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一起讀過課本里的魯迅
文丨徐梅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
30%的同學認為中學魯迅作品的教學有過度闡釋之嫌，學生們要想考出好成績，必須學會「一字一句讀書」，「讀出作者的潛台詞」，「讀出每一個副詞的意味」，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放過。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語文課本里的魯迅。
教科書里的魯迅。（網路圖）
2016年10月19日，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新文化的旗幟，「民族魂」魯迅先生的忌日。
「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長與山海經》《藤野先生》《吶喊》《故鄉》《社戲》.......那些年，我們一起學習過語文課本里的魯迅先生，這其中對你影響有多大？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揭示了：
A、孔乙己的經濟地位和思想意識
B、站著喝酒說明他經濟地位低下，穿長衫說明他放不下讀書人的臭架子
C、孔乙己是個思想迂腐的讀書人
D、孔乙己沒錢，所以只能站著喝酒，當時讀書人都穿長衫，所以孔乙己也穿長衫
如果你還記得這道中學語文試題的答案，恭喜你，你真是當時應試教育的優良產物；如果你完全不解此為何意，抱歉，恐怕你不是在中國接受的語文教育。
魯迅作品在中國語文教育中的烙印之深，實在無人能敵。
北京大學溫儒敏老師曾給大一學生布置了一次小論文作業，題目是《我觀中學語文中的魯迅教學》，要求大家回顧中學語文課中魯迅教學的具體情況，聯繫各自的閱讀體驗，從教材、老師、教學方式和考試等方面，談談中學時學魯迅學到了什麼，如何學的，是否存在問題，在各自的設想中應該怎樣學魯迅。
30%的同學認為中學魯迅作品的教學有過度闡釋之嫌，學生們要想考出好成績，必須學會「一字一句讀書」，「讀出作者的潛台詞」，「讀出每一個副詞的意味」，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放過！
比如《祝福》這篇，有這樣一個形容詞後置的句子，「內中一個破碗，空的」，「要能體會出這個形容詞後置是要起強調作用」。
更令人崩潰的是魯四老爺在祥林嫂被婆家搶走之後陸續說了三個「可惡，然而……」，各自都有著確定的深刻含義。
破折號和省略號的用法也讓人抓狂：「這有什麼依不依。——鬧是誰也總要鬧一鬧的」中起的作用是解釋原因；「後來？——起來了」中的作用是說明結果；「——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這句中的作用則是總結性話語！
難怪有同學慨嘆：「我們不是不喜歡魯迅，我們是被逼著不喜歡魯迅。」
2010年一則關於各地修訂教材的微博引發震蕩，經過媒體的幾輪熱炒及辨析後，事實漸漸浮出水面：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近20年來確實在逐步「撤退」，但至少最近一次課改，魯迅沒「撤」。
教育專家認為相較於「撤還是沒撤」、「撤了多少」這些爭論，真正應該關注的是中學語文的教學方式。
電影《黃金時代》里的魯迅。（網路圖）
語文課本里的魯迅
魯迅作品已經在中學課本中躺了將近一個世紀，數量最多時達到31篇。
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魯迅剛剛蜚聲文壇時，國內各個書局、各省教育廳和一些著名學校就開始在他們自行編寫的《國文》或《國語》課本中選用魯迅的作品。
「最開始選用魯迅，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間自發的。」北大著名學者、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說。
在目前能看到的語文課本中，最早收入魯迅作品的是《初中國文選讀》，入選的6篇是《故鄉》、《風波》、《鴨的喜劇》、《兔和貓》、《社戲》和《論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葉紹鈞主編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1930年代傅東華主編的《復興初級中學國文教科書》，夏丏尊、葉紹鈞合編的《國文八百課》，1940年代葉紹鈞、朱自清合編的《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等，都選入了相當數量的魯迅作品。
對此，魯迅曾明確表態他不願意。1924年1月12日《晨報副刊》上曾刊載曾秋士（孫伏園）的文章《關於魯迅先生》：「他說他一聽見《吶喊》在那裡給中小學生讀以後，見了《吶喊》便討厭，非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有讓他絕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這一類小說的必要。」
無論魯迅是否願意，他的作品被越來越多地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已是不爭的事實。
新中國成立後的頭17年，語文課堂成了宣傳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陣地。由於毛澤東對於魯迅的極高評價，魯迅作品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負載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與過去相比，這一時期他的作品共31篇被選入，數量比1949年前的24篇有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友邦驚詫」論》、《〈吶喊〉自序》等11篇雜文，戰鬥性極強。
