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饒毓泰如何在北大作學術領導人
饒毓泰
導言：
1933年10月，在教育行政與科學研究上都大有作為的饒毓泰出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通過廣攬英才、更新實驗設備、倡導科學研究，使暮氣沉沉、成立20年來只有物理教學而無科研基礎的北大物理系，短短几年間就成為國內物理學的重鎮，可與清華大學物理系相媲美。饒毓泰抗戰期間出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戰後向胡適提出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計劃，並深深地影響了胡適的思想與決策。但因各種原因，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撰文 | 張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 | 王力
上篇
接管水深火熱之中的北大物理系
1949年前北大物理系發展史表明，
一個學術機構的繁榮與否除外部環境外，
更與領導人關係密切：
領導人不僅要安心於位，
而且在科研上需有
廣闊的視野與敏銳的學術感知力，
能從學術機構的發展
而不是自己的研究興趣出發
規劃機構的學術方向。
物理「第一系」名不副實
1. 物理系本科生水平，曾「比美國本科高」
北京大學從京師大學堂時期，就有近代物理教學，當時從事教學者主要是日本教習。1909年，學堂選派留英的何育傑獲曼徹斯特大學碩士學位回母校任教，成為首位中國籍物理教員。1913年，北大理科以物理學數學門名義招收本科生，宣告中國高等教育第一個物理學系正式誕生。
當時，並沒有系主任層級設置，理科在學長夏元瑮領導下運行，從事物理教學的教授除何育傑、夏元瑮外，還有王鎣、秦汾、張大椿、張善揚、李祖鴻等人。夏元瑮作為理科學長，主要負責理科的籌劃和領導工作；何育傑負責物理教學大綱、教科書的編訂和二三年級理論物理教學；王鎣講授一年級課程和實驗；秦汾教力學和天文學；張大椿等負責預科。這些教授除何育傑、秦汾有碩士學位外，其他人基本上為國外本科畢業，其學術水準可以想見。但他們畢竟是中國物理學高等教育的開創者，有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之功。1916年，孫國封、丁緒寶等5人本科畢業，成為中國第一批物理學本科畢業生。孫、丁兩人留校任助教，後留學美國，獲得博士、碩士學位，回國後都曾在中國物理學發展史留名。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對學校進行整頓。1919年物理學門改稱物理系，何育傑任系主任，原有教授紛紛離開，夏元瑮也於1919年夏休假赴德國進修，物理系師資開始大變臉。1920年，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丁燮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顏任光，1922年法國國家博士李書華，1923年哈佛大學博士溫毓慶，1925年麻省理工碩士楊肇燫等相繼來校。一時間，物理系師資隊伍非常強盛，可謂人才濟濟，吳大猷也認為早期回國留學生大部分到了北大。其中顏任光和與李書華兩人值得特別指出。
顏任光師從美國本土出生第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密立根，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從事教學研究。1920年秋到北大，翌年任系主任。也許受密立根實驗物理的熏陶，他特別重視實驗室的建設，希望將課堂理論教學與實驗結合起來，或購置或自製儀器、編寫實驗講義、安排實驗課程。作為系主任，他像電工一樣經常攜帶著鉗、錐等工具；自製簡單教學用具，在課堂上邊講邊表演。因顏任光的努力，北大物理教學質量大為提升，當時教育界將他與主持東南大學物理系的胡剛復並稱「南胡北顏」。李書華也曾回憶說：
北大物理系的實驗室，原有許多舊儀器，顏任光又購買了不少的新儀器。他設置機器房，安裝直流電等等。他創設物理系物理閱覽室……他改造講室與實驗室內部，將舊窗換成新式玻璃窗。
李書華1922年9月到北大，1926年擔任系主任。他曾先後講授一年級普通物理（包括物性、熱學、熱力學、聲學）和物理實驗，二年級普通物理（包括光學、電磁學）和物理實驗，三、四年級近代物理（包括離子、電子、陽射線、Ｘ光與放射學），預科一年級物理等。並為一、二年級編寫了《普通物理實驗講義》第一冊（1923年由北大出版）。近代物理課程，他大部分選用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學上課內容，已走到當時物理學前沿。他與系裡各位老師通力合作，以提高學生程度：
那幾年我全部的精力，都給了北大物理系。同系的幾位教授也都很合作。除授課外我終日在辦公室或實驗室工作。一方面充實功課內容，一方面為學生準備實驗室的各種實驗，同時準備在講室講授時的指示實驗。目標在提高學生程度，使學生畢業時有充分的基本知識。
按照李書華的說法，當時北大物理系本科畢業生水平比美國本科高，比碩士稍低。在他們的精心培養下，當時北大物理系也培養了不少人才，如鍾盛標、王普、岳劼恆、趙廣增等。
2. 物理「第一系」，開始名不副實
可惜好景不長。首先是系主任顏任光1924年休假游歐，在卡文迪許實驗室再次感受到物理實驗儀器的重要性，歸國後不再回北大，轉而從事科學儀器的生產與製造。
更為重要的是，自五四運動以來，北京教育界一直風潮不斷，政府又時常拖欠薪水（甚至一年領不到5個月），兩者之間相互影響激蕩，致使動蕩不已，教授們紛紛離職他往，北京大學自然也深受其害。南京國政府成立初期，大學區制度的試驗，造成蔡元培與李石曾的派系衝突，更加劇了北大的不穩。1926年底丁燮林離開北大，參與籌建中研院物理所；1927年何育傑轉任東北大學物理系主任，溫毓慶也離系他就；1928年楊肇燫離開加入中研院物理所。兩三年間使系主任李書華幾乎成為孤家寡人，只得依靠外校兼任講師和本校青年教師。
他回憶說，在此期間「不但不能進一步進行科學研究，即維持各門功課的照常上課，及實驗室的實驗照常進行，已感困難萬分」。1929年，李書華也離職去主持中法大學並籌辦北平研究院。夏元瑮回國救火接任主任，聘請張貽惠、文元模為教授（此時龍際云為副教授，張珮瑚為講師）。這些人與前面一批教師相比，學術水準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教授張貽惠、文元模都是留日學生，也都未曾獲得學位。夏元瑮也深知他們自身的缺陷所在，也與李書華一樣大力借重清華大學的教授，吳有訓（講授近代物理及實驗、X光及放射學）、薩本棟（講授普通物理）、周培源（講授電子論及相對論）、黃子卿（講授熱力學）等曾來系兼課。
