年來歷代祖師大德的努力,博大精深的教義可以說歷經千錘百鍊,臻於盡善盡美。而目前國外某些新興宗教在絕對神權面前,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價值觀面前,除了附會或歪曲原典,只能靠恐嚇、欺騙甚至暴力來獲取人們的盲目崇拜。這些手段在科學發達、人們的文化素質普遍提高的二十一世紀,顯然會有黔驢技窮的一天。當世界逐步趨向全球化的時代,歷史賦予佛教的機遇多過挑戰。佛教能否在二十一世紀生存和發展,主要取決於它的內因,也就是它是否仍有一個清凈和合、學修並重、具有良好素質的僧團,是否能夠住持正法、發揮佛教本身的社會作用。


佛教是一種宗教,這一點勿庸置疑。因為佛教有它修行佛法、弘揚佛法的宗教團體,更準確地說,就是比丘僧團。如果沒有住持佛法的比丘僧團,佛教不過是只供學者研究,而沒有實踐和宗教體驗可言的一種哲學。把佛教當作一種簡單的哲學是對佛教的譏諷和嘲笑。


比丘僧團是所有比丘的組合體,僧團形象是僧團中每個比丘素質的集體體現。改善和提高比丘僧團形象,是每個比丘的責任,必須從提高比丘的素質開始。

身為一個比丘,最重要、最高尚的目標,準確地說只有一個,那就是「了生脫死」。所謂道心的「道」,就是了生脫死之道。我們知道佛陀當時出家就是為了了生脫死。如果一個比丘能夠如法修行、勇猛精進,那就是一位具有最優良素質的比丘了。


「了生脫死」,是佛陀說四諦法的緣起和根本目的。佛陀當時在鹿野苑初轉法 輪,對五比丘宣說四諦法,之後又建立比丘僧團來宣揚這四諦法。換句話說,比丘僧團住持佛法,就是依四諦法如法修行,也就是實踐「了生脫死」之道。如果不發求得「了生脫死」的心,道心從何說起?比丘的素質從何說起?一個沒有道心的人,即使現比丘相,對僧團的形象也只會起到負面的破壞作用。在佛陀建立僧團的初十二年間,僧團里的比丘們道心十分堅固,根機明利,沒有任何的毀犯行為出現,所以沒有制定戒律的需要。


《摩訶僧祗律》說:「如來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也就是說,在戒律還沒有出現的初十二年間,僧團之所以能夠保持清凈和合,是因為他們道心堅固,他們作為比丘的素質非常好。因此,道心,或求「了生脫死」的心,才是比丘最根本的素質,是樹立良好僧團形象的根本。


如果說現在有些比丘的行為不太如法,不如說是他們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背離了他們應有的道心。一個比丘除了要有了生脫死的道心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與道心相應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正見。對於一個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人,他的價值觀只會停留在物質的追求上,認為只有物質生活的享受才能使他的生命有意義、生活有目標,而他的判斷能力也會是以物質生活享受的得失為基礎,表現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就是個人利益上的斤斤計較,和得失時的苦樂無常;對於一個追求藝術上美的意境的人,他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又是不同。這種價值觀和不同的判斷能力,對一個真正發心求證解脫道的人來說,是在作繭自縛。世俗生活五欲點滴的快樂不過是刀口上的蜂蜜,低調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會令一個比丘的日常舉止、待人接物流於庸俗,喪失掉比丘迥異流俗的僧格。


如果一個比丘有與道心相應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那麼他所追求的就不會是紅塵俗世中的五欲之樂,而是出世的禪悅法喜,他的判斷能力也將是以修行辦道為中心,以是否如理如法為基礎。當然,時代的潮流會影響世人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但身為比丘,除了適應時代潮流,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顆不變的道心,和與道心相應的人生價值觀和待人接物的判斷能力,這樣的比丘才在根本上具有了一個比丘應有的良好素質。

在佛世時,比丘僧團以佛陀為首,僧團的戒律也由佛陀親自製定,所以當時的比丘僧團其實是依佛而制律,究竟是以佛為師。但在佛滅度後,比丘僧團依佛遺訓,才真正開始以戒為師。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比丘僧團是一個非常正式正規的組織,有著嚴格的戒律。如果沒有戒律,比丘僧團就會象《摩訶僧祗律》中說的那樣:「譬如鬘師和鬘師弟子以種種色花著於案上,不以線連之,若四方風吹則隨風散。何以故?無線連故。」因為有了戒律,比丘的行為才有了可依據的準繩,比丘僧團才能和合。只有比丘僧團清凈和合,正法才能得以久住。佛陀在為弟子說九部法,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時,說有十事利益,那就是:


(1)攝取於僧:謂世間有諸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正法中,深生敬信,出家受具足戒,以攝取成清眾故。


(2)令僧歡喜:謂於正法律中,修凈梵行,令善增長,常懷歡喜故。


(3)令僧安樂:謂由歡喜,便得禪定寂滅樂故。亦由凈樂梵行,還信施債,心得安樂故。


(4)令未信者信:謂其未信之人,睹斯清白梵行,即生凈信故。

(5)已信者令增長:謂已信者,當善護其信,令增廣故。


(6)難調者令調順:謂有無恥犯戒之人,以此毗尼而為調伏,應治罰者治罰,應驅擯者而驅擯之。


(7)慚愧者得安樂:謂令諸有慚愧修行人,不懷疑悔,亦無諍論,得安隱住故。


(8)斷現在有漏:謂現纏煩惱,使不行故。

(9)斷未來有漏:謂未生煩惱令不生,已生煩惱令永斷其種故。


(10)正法得久住:謂由持梵行,如來正教,得久住世間故。


從這《四分律》所述的十事利益中,可以看出佛陀制戒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戒律攝取於僧,使比丘的舉止、信仰、修持有一定規範,保持一個比丘的基本素質,以達到使僧團安樂和合、住持正法的目的。這十事利益就是戒律的精神,這些精神必須通過比丘嚴持戒律來體現。


