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戰役期間冒牌新四軍游擊隊劫走大批銀元

導讀：：「從5月24日夜、25日晨，人民解放軍進入蘇州河以南市區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的3天中，冒出了打著各種地下組織和地下軍旗……

導讀：「從5月24日夜、25日晨，人民解放軍進入蘇州河以南市區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的3天中，冒出了打著各種地下組織和地下軍旗號的人員，他們企圖趁機劫收工廠，向居民敲詐勒索，甚至企圖收繳人民保安隊的武器等。據不完全統計，僅被人民保安隊收繳到的這類偽造的臂章、符號就有40多種」。看守造幣廠的敵軍，穿著便衣，偽造「新四軍淞滬游擊支隊」的名義，劫走該廠已經製造好的大批銀元和尚未造好的銀元坯子。幸虧被人民保安隊及時發現才未造成損失。

早在1947年1月，黨中央決定調整蔣管區的黨組織系統，於1947年1月即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領導成員由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組成。同年5月，為了加強與調整蔣管區黨的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中央上海分局改為中央上海局，「管轄長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黨的組織與工作，並於必要時指導香港分局。」領導成員由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組成，劉曉為書記，負責全面領導;劉長勝為副書記，著重負責對上海地下黨的領導;錢瑛負責對西南4省、湖南、武漢以及平津南系黨組織的領導;劉少文負責情報系統的工作。

為了便於工作，劉曉讓人用20兩黃金頂下了馬立斯村(今重慶北路216弄52號)的房子，作為上海局開會碰頭的一個地點。此外，上海局機關還有幾處，使用時間最長的是江蘇路永樂村21號(今江蘇路389弄21號)，1945年9月，劉長勝就指示地下黨員王辛南以私人名義予以租下，作為上海地下黨的秘密機關，後來成為上海分局、上海局的機關，直到上海解放。上海局的一些重要會議和活動都在此進行，除上海局4位領導成員外，張執一、張承宗也到這裡開會，討論內容多為中央指示、上海局勢、政策、策略、重大鬥爭等。愚谷村121號(今南京西路1892弄121號)的二樓也是上海局領導開會、商談工作的地方，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來開會時，手裡常常拿些糕點、玩具之類的禮物，裝作來此做客的樣子。新閘路來安坊5號(今新閘路1576弄5號)、愚園路81號、福履里路福祿村(今建國西路384弄10號)等處均做過上海局的機關。其中建國西路的那處是國民黨國防部少將許彥飛的住宅。

解放前的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合影。前排左起：陸志仁、張本、張承宗、馬純古;後排左起：張祺、吳學謙、梅洛、馬飛海。

許彥飛二十年代在《湖南日報》任編輯時結識了龔飲冰(中共黨員)，接受進步思想影響。後任上海《新聞報》記者、編輯。抗戰期間，龔飲冰負責上海秘密電台與延安通訊聯繫任務，將電台遷至福祿村許彥飛家中，報務員是李白。1942年9月15日深夜，日本憲兵偵破了電台，李白夫婦被捕，經中共組織營救和許彥飛擔保獲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許彥飛任國民政府國防部新聞局少將主任秘書，以福祿村住宅掩護中共上海局朱志良夫婦機要譯電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劉長勝、張承宗等多次在這裡開會，劉長勝為躲避敵特追捕，住進此處。為配合渡江戰役，許彥飛利用國防部工作之便，搜集國民黨軍調動以及沿江和京、滬、杭的設防情報。經劉長勝、龔飲冰介紹,周恩來批准,許彥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7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張承宗任書記，委員有張祺、張本、陸志仁、錢伯蓀。1948年，又增加了馬純古、吳學謙、梅洛、馬飛海為市委委員。中共上海市委主要是負責群眾運動。工委、職委、學委、教委、警委、婦委及科技黨組均屬中共上海市委領導，統戰、文化、情報、策反等方面的工作，主要仍由中央上海局領導。愚園路81號，是一幢沿街的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1946年到1949年，劉長勝一家就住在二樓，三樓則是張承宗一家居住。這裡不但是他們的住地，還是上海市委的機關所在地(現為劉長勝故居)。在這座平凡的小樓里，他們召開會議，布置工作，學習黨的文件，一起迎接上海解放。他們的夫人，則擔負了保存文件和傳遞情報的任務，每晚她們睡覺前，總要在床頭上放一盒火柴和一杯水，準備一有緊急情況，就將機密文件銷毀或者吞服。