正當北大物理系高水平師資隊伍星散，教學水準受到極大損害，地位大為降低之時，其他學校的物理系卻蒸蒸日上，其中最為特出是同處北京的清華大學。與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北大不一樣，清華有穩定庚款作為後盾，也一直將促進中國科學發展作為己任。1929年，清華大學設立理學院，其目的除造就人才而外，還要使清華成為科學研究中心。清華物理系成立於1926年，系主任葉企孫，有教授梅貽琦，教員趙忠堯、鄭衍芬，助教施汝為等。到1929年時，教授除葉企孫外，還有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其後，趙忠堯、任之恭等又相繼加入。這一師資隊伍，與北大1920－1925年最為鼎盛時期相比，其水準也高出不少。當然，清華在物理實驗設備的購置與裝備上，也比北大物理系精良不少。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李書華所言，一個大學對科學的任務有三，一為科學教育，一為科學研究，一為科學應用。但他一輩物理學博士回國者，無論是胡剛復之於東南大學、饒毓泰之於南開大學、葉企孫之於清華大學物理系，都僅僅盡到了「科學教育」的工作，於其他兩方面特別是科學研究毫無作為。到1930年左右，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們已經有不少科研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發布，顯示出科學本土化的成效，還培養出王淦昌、周同慶、施士元、馮秉銓、龔祖同等傑出學生，而北大物理系主事者還是夏元瑮、張貽惠這樣的老一輩純粹物理教育工作者。除清華而外，燕京大學、中央大學等校物理系也超過了正走下坡路的北大。北大物理系的發展到了必須改弦更張的關鍵時期。
3. 王守競的離開
1930年12月，原國民政府教育部長蔣夢麟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北大結束了先期動蕩不安的時代，迎來了穩定發展時期。
翌年7月，北大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合作，設立「合作研究特款」，規定自1931年開始，到1935年，每年雙方各出20萬元，用於設立北大研究教授、擴展北大圖書儀器及相關設備、助學金與獎學金，以提升北大教學與科研水準。第一批聘任的研究教授，理學院有馮祖荀、丁文江、王守競、曾昭掄、劉樹杞、李四光、葛利普、許驤、汪敬熙9人。1934年因受經濟不景氣影響，中基會經費入不敷出，決定當年度資助北大經費縮減為10萬元，但北大20萬元照舊。當年教育部視察北大後，極為稱賞北大理學院辦理成績，「近年以來，該校對於校務，頗多整頓，如院系之整理，專職教授之增聘，圖書儀器之增加……均屬成績之表現，理學院學風尤多進步，良用嘉慰」。與此同時，蔣夢麟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整頓，解聘一些不很稱職的教員。他曾對院系負責人說，解聘老人的醜事「由我來做」，聘請新人的全權「由你來做」。
正是在此背景下，北大物理系也開始了新陳代謝的更換，老一輩教育工作者先後離開。張貽惠、文元模1930年離開，夏元瑮1931年夏離開，接替夏元瑮是年青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守競。王守競是北大物理系歷史上第一位有重要科研成就的教授和系主任，吳大猷很是推崇他在量子力學方面的研究，認為他在美國期間發表的三篇論文都是非常重要而出色的成果，「量子力學一發展出來，他就坐上了頭一列火車」。1928年獲博士學位的王守競，翌年回國任浙大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1年，他應邀接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開始整頓系務，創設光譜實驗室，奠定後來光譜學研究的實驗設備基礎。他講授理論力學、量子力學等課程，使物理學課程進一步現代化。非常可惜，1933年夏，王守競要為國家建設做貢獻，研製飛機發動機，離開北大任職國民政府兵工署。對於王守競離開物理學界，最終將後半輩子浪費了，吳大猷很是惋惜。
王守競的離開，使北大物理系的發展再次陷入困境，系裡只有副教授龍際雲、講師張珮瑚和幾個青年教師。在蔣夢麟與理學院院長劉樹杞尋覓物理系的領軍人物過程中，饒毓泰這位一手創建南開大學物理系，並有很好科研成就的人才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4．「自尋苦惱」， 42歲的饒毓泰走進北大物理系
1891年12月出生於江西臨川（現屬撫州市）的饒毓泰，1908年在上海入中國新公學，與胡適、朱經農等交好。1913年以江西公費留美，初入加州大學，後轉入芝加哥大學，1917年獲物理系學士學位。次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再轉入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1922年6月，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相關低壓電弧的電子發射速率的實驗研究，導師為K. T. 康普頓。留學期間，饒毓泰學習甚用力，深為胡適、朱經農、羅家倫等稱許，對其在物理學上發展很是看好，有「將來之大科學家也」，「讀書猛進，必成數理專家」等期待云云。1922年8月，饒毓泰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創建南開大學物理系，講授普通物理學、力學、電磁學、光學、近代物理等課程，培養了吳大猷、吳大任、江澤涵、申又振、陳省身、鄭華熾等一批數理才俊。
到1929年，饒毓泰在南開物理系辛苦耕耘七年，援例可以休假或外出進修。也許是有感於回國七年專註於南開物理系的發展，而在學術研究上未能有所作為，於是申請獲得中基會甲種補助金國幣3000元，前往世界科學中心德國訪問研究。訪學期間，饒毓泰先後在萊比錫大學、波茨坦大學天文物理實驗室工作，專門從事原子光譜在電場下的斯塔克效應研究，發表論文多篇，有力地支持了海森堡的量子力學微擾理論，開創了中國光譜學研究的先河。1932年8月，饒毓泰回國，可能是出於對科研工作的喜好，沒有回南開大學，而是專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他回國時順帶給研究院從英國購買了攝譜儀和真空光譜儀。在這裡，他繼續從事在德國開啟的光譜、斯塔克效應研究。正是在這個位置上，他收到了蔣夢麟的邀請。
