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時今日，讀政治寓言小說家奧威爾仍不過時

奧威爾(OrwellGeorge)英國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兩部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和《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絕大多數讀者對他的認識也僅止於這兩部小說。傑弗里·邁耶斯的《奧威爾傳：冷峻的良心》被認為是迄今最權威的奧威爾傳記；奧威爾本人的信件和日記，以及他在《動物農場》和《1984》之前的諸多作品，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奧威爾日記》、《奧威爾信件集》及邁耶斯的《奧威爾傳》今年都出了中譯本，就讓我們圍繞這幾本書，再來談一談奧威爾。

《奧威爾信件集》 （英）喬治·奧威爾 著 李莉 等譯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一

喬治·奧威爾自稱是「一個政治作家」，並且說他自己「對政治和作家這兩個詞是同樣看重的」。而大部分讀者對他的印象也不外如是：《動物農場》和《1984》的作者，先知與聖徒，畢生堅持人道主義、揭露極權統治之惡，或者如傑弗里·邁耶斯為他所作傳記的書名所推許的：「一代人的冷峻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這出自V·S·普里切特對他的評價。總之，他的寫作總是與現實政治緊密相聯，其聲譽並非純文學意義上的，即便他已被公認為「第一流的文體大師」。

這樣的印象並沒有什麼不對，然而稍嫌簡單化。奧威爾並非生來就是先知與聖徒，正如奧威爾並非生來就叫奧威爾。他原本名叫埃里克·布萊爾，直到1933年他的第一本書《巴黎倫敦落魄記》將要出版，「由於不願令家人難堪，並想為自己確立一個令人尊敬的職業形象」，他才決定以筆名出版這本書。幾經斟酌之後，他最終選定了「喬治·奧威爾」這個筆名，並使用終生。

奧威爾1940年4月17日為《二十世紀作家》撰寫過一篇《我的簡歷》（確實非常簡短），在其中他寫道：「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況和我從此以後看到的左翼政黨的內部運行情況，使我對政治產生了厭惡」；「從感情上來說，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擺脫政黨標籤才能保持正直」。而1946年《流浪漢》第四期夏季號刊登了他的《我為什麼要寫作》，他在文中說：「西班牙內戰和1936至1937年之間的其他事件決定了天平的傾斜，從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裡」。

二

《動物農場》書封。

參加西班牙內戰無疑是導致奧威爾思想轉變並在後來寫出《動物農場》與《1984》的關鍵，因此關於這場內戰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就成為理解奧威爾的重要線索。1936年底，新婚不久的奧威爾作為「幾千國際志願者中的一員」，加入共和軍一方，與佛朗哥的國民軍交戰。當時他的《通往維岡碼頭之路》剛剛交稿並將於次年出版。這本書記錄了他為「調查大蕭條時期英格蘭北部工業區工人狀況」所作的自願的體驗生活的艱苦旅行的所見所聞，這次旅行中與「社會不公和人間苦難的直接接觸」使他成為他所自認為的「社會主義者」，雖然他的「社會主義」顯然有別於通常的教條。然而在西班牙內戰中，與海明威、聶魯達、奧登或「斯大林的朋友愛倫堡」等眾多作家不同，他既不是「在西班牙漫遊幾周就平安回家」，也不是作為同情共和國一方的戰爭觀察者住在馬德里的佛羅里達旅館，也並未加入「吸引了絕大部分外國戰士」的國際縱隊，而是經由英國的左翼旁系小黨——獨立工黨介紹，參加了西班牙共產主義「異端」派別——馬統工黨（P.O.U.M）的游擊隊。這個小黨被斯大林一派稱為「托派」（托洛茨基一派則對此加以否認並嚴厲抨擊馬統工黨）和遭到清洗，因此在「內戰中的內戰」中，在前線受傷而從醫院拿到退伍文件的奧威爾，與妻子一起目睹了同志被關、被殺，他們自己也險遭逮捕和處決。離開西班牙之後，幻滅與覺醒的奧威爾認識到「政治的恐怖」並至死反對極權主義，無論它以何為名。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想要更好地理解奧威爾，除了維岡碼頭和西班牙內戰的極端體驗，還有另外一條線索。1917至1921年他在伊頓公學就讀，雖然他在《我的簡歷》中說「我在那裡沒有用功讀書，學到的東西很少，我並不認為伊頓對我的一生成長有什麼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正如西蒙·黎斯所說，奧威爾這位「伊頓公學的校友根本沒有希望能夠毫不突出地與無產階級打成一片」。他改變不了自己「上層階級的口音」，也改變不了自己被出身與教育所潛移默化的審美。他喜歡從莎士比亞直到D·H·勞倫斯（特別是被他認為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毛姆）所代表的英語文學傳統；他喜歡英式烹調（並寫有《為英國式烹調一辯》）和英國茶（寫了《泡一杯好茶》並歸納了十一條所謂「最佳泡茶方法」）；在他落魄倫敦的時期，1935年春天，他邀請兩位年輕的作家朋友到租住的公寓吃飯，他會做「很好吃的牛排」、「會點紅酒」並且頗為在行，他的廚藝和紅酒知識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與妻子在鄉下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但當（妻子）愛琳要把一罐果醬拿上桌時，他「堅持要把果醬倒進盤子再體面地端上桌」，除此之外，他「講究的禮數還真不少」，包括用家傳的銀器奉茶。