不能嚴持戒律就沒有所謂戒律的精神,就沒有比丘的素質可言。因為比丘戒也稱具足戒,就是說只有嚴守比丘戒,才算具足作為一名比丘的資格。對沒有比丘資格的人,如何談比丘的素質?所以嚴持戒律是比丘素質的前提,是正法久住的前提,是佛教在二十一世紀發揚光大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在僧團與社會大眾之間,戒定慧三學中,通過戒學的接觸比通過定學、慧學的接觸更直接,所以顯得更為重要。


由此可知,僧團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對比丘的素質有嚴格的要求。若僅僅為了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才行。佛陀從來沒有說過在家人不可以修行,在家人依法修行一樣可以證果。但為了住持佛法,就非得有良好素質的比丘僧團不可。佛陀要求對請求加入比丘僧團的人,須問其遮難,即凡是不知自名者、不知和尚名者、年不滿二十者、不具三衣者、不具缽者、父不聽者、母不知者、自有負債者、為他之奴者、為官人者、非為男子者、有癩病者、有癰疽者、有白癩者、有干痟者、有癲狂者等十六遮,以及犯邊罪、犯比丘尼、賊心入道、破內外道、黃門、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出佛身血、非人、畜生、二形等十三難者,一律拒之門外,以確保比丘僧團的高素質。


佛陀在世時還曾拒絕接收年紀太老的人進入比丘僧團,這都是出於保證比丘僧團素質的考慮。嚴格審核要求出家以及求受具足戒的人,對保持比丘僧團的素質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不負責任地濫收徒弟而不教,教授徒弟而不嚴,是與佛陀希望正法久住的心愿相違背的,勢必會給佛教的形象帶來不良影響,使二十一世紀佛教發展的道路多有坎坷。所以,為保證比丘僧團的素質,使佛教在二十一世紀能夠順利開展,對要求出家和求受具足戒的人嚴格要求是十分關鍵的。


佛教最為突出也是最為可貴的一點,就是教義可以通過修行實踐去親身體驗。《法句經》說,即使一個人能諷誦所有三藏經典,不如只知道一個法偈而能依之修行。沒有修行,縱然學盡了八萬四千法門,仍不能脫離生死的纏縛,得不到真實利益。一個比丘僅有淵博的學識是不能令正法久住的。即使佛教教學開展得好像古印度的那爛陀大學一樣,若沒有真正修行佛法、嚴持戒律的比丘,佛教仍是免不了十三世紀在印度大陸消亡的悲劇,這是沒有真修實證佛法的歷史教訓。難道那樣的悲劇不足以令我們引以為鑒?學習研究佛法固然重要,但那是永遠不夠的。只有注重修行的道風盛行,佛教才能真正興盛。提高比丘僧團的宗教修持與體驗,是提高比丘素質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當前中國比丘僧團文化素質較低,有著社會和歷史的因緣。南傳佛教的出家眾除了寺院教育外,社會學校也為他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與南傳佛教國家相比,雖然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國內不少學校卻拒絕接受或有條件地接受(比如改換俗裝)有資格學力的出家眾註冊入學,這樣的規定是與憲法規定的每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每個公民有受教育權利的條文相違背的。出家眾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根據法律是有權利在社會上的學校註冊入學的。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申二十年後的今天,仍有社會學校因為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絕接受出家眾註冊入學,是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出家比丘除了應該提高世間學問的文化素質,更應該深入經藏,從佛教典籍當中,從善知識身上,努力地學習佛教的教理。世間學問越淵博,就越能通過知識界所熟知、所能接受的方式,向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弘揚佛法。目前具有高學歷的佛教人才人數十分有限,使得佛教在西方乃至國內都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影響與作用。


從整個僧團來看,每一百個出家眾中,談得上有文化素質的還不到四分之一,世間學問素質好的還不到十分之一,而佛學素質好的,在一百個人裡面也不過兩三個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不是整個僧團達成共識,共同努力來提高出家眾的文化素質,在全球化的新世紀,佛教即使佔盡天時地利,也無力去開展利樂有情的事業。通過社會學校來提高基本的社會文化素質,通過佛學院的學習和自己的努力來提高佛學素質,對二十一世紀僧團的形象和佛教的開展是極為重要的。佛教講因果,讓我們現在就開始努力,種下使未來佛教產生良性循環的因。


比丘的素質除了道心,與道心相應的價值觀和判斷能力、律儀、文化素質外,還必須要有悲愍心和慈愛的素質。不但要對困苦的眾生在物質上給與布施,更要給所有的眾生予無畏布施,進一步以佛法開示引導,行法布施。


比丘有了良好的素質,僧團自然會有良好的社會形象。當然,在僧團內部,更應該發揮六和精神。不論比丘個人素質好到如何地步,僧團不能和合共住,佛教都必將漸漸衰落乃至消亡。六和精神是僧團真正強盛的原則,是佛教生存的原則。六和精神不是僅由個人來體現,而是一種團體精神,是所有比丘都應該具有的共同認識。和合的比丘僧團,是每個比丘都具有良好素質的另一種體現。


比丘僧團是四眾弟子的模範,在一個較高素質的比丘僧團帶領下,佛教可以進一步提高其他出家、在家弟子的綜合素質。在內,繼承鞏固佛教的優良傳統,建護法城;對外,積极參与慈善事業,拓展佛教的社會影響,使佛教從內到外打成一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不斷擴展的新世紀佛教復興的新氣象!(本文選自2001年《法音》)


來源|《法音》作者|學誠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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