1933年的饒毓泰42歲，正處於年富力強階段。南開物理系的創建與發展顯示了他的教育行政能力，1929-1932年三年德國訪學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完全超越他那一代博士回國者回國後基本不從事科學研究的境況，繼續在物理學的學術前沿跋涉。也就是說，此時的饒毓泰不僅有教育行政能力，也有較強的科研能力，完全可以將過去僅有教學而沒有科研的北大物理系帶上教育與科研共同發展的正道上。饒毓泰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具體過程，因資料所限，不得而知。但一封1933年8月27日，饒毓泰致北平研究院具體負責人、副院長李書華的信函，可以透露出些許信息：
潤章先生道席：
經電收悉。此次北大當局以王守競先生暫難返校，物理系負責無人，以弟年事稍長，殷殷以系主任相屬。弟念年來與兄等共事，中懷感孚，志趣同符，兼以研究正在進行，即來年工作計劃亦復周詳審定，豈願棄清閑研究生活，自尋苦惱也。顧北大物理系現在所處之困難情形，弟所深諒，而諸友厚誼，情難固辭，因願犧牲一時作一嘗試，而以不妨礙弟之研究工作並須商得吾兄同意為條件。聞孟鄰先生已有函致吾兄矣。
關於弟之研究工作，弟將全部在院中繼續進行（昨見劉楚青兄，北大方面已接受我之要求，全部研究工作仍在院內進行），弟去年曾在北大授課三小時，來年不過多授三小時耳，其餘時間弟將完全在所工作（××××於名義研究），異者只在弟不受研究院薪金耳。以此節省之費院中可購置設備或多聘同事，他方又得與大學作深切之聯絡。在此情形下，弟意可行，想兄亦同意也。
弟欲鄭重為兄言者，即弟之就北大不即是離開研究院（假設是，院中允許我繼續在所工作）。弟對於研究院之希望與愛護不後於兄，對於兄與慕光兄期望弟之厚意尤其感念不置。所以望院中許我繼續在院研究者，蓋上為學術計，下亦以答一己之私。
饒毓泰在南開七年，深知大學教學工作之繁雜。因此1932年回國，他沒有回南開，而是選擇了專門研究工作。在北平研究院，他與李書華、嚴濟慈等共事非常愉快，研究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1934年的研究計劃也已周詳制訂。這次，他願意出任北大物理系主任，重作馮婦，「自尋苦惱」，實在是因為北大物理系負責無人，北大「諸友厚誼，情難固辭」。他的預想是在北大的教學，不妨礙他在研究院的研究，因此希望李書華同意研究院研究計劃繼續不輟，北大方面校長蔣夢麟、理學院院長劉樹杞都已同意。這樣，他在研究院的薪水可以節省下來用於研究院，而且研究院與北大的合作可以更加密切，收到「兩全其美」的效果。另外，他已於1932年開始到北大授課三小時。可見，他從德國一回來，就與北大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繫。
饒毓泰上述信函，不知李書華作何回答。無論如何，1933年10月，饒毓泰就任北大物理系主任，走上了領導北大物理系的崗位，並從此將餘生完全奉獻給了北大。
中篇
重煥生機，北大物理系躍為物理學重鎮
吳大猷曾說，北大物理系
1933年改組後才開始培養出人才：
「北京大學真正開始做些研究工作，訓練出來幾個學生，也是在1934年之後，……從這個時候起首，北京大學才可以說有一個現代化的物理系。北京大學可以說是最早有物理系的大學，1930年代以後，這個物理系成為中國物理的中心之一。」
北大物理系這個轉折性的改變，
饒毓泰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
1．重建高水準的教授隊伍
饒毓泰1933年10月就任北大物理系主任後，首先是人才的聘請與教師隊伍的重建。同年隨饒毓泰到北大的有朱物華、周同慶、張宗蠡。1902年1月生於江蘇揚州的朱物華，1926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33年來北大任教授，翌年任研究教授，直到抗戰勝利後回母校上海交通大學，是我國電子學科與水聲學科奠基人之一，1955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光譜學奠基人之一周同慶，1907年12月生於江蘇崑山，1929年清華畢業留美，1932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指導老師與饒毓泰一樣為K. T. 康普頓〔據蔣百川先生《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周同慶的命運交錯》（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2016年6月18日）言，康普頓於1930年離開普林斯頓，周同慶的導師實際上為Henry D. Smyth〕。1933年歷訪英國、德國和蘇聯回國，應聘北大任教授。1936年離開到中央大學任物理系主任，1955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生平不詳的張宗蠡是嚴濟慈內弟，來校任教授，1936年離開到四川大學，主要從事光譜學研究。
1934年，饒毓泰在南開的得意門生吳大猷來校任教授。1907年9月生於廣東番禺的吳大猷，1925年入南開大學礦科，礦科後停辦轉入物理系，隨饒毓泰讀大學物理、電磁學、近代物理、高等力學、光學、氣體運動論、高等電磁學等，「近代物理」一課使他「開了物理的竅和興趣」。大學四年，使吳大猷「不僅真的明白了求知的意義，也提高了求知的興趣」，並立下從事科學研究，「得列著作之林」的誓願，對前途充滿希冀：「那一段時間我從未經過真正的考驗，不知自己知識和能力的限度，以為前途像地毯一樣，一推就會自動展開。」1931年經饒毓泰與葉企孫的薦舉，獲中基會乙種研究獎助金留美。1933年獲得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預言了超鈾元素的原子光譜，從而開啟尋找超鈾元素研究的大幕。翌年應饒毓泰的召喚，來到了北大。吳大猷對北大物理系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在物理學上的貢獻也是多方位的。
1936年，饒毓泰南開大學門生、拉曼光譜學家鄭華熾也從中央大學轉來北大任教。鄭華熾1903年生於廣東中山，1928年南開畢業後留學德國，先後在德國柏林工科大學、哥廷根大學、慕尼黑大學、奧地利格拉芝工業大學學習，1934年獲工學博士學位。並在法國蒙彼利埃大學和巴黎大學從事光譜學研究。1935年回國任教中央大學，次年轉北大，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到北京師範大學，期間曾擔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代理教務長，北大教務長等。