1931年9月4日在肯特郡採摘啤酒花（打零工）時，他給朋友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他在鄉間聽到了原以為差不多消失了的「同韻俚語」。凡此種種，即便他再怎麼以苦行僧般的自我折磨來體驗無產者的底層生活，但他從未丟棄對文學和生活的審美敏感。而真、善、美從來都是一體的，也正因此，他才能更敏銳地感知（並且同情）他人的苦難，正如人們常舉的一個例子，在《通往維岡碼頭之路》一書中，他曾

寫過一個在寒冷的冬天跪在屋外「用一根棍子在捅屋裡接出來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的貧民窟姑娘，從她臉上，他看到「最凄慘絕望的表情」，並認識到「他們的感覺和我們的感覺」不會不一樣，「她很清楚地知道她的遭遇是什麼」。

三

《奧威爾日記》 （英）喬治·奧威爾 著 （英）戴維森 編 宋僉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奧威爾對極權主義的清醒洞察和本能反感，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審美上的、或者說是對於形式的敏感。在其1940年6月24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革命的爆發肯定會帶來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廣泛傳播。但是隨之而來的是寡頭政治的生長壯大，它和任何統治階級一樣，極力維護階級特權。今早的《新聞紀事》報道稱，蘇聯紅軍戰士又開始對上級敬禮了。革命軍隊在開始時總是廢除敬禮，這件小事也象徵了整體形勢。當然，這並不是說敬禮等儀式毫無必要。」日後他在《動物農場》中對於動物們趕走瓊斯先生之後，口號慢慢從「四條腿好，兩條腿壞」變成「四條腿好，兩條腿更好」，而「一頭豬正站著用兩條腿走路」所作的描寫，顯然來自於此。「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對於革命和「隨之而來的寡頭政治」的這句寓言式的總結，也顯然來自他身上同時並存卻自相矛盾的對於「禮數」的講究和厭惡。

前面提到，奧威爾認為「現代作家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毛姆，我極其欽佩毛姆「直截了當地講故事而不加修飾的本領」。相對於毛姆擅長講述別人的故事，奧威爾的大部分小說則總是帶有不同程度的自傳性，從《巴黎倫敦落魄記》《緬甸歲月》到《讓葉蘭繼續飛揚》《通往維岡碼頭之路》，再到《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但他同樣是直截了當地在講自己的故事，以一種新聞報道般的冷靜與手術刀式的精確，並因此被認為是「非虛構小說」的真正發明者。而正是通過這種充滿自省的自我審視，才鋪就了通往創作《動物農場》和《1984》之路。

在我看來，《動物農場》與其說是一部通常認為的預言（和寓言）小說，毋寧說是一部推理小說。畢竟它開始創作於1943年11月，距離莫斯科審判已有一些年頭，奧威爾在《動物農場》中所做的，其實只不過是「重建現場」。這部小說的情節與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高度相符，並不是作者擅長未卜先知的「預言」，而是他具有善於捕捉蛛絲馬跡的觀察能力和無所畏懼的道德勇氣。

奧威爾的最後一部小說、1948年竣稿的《1984》才是他的洞見與想像力的真正體現。可以說，他之前的小說創作都是在為這部小說做準備。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提到極權主義，你就立刻會想到德國、俄國、義大利，但是我認為你必須正視這個現象將成為世界性現象的危險。」（《文學和極權主義》）正是出於這種憂慮，他才杜撰出一個「老大哥」和「英社」領導的、使用「新話」的大洋國，在那裡「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他寫出來，恰是為了阻止人類社會滑向那樣的未來。不過，即便如此，奧威爾仍然不是一位憑空而出的先知。被同稱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的另外兩部，扎米亞京的《我們》和小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都寫在《1984》之前，小赫胥黎還是奧威爾在伊頓公學的老師，而他讀過這兩部小說，並在1949年3月30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們》這本書「揭示了烏托邦的超理性和享樂主義」，而且認為「《美麗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抄襲了這本書（即《我們》）」。

四

文學批評家D·麥卡錫評價奧威爾是「這一代人中僅有的幾位重要作家之一」，這並非過譽。但是把奧威爾放在人類文學和良心的偉大傳統中，我們應該承認，他並非是獨一無二的——否則，我們人類的處境只會更加危險。恰如西蒙·黎斯在《奧威爾論：政治的恐怖》中所說的，「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政治的發展和其間發生的事情會把奧威爾變成一個完全過時的作家，他的著作只是為了要滿足一種特殊的歷史好奇心才拿來參考一下。不過，我們還沒有到達那裡。」——是的，還有「老大哥」在看著我們，也還有許多人自願非自願地「喜歡老大哥」。在今日世界，我們仍未完全免於滑向扎米亞京、小赫胥黎或奧威爾所描繪的危險未來的可能（它們各不相同卻同樣令人不寒而慄），因此，我們還是得讀奧威爾。（文/李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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