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巴別爾是「俄國的莫泊桑」
伊薩克·巴別爾1894年出生於敖德薩，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俄羅斯猶太裔作家，被譽為「20世紀俄羅斯文學天才」。他的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偏好描寫戰爭、死亡、暴力和性，結構精巧，語言絢麗奇詭。他的作品深獲中國文學愛好者推崇。
這位早逝的天才的作品全集近日由灕江出版社推出。這部《巴別爾全集》共分五卷，由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俄羅斯研究室主任劉文飛主編，戴驄、王若行、馬海甸、謝春燕等知名翻譯家擔綱翻譯。
10月13日，「《巴別爾全集》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主編劉文飛向南都記者介紹，漢語《巴別爾全集》以最新版的俄文《巴別爾全集》為藍本，但結構上「另起爐灶」，將俄文全集的四卷擴充為五卷。
前兩卷《敖德薩故事》和《騎兵軍》，收入翻譯家戴驄先生相關經典舊譯。第三卷《故事與特寫》把巴別爾所有短篇、故事乃至新聞報道輯錄成集，搜羅出許多英文、俄文版全集未有的「邊角料」，包括巴別爾在公開場合讚美斯大林的講話，以期呈現「巴別爾這個人的矛盾性」。由於巴別爾也是一位優秀的戲劇家，其戲劇作品單獨列為第四卷。第五卷則收入巴別爾現存的所有書信。劉文飛說：「這應該是世界範圍內最全的巴別爾文字集成。」
由於受到文壇泰斗高爾基的庇護，巴別爾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高爾基去世後不久，1939年，巴別爾以「反革命罪」和「充當法、奧間諜」被捕，次年在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遭遇槍決。他留下的15件卷宗和18個筆記本被秘密警察抄走。劉文飛告訴南都記者，雖然克格勃機構中的巴別爾檔案已經解密，讀者盼望的巴別爾手稿依然不知所終。因此，巴別爾一生究竟寫下多少文字，至今是個謎。他如今存世的文字，也僅夠編成篇幅不大的四五本書。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詩人、翻譯家汪劍釗認為，巴別爾凝練詩意的小說是給「有準備的讀者閱讀的」，它對讀者的智力和想像力構成了挑戰。「巴別爾說我們應該『尋找新奇，但樸實而新穎的辭彙』，一個作家有這樣的追求，真是一個超一流作家，只有超一流作家才能做到，既保持寫作激情，同時寫得簡單樸素。」
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巴別爾，《巴別爾全集》主編、翻譯家劉文飛接受了南都記者的專訪。
劉文飛
采寫：南都記者黃茜
專訪
南都：能否介紹這次參與翻譯的譯者？
劉文飛：這次的譯者都挺有代表性，包括老中青三代。老的有上海的譯者戴驄先生，香港的馬海甸先生，中年的已經是教授的譯者，包括謝春燕、王宗琥，還有比較年輕的譯者，比如靳芳就是年輕的老師。
在譯者中間，王樹福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巴別爾的研究，謝春燕拿到過一個國家社科基金的巴別爾研究的課題。他們兩個人可能都是巴別爾研究的真正意義上的專家。
我個人覺得，戴驄先生的文字風格和巴別爾的風格是高度契合的。譯者的水平參差不齊，即便我們這一套也是一樣。但是戴驄先生對巴別爾的翻譯，已經達到了一個境界。我想，契訶夫是幸運的，因為他在漢語里遇到了汝龍。巴別爾也是幸運的，因為他在漢語里遇到了戴驄。
南都：巴別爾的作品主要的文學特質是什麼呢？
劉文飛：從主題上說，巴別爾寫的是戰爭、死亡、暴力和性。暴力和死亡總是結合起來的，巴別爾寫戰爭背景下的很血腥的故事，男女之間的性的糾葛，就更加令人震撼。此外還有對猶太人的屠殺，對哥薩克騎兵軍的描寫，哥薩克騎兵軍在全世界都是以殘暴著稱。巴別爾自己也是這些暴行的親歷者。他是猶太人，見過周圍的人怎麼迫害猶太人，他也曾經是隨軍記者。他在內容上有一種很詭異、很奇特、很血腥的偏好。他把這些作為主題來寫，中國和西方很多讀者受震撼可能在主題方面。