這些新任教授（或研究教授）朱物華、周同慶、張宗蠡、吳大猷、鄭華熾等，除生平不詳的張宗蠡外，都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都展現出非常高的學術研究水平；更為重要的是，除朱物華外，他們與饒毓泰一樣，都有共同的研究領域即光譜學。可見，這不僅是一個高水準的教授隊伍，而且有比較特出的研究水平與研究領域。當時，系裡還有副教授龍際雲、張珮瑚，助教趙廣增；饒毓泰並從畢業生中選擇優秀學生沈壽春、江安才、薛琴訪等做助教，不僅使師資隊伍增加，更使老中青形成了梯隊。
北京大學物理學院，2008年
2. 他是「不作公共關係」的人，卻受尊敬
饒毓泰進入北大後，在教授治校的北大可謂如魚得水，1936年7月兼任理學院院長、理科研究所主任。還先後出任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傅斯年）、儀器委員會（委員長張景鉞）、出版委員會（委員長曾昭掄）、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委員長樊際昌）委員等。
當然，作為一個大學系科，重要的日常事務是教學與人才培養。北大物理系課程，經二十來年的發展，到饒毓泰時期已經比較完備。1934－1936年課程，本科包括普通物理及實驗、力學、電磁學及實驗、應用電學及實驗、應用光學、物理光學、光學實驗、分子運動及熱力學、無線電及實驗、近代物理及實驗。研究生課程包括理論力學（內容為分析力學，側重原子及分子結構上的應用）、數學物理（傅氏級數與傅氏積分、偏微分方程、張量和相對論、群論和量子力學）、量子力學1（基本原理、氫原子、微擾論、多電子問題及氫分子）、量子力學2（複雜原子能級計算與斯塔克效應，多原子分子之振動、轉動、電子能級及其光譜，拉曼效應，碰撞理論，核衰變和蛻變等）、量子力學3（狄拉克電子論等）、電動力學、電光學和磁光學、原子光譜、分子光譜、高等電路原理、氣體導電、拉曼效應及分子構造。可見，這個課程體系特別是研究生課程已經充分反映當時物理學發展前沿，並根據各個教授的研究專長編排了不同的課程，例如周同慶講授電磁學、分子運動論及熱力學、近代物理及實驗、原子分子光譜、氣體傳導等課程，鄭華熾講授拉曼效應等。
饒毓泰到北大後，第一年「多數時間用於整理課程與添置設備，以供研究之用。各機械工作室之擴充，常溫度室之建築，與分光實驗室之設計諸預備工作」。1933年11月19日，北大物理學會舉行迎新年會，饒毓泰說：「同學對於實驗勿專恃講義，厲禁照抄主義，須有新的發現。」張宗蠡說：「本校同學有嫌儀器不精，以致成績不良。實則北大物理儀器不但在中國首稱完善，且駕世界各國大學設備而上之。蓋外國大學，多以各工廠陳舊之儀器，作學校實驗之工具，實在從破爛中而求得真理也。至吾國任何大學理科設備均優於外國。因多購自外洋，新而且精，然而成績反無顯著的進步，非器之不利，實因不努力也。」張珮瑚說：「北大物理系課程，已往功課每周達四十餘小時，鬧來整日上課，無閑研究工作，所以外間謂北大理論高而熟練少，實不誣也。現時功課已減少一半，乃在使同學研究專門避博大也。談到教本，應宜摸熟，不應好高騖遠，枉看參考書籍。有暇固宜旁征博覽。」
三人的講話，反映了饒毓泰治理物理系的一些理念與作為，饒毓泰要求學生在實驗室里要有創新精神，不能完全根據講義，將自己束縛與禁錮；張宗蠡的講話實在反映了當時國內大學實驗設備的實在情況，新、精卻沒有得到很好利用，「非器之不利，實因不努力也」；張珮瑚講話表明饒毓泰一改物理系注重上課，自行研究少的弊病，將功課時間減少了一半。當然，他們也對學生提出要求，少抱怨多學習，少受教材束縛多創新精神，少好高騖遠多腳踏實地。
吳大猷說饒毓泰精通英、德、法文，國文根底極好，「惟講授則似乏『深入淺出』的口才」，學生從他處所的不是高頭講章，而是他「對學術了解之深，對求知態度之誠，對學術的欣賞與尊敬，以及為人的嚴正不阿的人格」，他是「不作公共關係」的人，但是為他同輩所尊敬。
沈壽春說饒毓泰對學生循循善誘，啟發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興趣。他不厭其煩教導學生如何看參考書、如何記筆記，再結合講課深入理解課程內容。對學生作業要求非常嚴格，一次大多數同學沒有按要求做好衍射光柵光強分布圖，他退回全部作業。與一般的教授上課除板書、留作業用英文外，講課是中英文結合不同，饒毓泰上課全用英文，課堂上不講一句漢語。他喜歡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問，給學生分數也不單憑考試卷子，而是結合平日的提問情況。
在饒毓泰、朱物華、吳大猷、周同慶、鄭華熾等教授與青年教師的共同努力下，北大物理系很快就培養出一批青年才俊，諸如馬仕俊、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馬仕俊1935年本科畢業後，隨吳大猷讀研究生，後留英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40年回國任教西南聯大時「已小有名氣」。他對介子場理論和量子電動力學多有貢獻，楊振寧就是跟隨他學場論的。虞福春1936年畢業考上研究生，根據要求到中研院物理所實習一年，期滿回到北平，北大已因抗戰爆發而南遷，滯留北平兩年之久。1939年夏天，饒毓泰資助旅費才到西南聯大物理系任教，使他生命歷程獲得轉機。在聯大，與其他年輕人幾年助教後就出國深造或離職他去不同，虞福春在校時間最長。
當時學生這樣看待饒毓泰及其主持的物理系：饒毓泰「是一個不愛多說話的人」，「每天早上穿著整潔的西服，高蹺腿兒坐在洋車上直達二院的，便是他」，「他現在是理學院院長」。「物理系的各種實驗，可真是令人頭疼，要把得數做到分毫不差，那簡直是妄想」。「總之，理學院同學的生活是機械的、呆板的，性情也是固執的、冷酷的。正因為如此，他們沒有闊少氣。沒有名士派頭」。這述說可謂相當逼真而傳神。
3. 饒毓泰與他的團隊
饒毓泰認為大學從事科學研究是保持學校學術水準所必須的，因此即使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身體力行帶領教師們從事科研，使北大及後來的三校合組的西南聯大物理系科研成果非常突出，自然因此培養了大批人才。饒毓泰到北大第一年，因北大無分光學設備，仍時往北平研究院物理所與吳學藺繼續研究拉曼效應與電溶液的構造，初步工作成果曾報告於中國物理學會第二次年會。北大分光儀器購置後，該項研究繼續進行。
自己科研工作而外，作為一個學術機構領導人，更重要的是領導團隊在科學前沿奮進。饒毓泰到校後，將原子、分子的結構及其光譜研究作為北大物理系的主攻方向，他進行實驗設施的改建與購置，擴建金工車間。從德國購進Steinheil大型攝譜儀，由英國Hilger購得一玻璃攝譜儀，一度量光線儀，一陰極光示波儀及其他相關儀器。委託吳大猷從霍普金斯大學購買高解析度球面直徑達28英尺的凹面大光柵，並為此專門建造了光柵室。饒毓泰還設計製造了磁場高達6000高斯的線圈和另一個較小的線圈。