為了適應迎接解放的鬥爭環境的需要，1949年2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對全市地下黨組織作了全面調整。把原來按產業劃分的黨委、工委、學委、職委、教委等改為按地區劃分成滬東、滬西、滬南、滬北、滬中、新(成)靜(安)長(寧)、北郊、徐龍、浦東9個黨的地區委員會。每個區委下面按行政區劃和產業系統設立黨的分區委和產業分區委。公用、市政等與全市有關係的生產部門，另成立市政工作委員會、交通工作委員會，加上警委和新成立的婦女工作委員會直屬市委領導。

在全面調整組織形式的同時，中共上海市委相繼恢復或建立了一批以黨員為核心的秘密外圍組織：上海工人協會(工協)、上海職業界協會(職協)、上海教育協會(教協)，把尚未具備入黨條件，對黨有一定認識，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的積極分子吸納到黨的外圍組織中，壯大革命力量。學生界沒有成立全市統一的外圍組織，各校以黨員為核心、組成了名稱不一的外圍團體。如：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新民主主義少年先鋒隊等等。這些外圍團體均成立了黨團。

在全市黨組織機構實施全面調整的同時，中共上海市委按照中央關於在大城市的工人及學生中「應採取多吸收積極分子入黨的方針」的指示，抓緊進行發展新黨員的工作。在重要工廠、學校中，積極、謹慎地吸收了一批黨員。至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共有地下黨員8665人。8千多名地下黨員加之數萬人的外圍組織積極分子形成了一支陣容堅強的隊伍，為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證。

為了統一領導黨的外圍團體和其他各民主團體，廣泛動員各界群眾投入迎接解放的鬥爭，中共上海市委恢復了人民團體聯合會的活動，並成立了總黨組。這個組織是在1946年成立的，由90多個單位聯合組成，在人民群眾中很有威望，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後，被迫停止活動。恢復活動後，人民團體聯合會總黨組由張承宗直接領導，主要開展上層統戰、人民保安隊、人民宣傳隊三方面的工作。

1949年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將全市各企事業單位已普遍存在的護廠隊、護校隊、糾察隊、消防隊、自衛隊等集中起來，在人民團體聯合會的領導下，建立統一的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分別由沈涵、錢李仁負責。

人民保安隊是人民解放鬥爭中以工人為主體的武裝自衛組織，以產業工人、職業工人為主，聯合學生、城市貧民、職員等組成。

人民保安隊總部制定了《人民保安隊隊員須知》，規定了人民保安隊的任務、組織、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行動綱要、行動總則、看管須知等行動準則。

為了使解放軍攻入市區時，清楚地識別人民保安隊隊員，人民保安隊總部突擊印刷了布質的白底紅字印有「人民保安隊」字樣的臂章，避免發生誤會。中共上海市委特地將人民保安隊番號、臂章式樣電告二野、三野解放軍總部。

事實證明，預先採取這一措施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從5月24日夜、25日晨，人民解放軍進入蘇州河以南市區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的3天中，冒出了打著各種地下組織和地下軍旗號的人員，他們企圖趁機劫收工廠，向居民敲詐勒索，甚至企圖收繳人民保安隊的武器等。據不完全統計，僅被人民保安隊收繳到的這類偽造的臂章、符號就有40多種」。看守造幣廠的敵軍，穿著便衣，偽造「新四軍淞滬游擊支隊」的名義，劫走該廠已經製造好的大批銀元和尚未造好的銀元坯子。幸虧被人民保安隊及時發現才未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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