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年譜識汪曾祺

一位作家，身後十多年著作再版的版本與印量，遠超出其生前，這是不太多見的。若要數的話，可能有張愛玲，還可能有汪曾祺，不過其區別是：張愛玲後來熱銷的作品，多是其早年寫的，或是藏於屜中的未刊稿，後作為「文物」挖掘而出(另有部分英文漢譯稿)；汪曾祺的作品多為晚年所寫，基本都出版過，後來乃重版洗牌。汪曾祺作品的總印量/銷量，是不及張愛玲的，不過就版本之多，張未必及得上。版本繁多，是出版社願意出，根源在「群眾基礎」好，又歸於汪曾祺作品的吸引力。說汪是當代文學的一位大家，絕不為過，但這麼一位大家，並無太理想的傳記，他人寫不好，乃至汪家子女合著的《老頭兒汪曾祺》十分出挑，遠勝過其他；傳記如此，詳實的年譜更談不上，長期以來只有「簡譜」，較為疏略，獨立的年譜著作久候不至。而如今，有了《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算是為作家的編年史打下了基石。

《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徐 強 著 ，廣 陵 書 社2016年7月版

《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版

年譜的編寫是考驗坐冷板凳功夫的，要花費太多時間去搜集、梳理、考辨材料，難度因譜主不同而各異。具體到汪曾祺，他沒有記日記的習慣，這是編寫者的一個大困難，畢竟和魯迅、胡適之、周作人這樣記一輩子日記的相比，那精確到年月日的年譜編寫之難度即不可同日而語了。再有，「有關檔案還在不開放狀態。特別是涉及他參加『樣板戲』創作一段歷史的檔案。凡此，都構成真相完全呈現和細節充分描述之障礙」，這個障礙是大的，以至於這十多年的年譜編寫，很少能精確到日，能到月就不錯了，且更多地以集體活動的形式出現，譜主作為個體湮沒於集體的敘述中，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有利條件居主，這才能使得年譜編寫成為可能，「汪曾祺本身是散文家，散文中自傳紀實材料眾多，絕大多數是可靠的信息；汪曾祺20世紀40年代開始走上文壇，那時以來的報刊傳媒存世狀況良好，有可能發掘出大量信息；汪曾祺在文壇交友廣泛，生前及辭世後，均有大量的同代人發表文章記述、回憶他，其中可供採摭的事實極多；他的親友、故舊健在者，還能夠提供大量有關材料」。當然，這就要考驗編者對材料搜集整理的功夫了，在這一點上此部年譜用力甚勤。

編者不僅參照習見的著作、報刊文字等，且時時觸及一些常人未必注意的材料。如《中國崑劇大辭典》「雲南昆明崑曲研究會」條，記錄朱德熙、王年芳、汪曾祺曾被稱為「聯大三傑」；《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查尋汪曾祺的選課情況；《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簡訊》，獲知汪大學期間的演劇活動；《高郵縣誌》，核實汪幼時躲避戰亂的年份；中央土改工作團中南區第二十二團《土改工作總結報告》，了解汪參加土改的情況；等等，不一而足。這樣的旁枝搜尋，是能起到補缺效應的。

考辨工作是很有意思的，體現著學者的求實精神。汪曾祺有篇名文《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說：「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我都選了。」這樣的史實由當事人說過，極少有人懷疑，但年譜編者卻自不疑處疑之，考證出沈從文在西南聯大共開設至少八門課，而汪曾祺就學期間有五門，「汪曾祺來西南聯大之前，就對沈從文十分仰慕，那麼來到西南聯大之後，正好第一學期就有沈從文的『大一國文』，他不大可能錯過」。這是懸揣語，在無新的證據之前，無法落實，但這樣的考據仍是有力量的，因為個人的回憶之存在誤差並不鮮見。另如汪曾祺在《新校舍》中說，「西南聯大的課程可以隨意旁聽」，並舉自己聽哲學心理學系馮文潛教授的《美學》為例，但編者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1941至1942年度)》，本課程「除本系哲學組學生外他系三年級以上學生方能選修」，而此時汪曾祺正是三年級學生，這應是事實。

年譜作為資料性質的著作，客觀敘述乃其本色，編寫者本人是極少有主觀情緒流露的，但若有，卻是有些意味的。本年譜在列汪曾祺發表作品時，通常是文章名、刊物、日期，並不直接徵引原文，少有例外，僅見幾則，如1989年8月16日條，寫有散文《「無事此靜坐」》，引文末的幾句話：「我是個比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時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點如我家鄉話所說『心裡長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靜靜坐下來，想一點事，讀一點書，寫一點文章。」不過是徵引而已，編者卻有春秋之意。

讀年譜，有時也會生出一些遺憾。如晚年的汪曾祺經常為一些書寫序，而那些序我大致看過，並非像知堂老人為他人作序乃跑題文章(他將序跋發展為一種為己所用的獨立文體，汪曾祺未做到這一點)，自說自話不太管原書，汪的序是扣題的，表明他細讀過這些書。我的遺憾是，這得花多少時間啊，為許多不太值得的書，耽誤汪老之生花妙筆寫自己的文章。可以舉若干例，《夕陽正在西逝》(黑孩)、《我以為你不在乎》(魏志遠)、《你先去彼岸》(徐卓人)、《相看兩不厭》(先燕雲)、《風暴眼》(曾明了)、《文牧散文選》、《畢四海中短篇小說選》、《扶桑風情》(陶陽)、《崇川紀事》(黃步千)等，數量不在少數，這些書乃至作者，如今的讀者恐不大知道了，而汪曾祺的那些序文，其實在汪文中也非上品，可讀性不佳，若非收入全集，任其湮沒可能也沒什麼。想來汪老卻不過情面，接下了這些應酬活計，送了人情，誤了自己的時間。還有，汪曾祺寫了不少遊記，多是應邀去某地訪問參觀，歸來寫就，除少數幾篇外，大多水準平平，汪氏風格在這些文字里並不突出，這樣的文章應該也摻雜著人情的因素。總而言之，無可無不可的文字，汪曾祺寫得不算少，若再想想老人的創作黃金期開啟如此之晚，且戛然止於1997年，那我們不禁為他未免有些浪費的時間感到痛惜。不過，汪曾祺之為汪曾祺，或許就在其隨意的心態，沒把自己太當回事，心態連接著文章，才是我們看到的文採風流吧。

首部汪曾祺年譜可貴，但修訂空間也是大的。不說錯漏，僅僅看篇幅比重，新時期以後的頁碼比例佔去泰半，前六十年的生平印記只佔百多頁，雖受客觀條件限制，但也表明增補空間之大。隨著檔案的逐步開放、新材料的增加，年譜可望愈加完善。（文/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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