正是在這些設施基礎上，饒毓泰與他的團隊短短几年間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科研成就。據北大四十周年校慶統計1931－1940年北大物理系發表論文50篇，其中1933－1939年46篇。
1933年6篇，吳大猷、周同慶各兩篇，饒毓泰、鄭華熾各一篇。
1934年9篇，吳大猷7篇，鄭華熾2篇。
1935年6篇，鄭華熾5篇，吳大猷、馬仕俊一篇，學生馬仕俊進入。
1936年14篇，鄭華熾1篇，朱物華、張仲桂2篇，周同慶、趙廣增1篇，吳大猷4篇，吳大猷、江安才1篇，孫承諤、吳大猷1篇，吳大猷、馬仕俊1篇，江安才、馬仕俊、吳大猷2篇，吳大猷、沈壽春1篇。作者隊伍進一步擴展，教授朱物華、周同慶，助教、學生張仲桂、趙廣增、江安才、沈壽春加入。吳大猷是核心人物，他不僅是眾多助教、學生的合作者，也與化學系教授承諤合作研究。
1937年4篇，沈壽春、饒毓泰、吳大猷1篇，吳大猷2篇，張仲桂1篇。
1938年3篇，鄭華熾、薛琴訪、吳大猷1篇，朱物華、張仲桂1篇，吳大猷、江安才1篇。
1939年4篇，吳大猷、江安才1篇，吳大猷3篇。
可見，1935年開始，北大物理系科研已進入出成果階段，1936年居然有14篇文章發表，而且作者隊伍龐大，教授、助教、學生梯隊形成，真可謂人才濟濟。非常可惜的是，這一大好局面很快就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而失去，此後每年發表論文在三四篇之間。另外，教授們在國外留學時，論文大多發表在國外有名期刊上，回國後為了促進科學的進一步本土化，大多發表在國內刊物上。
這些研究絕大部分集中在光譜學和分子、原子結構方面，如饒毓泰對多原子分子斯塔克效應的研究，周同慶和趙廣增對汞分子光譜的研究，吳大猷、饒毓泰、鄭華熾、江安才、沈壽春、薛琴訪等對多原子分子光譜及拉曼光譜的探究。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吳大猷的研究，這期間他或單獨或合作發表論文近30篇，力圖將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結合起來，在理論方面進行了氦原子的雙激發態、原子的電子親和性等研究，引入了原子激發態的電子親和性概念，這為他撰寫名著《多原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外，朱物華和張仲桂從事濾波器特性的理論及實驗研究；張宗蠡從事應用光學研究，製成半自動磨鏡機，觀察到玻璃加熱時其短波吸收限向長波處移動的現象，並編寫了應用光學教材。另外，在吳大猷建議下，當時北平三個非常重要的物理學機構北大、清華物理系與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組成聯合物理研討會，每月輪流做東舉行，開創了中國物理學研討會先河。
可見，北大物理系在饒毓泰的領導下，無論是師資隊伍、人才培養、實驗設備，還是科學研究氛圍和科研成就，都已成為與清華大學物理系相媲美的機構。物理系的科研成就，也曾引起來華講學的玻爾注意。吳大猷以為他「自己的心身」幾年之間在北平「那個地方長大」。他一輩子雖在許多地方居住過，但真正喜歡的卻是只在此教研三年的北平，當時的北平「是名副其實的一座文化城。論氣派，其他地方儘管有很富裕之地，但完全不可和北平相比」。
1937年尼爾斯·波爾訪問北大時的合影
4. 一個學術機構領導人的視野與眼光
對於物理系的未來發展，饒毓泰也有自己的規劃。1937年初，「為擴充設備鼓勵畢業生研究起見」，蔣夢麟向中英庚款董事會請款，其中物理系用於購買7項儀器設備經費10萬元。饒毓泰在其中詳細陳述說：
本系現在及最近數年內之目的，在努力發展充實使成為一原子物理學與分子物理學之研究實驗室。過去兩年吾人之心力集中於分光學之基本設備與訓練助教及研究生作理論與實驗研究。……為時僅兩年，然吾人工作之成績發表於國內外物理學雜誌者已在十篇以上。諸已發表者雖於原子與分子構造及電路理論多方面皆曾涉及，然非以此自限也。限於經費，限於設備，故於選擇研究範圍不得不盡量縮小耳。將欲發展此系統使盡其可能，吾人曾經過長時間之考慮以為上表所列諸項實為必要而必不可缺者，其詳見於附錄一，茲次第說明大概：
（一）巨大電磁鐵乃研究電光與磁光學、原子、遊子與結晶體之磁性問題所必不可少之工具。
（二）遠紫外區域及極端紫外區域之探討今日尚在未甚發達時期，治此者對於原子與遊子之構造可得意外收穫。本系擬向英國希格爾公司購一……真空攝譜儀為研究此區域之工具。
（三）附有干涉儀之攝譜儀為探討原子核力矩所需之工具。是項研究直接給予吾人以原子核構造知識，其功效不亞於質射學之研究也。
（四）分子紅外光譜之研究結果所給予吾人分子與結晶體構造知識有非能得自他種方法者。本系教授中有二人曾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及法國拉康姆實驗室對此類問題研究有充分之經驗與清晰之認識，故此間進行是項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尤可引為欣幸者則本系已得密西根大學之允許為本系特製是項研究所必需之光柵與三稜鏡等，凡此固非金錢所能買也。
（五）研究氣體拉曼效應以探求分子之構造亦有同等之價值。為達此目的吾人需特製光強攝譜儀。合本系現在進行之液體與結晶體拉曼效應研究與計劃進行中之紅外光研究（如四）則對於分子結構與其基本振動之認識可收互助之效。
（六）液體空氣為激起光譜與紅外光研究所必需，其他工作需用低溫度者亦有賴於是。本系擬購置一製造液體空氣機，不僅為本系之用且可以供給北平與其附近各研究機關之用。
（七）本系對於濾波器之瞬流與極短電波之吸收與色散皆有相當成績，今欲作進一步之工作（如用陰極光示波器與濾波器以分析中國語言等）尚需增加精細儀器，特別真空管及其他標準設備。
可見，饒毓泰並不是一個目光短淺，僅僅盯住自己研究領域與研究專長的學術機構領導人，他深知物理學研究的前沿及其發展方向，計劃在已有光譜學與原子分子結構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擴展研究領域，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為一個「原子物理學與分子物理學之研究實驗室」。他作為一個學術機構領導人的廣闊視野與敏銳眼光，在戰後欲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為世界原子物理學中心的計劃中表現得更為充分。
下篇
未能實現的原子物理中心夢
饒毓泰抗戰期間出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
戰後向胡適提出