也正是這一時期新選入的《狂人日記》、《葯》、《阿Q正傳》、《燈下漫筆》等篇目，奠定了1949年後的半個多世紀中魯迅作品選目的基礎。即便是今天這個思想不斷解放、文化漸趨多元的時代，中學語文課本中魯迅作品的大多數仍然不出這個範疇。
「文革」中語文課幾乎成了政治課。「文革」開始的頭兩三年，魯迅作品因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傳的目的而被逐出中學語文課本。1969年開始，語文課所謂「文」的範圍稍有擴大，魯迅作品開始得到謹慎的恢復，但也僅限於政治性極強的雜文；1970年，文學作品的解禁範圍進一步擴大；「文革」中後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時候，魯迅作品成了中學語文課堂上惟一的文學教材。
「文革」結束後，中學語文教學緩慢恢復，一些更溫和的作品被選入中學課本。如今廣為人知的《范愛農》、《阿長與〈山海經〉》、《拿來主義》等篇目就是在那之後第一次出現在中學生面前。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雜文則逐步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七年級上冊入選的《風箏》一文，曾在民國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中出現過。有趣的是，這篇描寫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台灣新版國文教材中魯迅作品的惟一入選者。
1933年2月17日，魯迅與宋慶齡等合影。（網路圖）
有關魯迅作品的教學聖經
新中國第一部中學文學教材《文學》，教參中言辭鏗鏘：
《一件小事》，「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積極向勞動人民學習，時時認識並糾正自己的缺點」。
《孔乙己》，「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批判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迂腐無能和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講授這一課，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加深學生對封建制度的憎恨」。
1961年12月16日《文匯報》發表了題為《試論語文教學的目的和任務》的社論，文中指出：「語文，歸根結底是一種工具，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生產鬥爭的工具。」
「十七年」間各個版本的教參加劇了對魯迅作品的政治圖解。
在《祥林嫂》的「教學建議」中建議略過《祝福》開頭和結尾——即祥林嫂「關於靈魂有無的追問」和「全魯鎮祝福的熱鬧氣氛」，「使學生認識清楚祥林嫂是怎樣的人。要著重引導學生從同情祥林嫂到仇恨舊社會，啟發他們的革命鬥志」。
《我們不再受騙了》，「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帝國主義欺騙人民和污衊社會主義國家的罪惡陰謀和反動本質，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
《葯》中夏瑜墳上的那一圈紅白的花，被解讀為「革命者永遠殺不盡，也表示後來者會接受先烈的教訓，為革命另闢一條光明、勝利的路」。
跌入政治語境的魯迅作品令老師們戰戰兢兢，死死抱著教參授課，惟恐說多錯多。「文革」期間，針對一線教師教學中遇到的難題，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研室主任李何林寫了一本《北京市中學語文課本中十五篇魯迅作品的問題試答》，儘管個別地方仍然存在泛政治的闡釋，但多數解答實事求是，有一說一：
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美女蛇有什麼寓意？
答：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沒有什麼特別的寓意。這就是個迷信故事，嚇唬孩子的。也可以說魯迅在批判這個迷信故事。
問：《藤野先生》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主要寫作者的愛國主義精神還是讚揚藤野先生的優秀品質？
答：主要是後者，前者是次要的。
問：《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我」還是「車夫」？
答：是車夫。
這些現在讀來引人發笑的對答，當年卻是中學語文老師的教學聖經。
荒謬的是，改革開放30年之後，雖然很多教參已經開始逐漸提供關於魯迅更多的、更客觀的解讀，仍然有部分中學教參延續上世紀的「魯迅觀」，「如果按照這些早就被學術界清理過的觀點向學生教授，必然會造成學生對魯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誤解。」錢理群說。
（本文參考了薄景昕《「十七年」時期魯迅作品的教參解讀》、《聖化的背後》、袁夏平《中學魯迅作品教學和現狀反思》、孫芳《北大學生看中學語文中的魯迅教學》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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