此外就是形式上。巴別爾的短篇小說的形式恐怕是有革命性意義的。他把電影、戲劇、詩歌的因素帶入了短篇小說。他的小說篇幅都很短，情節也很跳躍，但是用了大量蒙太奇手法，用了很多詩歌的隱喻手法，有時候一篇作品就是一個展開的隱喻。這是他在文學形式上的創新。所以大家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好的短篇小說家之一。
另外，他的調性可能來自他的語言。我有一個俄國的詩人朋友，也是猶太人。他告訴我，巴別爾的語言實際上不是地道的俄語，他用的是意第緒語和俄語混成的一種語言。他的句式非常特別，即便是俄國人讀他的小說也覺得怪怪的。就好像我們讀到一個漢語很好的漢學家寫的文章，你覺得他的文字、句式和表達方式跟我們不完全一樣，有時候讀起來還蠻有味道。
巴別爾也受到法國文學的影響。他的法語好得不得了，和俄語一樣好。因為敖德薩在烏克蘭境內，他也受到烏克蘭文化的影響。他曾經調侃說，俄國文學是好，但是俄國文學裡沒有大海和陽光。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寫得都很陰鬱。南方的人是幽默的、戲謔的、調侃的，他覺得他把南方的陽光帶進了北方的俄國文學。
南都：巴別爾也是一個「牆裡開花牆外香」的作者。他在俄國本土和西方的接受情況分別是怎樣的？
劉文飛：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他寫作最頂峰，高爾基最看重他的時候，他是俄國最暢銷的作家之一。一年之內，他的短篇小說集會被再版五六次。三十年代他遭到鎮壓，在那之後，他就變成一個反革命作家，很長時間他的書是被禁的。直到五六十年代，他的書才悄悄地又有一些出版。
應該說，巴別爾現在在世界、在中國這麼熱，是跟他後來首先在西方被炒得火熱，然後反饋到俄國去有關的。西方世界對他感興趣，因為他是猶太人，因為他是在斯大林時期被害的。我們說的西方主要是美國，冷戰的中後期，西方主要是美國人說了算。而美國這個國家的文化話語權掌握在猶太人手裡。無論在繪畫、音樂、文學界，都是猶太人的天下。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里有那麼多猶太人。巴別爾是猶太人，又遭遇鎮壓，又寫得好，給了西方充分的理由去推介他。但即便西方出於意識形態意願推介他，只要他寫得好，絲毫無損於他的偉大。就像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也被中央情報局利用，但我們不能因為被利用，就覺得作品本身不好。
南都：有人把巴別爾與卡夫卡相提並論，您覺得這個類比恰當嗎？
劉文飛：如果巴別爾最願意跟某一個外國作家相提並論的話，我想這個人一定是莫泊桑。他在俄國實際上有這個稱呼，在西方也把他稱為「俄國的莫泊桑」。他才20多歲時就頗為自信地寫道：「敖德薩可能是(誰知道呢？)俄羅斯唯一能夠養育出我們國家迫切需要的、土生土長的莫泊桑的城市。」當時卡夫卡在世界上還沒有這麼知名，他甚至不一定知道卡夫卡。
南都：您自己接觸到巴別爾是在什麼時候？
劉文飛：我知道巴別爾的名字是我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蘇聯人寫的文學史里實際上是沒有他的。我讀過美國的一個俄羅斯文學史家馬克·斯洛寧寫的《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的，這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俄國文學史，其中有巴別爾的專章。因為我讀的專業是文學史，自然就知道了他，也找了他的作品來看。
但老實說，巴別爾不是我最喜歡的俄國作家。我還是更喜歡契訶夫一些，更喜歡布羅茨基一些，因為我比較喜歡更寧靜，更理智，更沉思，更有思想性的作者。巴別爾是一個爆發性的、張狂的作者，有的時候甚至是幽默的。但因為我是職業研究者，我不會以我的文學興趣影響對作家的評判。（文/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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