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計劃，
並深深地影響了胡適的思想與決策。
但因各種原因，
這一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饒毓泰（左）與胡適
1.勸胡適：大學校長不僅是行政職位
饒毓泰1937年的計劃因全面抗戰的爆發自然成為泡影，北大物理系轉輾搬遷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物理系共同組成了西南聯大物理系。饒毓泰在眾多著名教授中擔任系主任，領導聯大物理系在艱苦的環境下不僅培養了黃昆、楊振寧、李政道、張守廉、胡寧、鄧稼先、朱光亞、黃授書、李蔭遠等大批傑出人才，在科學研究上也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
黃昆燕京大學畢業後，經葛庭燧介紹到西南聯大做助教。到昆明後，饒毓泰對他說，這裡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這兒可以鑽研學問做研究。於是黃昆跟吳大猷讀研究生，教學任務只是每周帶一次普通物理實驗。吳大猷慧眼識李政道最為人稱道，被譽為「當代士林佳話」。
饒毓泰、吳大猷和鄭華熾繼續在原子、分子結構和光譜學研究上用力，他們指導江安才、薛琴訪、沈壽春、虞福春、黃昆、苟清泉等在這個領域作了大量工作，涉及苯的拉曼光譜、烴分子、鹵代烴分子、線性不對稱三原子、氦原子、鋰原子、電子分子碰撞激發以及大氣上層氮原子存在問題等，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其中以吳大猷成績最為卓著，饒毓泰、黃昆等也發表論文8篇。馬仕俊回國後進行介子理論和量子場論的研究，並指導薛琴訪、虞福春在該領域用功，他們共發表論文十餘篇。
1944年1月，饒毓泰辭去聯大物理系主任，休假出國赴美訪學，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從事分子紅外光譜的實驗研究。這一段時間，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精神早已銷止，存者只軀殼耳」。但當他聽說胡適被任命為戰後複員的北大校長時，發展北大理科和工科學術的雄心壯志與高遠理想被激發出來。
1945年9月19日，饒毓泰寫一長函給胡適，除將胡適出任北大校長與埃利奧特長哈佛大學相提並論，稱為中國大學「新紀元」外，還以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麻省理工校長康普頓、加州理工校長密立根出任行政職務並不妨礙學術研究為例，勸導胡適勇敢擔起領導北大向前的責任，並認為大學校長不僅是行政職位，更應該作為學術研究的表率，領導學術的進步。信的主體內容是向胡適提出了發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系統建議，這裡僅選取相關物理系部分：
就理學說，各系都要充實，受經費與人才限制，物理系一向政策是先在分光學方面做到獨立研究地步。今自原子炸彈成功，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緩者，張文裕先生在此方面有獨立研究經驗，成績甚佳，擬請其加入北大。彭桓武君曾從Max Born問學，現在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Dublin任理論物理副教授，與馬仕俊、張宗燧三人為吾國研究原子核理論之最有希望者，仕俊將來Princeton繼續研究，宗燧（中大）曾與我有了解，倘桓武亦肯來北大，則實驗與理論方面都顧到矣。
饒毓泰寫給胡適的信
2．「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緩者」
面臨原子彈爆炸後世界原子科學的發展，饒毓泰敏銳地看到物理學發展的主流方向，指出北大物理系不能再停留於由他開創、吳大猷等接續的光譜學等方面的研究，「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緩者」，建議北大聘請張文裕、彭桓武、馬仕俊與張宗燧，專門從事原子物理研究。張文裕抗戰爆發前入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師從盧瑟福研究原子核，1938年獲博士學位，回國任西南聯大教授，1943年赴美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已「有獨立研究經驗，成績甚佳」。彭桓武清華大學畢業後考取中英庚款，1938年到愛丁堡大學師從量子力學哥廷根學派開創人馬克斯·玻恩，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受到玻恩賞識。張宗燧1934年清華物理系畢業後隨吳有訓讀研究生，放棄美庚款天文學名額，考取英庚款數學專業留英，在劍橋大學從事理論物理研究，1938年獲得博士學位。曾在哥本哈根、瑞士高工與玻爾、狄拉克、泡利等大師交遊。1939年回國任教於中央大學。戰後再赴劍橋大學與狄拉克一道工作，後隨狄拉克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北大如果能聘請到這些才俊，原子物理理論與實驗人才兼備，自然就能成為中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有了這些緊跟世界物理學發展前沿的青年人才，中國在世界原子物理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也「指日可待」。
此後，饒毓泰還多次致函胡適討論，主要集中在設立工學院及聘請錢學森問題上。10月13日，饒毓泰再次致函胡適，說因所商量的問題關係「北大前途甚大」，並指出「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勢不容緩，惟現在國人治此有成績者本來無多，中大正在多方延攬，倘此時不圖，後來更無機會」。戰後隨著原子科學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機構和高校也都著力尋覓人才發展原子科學，因此彼此之間人才的競爭可謂激烈。10月23日，饒毓泰致函胡適談及彭桓武來電，說清華、中大都有電請他，他尚未決定。饒毓泰說：「彭君成績極好，治學問態度亦好，我極盼望他能來北大與馬仕俊合作。若兄得與他面談，並告訴他張文裕正在慎重考慮加入北大，我想我們很有希望請到他。」兩個月之後的12月31日饒毓泰致函胡適，還談及促使北大畢業生趙廣增回北大一事，趙在密西根大學得博士學位，歸國後任教中央大學，「近見他在《美國物理學報》所發表的論文頗有價值」。
除信函以外，饒毓泰與胡適也曾面談，但直到當年年底，人才的聘請似乎並不順利，發展北大學術的藍圖也就僅僅停留於他們之間的往還商討中。1946年1月14日，饒毓泰致函胡適談及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泡利對馬仕俊的讚賞，「馬仕俊兄已到Princeton，Pauli先生對他的工作大加讚賞」，並言及美國物理學會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年會時他會與張文裕、馬仕俊見面，將一同拜訪胡適。對於有人主張北大物理系專作分光學研究，新興的原子核物理與雷達科學由其他學校負責，饒毓泰很不以為然。1946年3月3日，他致函胡適說：
弟意科學研究本無固定題目，更不能由他人指定。北大對於分光學方面雖曾作些研究，然並不以此自限。弟年來所接洽的人與現有同人今後所取之途徑上多趨向於原子核物理方面。工院將來計劃亦擬於Radar方面有所致力，得其人，附以工作之環境與設備，任何題目都可研究，不限於分光學，更不限於原子能，特注重點有輕重耳。
信中對國內局勢發展似乎也很不安，「國內整個局勢至是，吾人計劃不知能否實現到何種程度」。並督促胡適致函張文裕，「重申北大對於原子能方面之研究願盡其最大之努力」。
到5月，饒毓泰已經準備啟程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提醒聘任人才。16日函胡適說，據吳健雄告哥侖比亞大學物理教授法維爾（H. W. Farwell）退休後願以畢生所藏物理雜誌捐贈中國某一大學，因托吳介紹北大。法維爾答應雜誌交由吳健雄照料。饒毓泰要胡適致函表示感謝，並對物理系聘請人才有所交代：「胡寧有電來接受北大聘，其餘接洽的十日內可得切實答覆。張文裕近又動搖，我們最困難的關頭是在今年。我是預備凡請不到人來授的物理課程，我都來教。」
此後，饒毓泰、胡適相繼歸國。9月，胡適正式就任北大校長，饒毓泰繼續擔任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在美期間他們往還商討北大物理系延聘的人才，計有張文裕、彭桓武、馬仕俊、張宗燧、趙廣增、胡寧，他們都是中國物理學的「翹楚」。可見，饒毓泰聘請人才的唯一標準是學術成就，見到「好苗子」就動心，而且往往以北大母校情感相號召。這說明饒毓泰作為老一輩物理學家，不僅敏銳地認知到當時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勢，而且對他的學生輩所學與才華也「瞭若指掌」。但因各種各樣的原因除趙廣增、馬大猷（饒毓泰建議工學院聘請）、張宗燧、胡寧、黃昆（饒毓泰建議聘請他籌設天文系）最後應聘到北大物理系外，其他人不是回國後到了其他地方，就是流落海外。
西南聯大總辦公處
3. 「夢想」：饒毓泰開啟、胡適具體操辦
饒毓泰、胡適在美期間的商談雖沒有什麼結果，但執掌北大學術發展大權的胡適並沒有忘記饒毓泰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建議與構想。在中華大地再次陷入兵燹之災，政權爭奪進入緊張之際，1947年7－8月間，胡適致函國民政府高官白崇禧、陳誠，要求他們從國防經費中撥出專門款項資助北京大學建立原子核研究中心。胡適以將北大獻給國家的姿態允諾擔負原子能研究的責任，人才聘請由北大負責，政府為科學研究所需儀器設備提供所需巨額資金。這樣，人才與設備齊全，科學研究可以順利進行。聘請人才除錢三強、何澤慧夫婦、吳健雄以外，都是饒毓泰與胡適在美商討過的（吳健雄夫君袁家騮當時饒毓泰建議工學院聘請），其中吳健雄與胡適、饒毓泰關係密切，允諾回北大幫助老師順理成章。錢三強夫婦留法，他們1946年底關於鈾四分裂的發現曾轟動世界，為國內所矚目。他們兩人回國之前並沒有接受北大的邀請，而是錢三強回母校清華大學、何澤慧去與法國關係緊密的北平研究院。胡適宣稱錢、何夫婦已經接受北大的聘任，可能是認為他們的發現能引起白崇禧、陳誠的重視。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1947年11月的北大物理系教授名單中有如下人物：饒毓泰、鄭華熾、趙廣增、馬大猷、吳大猷、馬仕俊、胡寧、張宗燧、錢三強、何澤慧、張文裕、吳健雄，胡適在信中提及的各位原子科學研究專家們（後面八位）都處於「未到」狀態。
原子彈爆炸以後，國民政府也曾積極尋求機會開展原子能研究，軍工署派出華羅庚、吳大猷、曾昭掄三人各帶兩名學生赴美學習研製原子彈知識，但未有所獲。同時，國民政府還想通過接收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日本人所謂的原子彈研究專家從事原子彈研究，也未能「遂願」。但國民政府從未放棄對原子彈研製的夢想。1946年6月，國防部設立原子能研究委員會，由俞大維具體負責，與此前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合作進行原子彈研製，蔣介石指示給予50萬美元的撥款。1947年4月21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向蔣介石呈送《要件演示文稿》，請撥款240餘萬美元創設原子能研究所（其中開辦費140餘萬美元，第一年設備補助費100餘萬美元）。蔣介石以「國庫支應浩繁」批示緩辦。
胡適此時提出將北大物理系建設成為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好切合了國民政府成立原子能研究所從事原子彈研製的欲求。北大物理系在原子能研究方面也具有不可多得的優勢，一是已有研究基礎；二是北大有自由研究的學術空氣；三是此前饒毓泰、胡適在美期間與這些中國原子能研究才俊們都有接觸與聯繫。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原子物理研究專家都不想分散各地，都希望集中在一起成就事業，也只有在一起藉助政府力量購置所需儀器才能做出成績。與政府想掌握原子能的秘密，直接從事原子能研製不一樣，以饒毓泰、胡適為代表的學術界想從事原子能的基礎研究，一個是現實的直接應用考慮，一個是從學科建設的基礎研究入手，雖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共同的話題也會引起共鳴。
面對國共內戰正酣的政權之爭局面，胡適提出這樣的建議與欲求是「火中取栗」，極其不合時宜，自然沒有下文。無奈之餘的胡適開始將目光轉向社會，以實現他在北大建設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計劃。1948年中基會捐25萬美元作為幾所大學的「復興」費，因為胡適的地位，北大分得其中大部十萬元。胡適決議這十萬元集中投給物理系，並委託吳大猷在美國主持籌劃延聘物理學人才和購買圖書儀器。對於中基會的十萬美元，當年2月13日，胡適曾致函中基會幹事長任鴻雋說：
中基會至今尚未正式通告北大，故物理系的饒樹人來問我，那十萬元有無問題。我對他說，當然沒有問題。故今天寫信問你，此事曾經財務委員會討論過否。我曾想過此事，北大內部同人對此專給物理系，毫無抗議，恐他校未必能如此簡單。若有此類困難，似以先從北大做起，使他校可以用北大的先例。
對於北大將中基會十萬美元的巨款專用於物理一系，與當初饒毓泰、胡適往還商討集中力量原則相一致。後來，饒毓泰也致函任鴻雋，請求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儘快早日撥付款項：
我敢以個人私誼向老兄請求將基金會借給北大的款早日在美撥下，俾同人「信中明指在美的吳大猷與馬仕俊」可早日訂購設備。我們的做法是將這筆款購置幾種基本設備，做幾個有重要意義的題目，絕不妄費一文。
1948年7月1日，中基會與北大終於就這十萬美元的經費使用達成協議，胡適、任鴻雋分別代表北大、中基會簽訂了合約，規定這筆款項北大僅能用於向國外購置理科圖書儀器，不得用作建築、薪津及其他任何行政費用，甚至不能用於儀器圖書的運輸、保險等。在物價飛漲、生活朝不保夕的內戰情勢下，這樣嚴格的合約規定，真正體現了以胡適、饒毓泰為代表的北大和以任鴻雋等為代表的中基會在發展中國學術上的良苦用心。可惜，計劃還未來得及實施，政權轉換迫在眉睫。1949年1月20日，胡適以減輕北大負擔、保全中基會基金的目的，將十萬美元借款全數歸還中基會：「此事最使我傷心，也定使大猷兄傷心，也定使樹人兄等傷心。但如此做法實出於不得已，同時既可以減輕北大的負擔，也可以保全中基會的基金，不使受損失。」這樣，以饒毓泰開啟、胡適具體操辦的將北大建設成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夢想終歸破滅。
40年代的物理實驗室
4.留下來的饒毓泰：「文革」受辱自殺
政權轉換之際，饒毓泰已年近60歲，漸入老景。他沒有隨國民政府搶運北平學人專機離開，而是留了下來。他之所以選擇留下來，可能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要為多災多難的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在新政權，饒毓泰似乎確實發揮著他的作用，1949－1951年，繼續擔任北大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並任校務委員。中國科學院成立之初，對政府以中科院專事研究、高校專事教育政策很是抵觸。1949年10月20日，竺可楨與他談科學院事，他「深以為大學教授所費於開會之時間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時至十小時不等。外間又謠傳研究事將全歸科學院辦理，大學只是教書，以為從此中國科學將永無發展之餘地云云」。1952年院系調整，饒毓泰辭去院、系領導職務，對物理系的影響日漸減弱，但還是對中國科學發展有所建言。1953年7月，在中科院物理座談會上舉蘇聯物理學家用干涉方法研究金屬表面作例子，說明了物理學的任一部門都可以由於國家的需要而獲得發展，經典物理學也不例外。他還認為：「為了給今後的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經典物理學方面的研究是不應該被忽視的。」激光物理是1960年代新的物理學科生長點，饒毓泰不顧年逾古稀，查資料，編講義，講授「光的相干性理論」、「光磁雙共振」等前沿課程，培養了第一批激光技術人才。
饒毓泰於1929年去德國後與精神病妻子朱毅農離婚，1934年9月再婚，不想抗戰期間妻子在上海岳家病逝。可謂身心俱困，致使得意門生吳大猷辭去四川大學庚款研究教授的位置，專門到昆明陪伴他。隨著年歲的增長，年老體衰，疾病纏身，身邊又乏人照料，生活很是痛苦，更為嚴峻的是各種政治運動。思想改造運動中曾因受到不公正對待而精神失常、暈倒，甚至提出離開北大到中科院。1968年8月19日，工宣隊、軍宣隊進入北大，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文化大革命」進入新階段，北大被迫害致死者與此前相比更眾。饒毓泰在這殘酷的迫害中走到了生命的終點。10月16日，對饒毓泰歷史進行審查，貼大字報令他老實交代，並被揪斗。不堪受辱的老人，當晚即在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時年77歲，走完了他晚年清冷而孤獨的歲月。一個年老體弱的學人在生命的這個階段，本應是享受天倫之樂、頤養天年的時候，卻選擇這樣一種絕決的方式離開人世，其內心的哀痛與絕望、心靈的掙扎，自不是常人所能想像。
與學生吳大猷享有盛譽、蜚聲海內外，身後也不斷被紀念的榮光相比，老景孤苦的饒毓泰可謂身後凄清，沒有文集出版、不見傳記著作面世，誕辰、逝世紀念會也無召開，自然也沒有紀念文集，只有《光譜學與光譜分析》雜誌1991年發一增刊「紀念饒毓泰教授誕辰百周年」，主要刊載他徒子徒孫們所撰寫專業論文。雖然中國物理學會為了紀念他與胡剛復、葉企孫、吳有訓在「開創我國物理學事業和創建中國物理學會所作的貢獻」，特設有以他們命名的獎勵授予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學家，但相較同時代其他人如葉企孫等的聲光，實在是身後寂寞。
從饒毓泰主持北大物理系後北大物理系的發展史可以看出，一個學術機構的發展除需要比較穩定的外部環境之外，更與領導人有密切關係：首先，領導人自己要安心於位置，不能信奉「價值在流動中體現」這樣「不斷轉會」的候鳥式生活，這是前提條件；第二，領導人自身必須兼具行政領導與科研能力，兩者缺一不可；第三，領導人需具備廣闊的視野與敏銳的學術感知力，能看準學術發展的方向與前沿，不能固守已有成果，缺乏創新精神；第四，領導人必須有「公心」，要從學術機構發展出發，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研究專長與研究興趣出發規劃機構的學術發展。
饒毓泰（1891－1968），中國近代物理學第二代教育工作者、第一代物理學家。與同時代的李書華（1889－1979）、胡剛復（1892－1966），甚至比他晚的葉企孫（1898－1977）相比，除同在中國近代物理學教育事業上有大貢獻而外，他在科研上還大有作為。饒毓泰博士論文研究氣體放電，後來到德國訪學，將研究興趣轉移到原子分子光譜，回國開創了中國光譜學研究。1948年以「光譜、電離作用、電子等研究，主持北京大學理學院及物理系」高票當選首屆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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