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留美大二學生眼中的中美大學錄取差異

知識 10-26

?美國著名高校康奈爾大學

編者按：

新高考方案2017年即將在浙江、上海實施的消息，引發人們再度關注高考改革話題。新高考改革方案，顯然是借鑒美國的經驗，實行3+3方案，類似美國的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與SAT2（SAT Subject Test，舊稱SAT2），一年多考。在錄取上，採用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以改變惟高考分數評價。這套辦法是否可行，最近引發不同的討論。美國康納爾大學二年級留學生陳健坤投書《知識分子》，通過梳理美國「高考」的演變及其背景，思考其之於中國高考改革的鏡鑒。

撰文 | 陳健坤（康奈爾大學二年級學生）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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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初，美國頂尖大學招生辦法跟當今中國高考大同小異，按分數擇優錄取。1905年，哈佛大學開始採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的測試（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Tests），即名副其實的美國高考，作為招生的準則。這個選拔制度意味著所有成績達標且有錢上學的高中生都有機會被錄取。

?哈佛大學校園冬景

根據考試成績擇優錄取制度的實施，使得哈佛的本科生源發生了顯著變化。到1908年，哈佛本科生源7%為猶太人，45%為公立高中畢業生，而原本哈佛的生源幾乎被新英格蘭地區的貴族私立寄宿制學校所壟斷。到1922年，猶太學生佔比超過了20%。這時候學校的招生官和校友等維護既得利益的群體都不幹了，他們心裡怨恨猶太人不和他們是一群人，抱怨貴族子弟的名額被猶太人以較高的分數擠走，他們有些理由不敢說，有些變相說：說猶太人死讀書得高分，說錄取猶太人會導致學校捐款減少。這些理由，其實與今天白人抱怨亞裔類似（其實，隨著家庭條件改善，當年的猶太人也好、現在的亞裔也好，都會很快有很多課外活動，捐款也會增加。但猶太人當年是力爭的，不是靠這些課外因素而獲得錄取率，是按分數得到錄取率。亞裔能否做到，今天恐怕不可樂觀）。

時任哈佛校長的Lawrence Lowell用了很多小伎倆來降低猶太學生錄取比例，比如直接設置15%的種族名額、刻意削減猶太學生獎學金等等，但這些措施均未奏效。最後，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招生官們一起琢磨出了一招：通過改變對優秀學生的定義，變相篩掉那些學校不希望招收的學生。

從1922年開始，哈佛的招生系統開始變得複雜起來，學生需要提供推薦信、個人照片、申請文書、課外活動，還需要填寫個人信息如種族、宗教，以及父母出生地、姓名和職業等等信息。普林斯頓則會派人去面試申請者，給申請者列印象分，實際暗中考察申請者的家庭背景。這一招生變革顯著減少了猶太學生的數量。後來，這個當時用來對付猶太學生的系統延續了下來。1960年代開始，系統變得更加程序化。哈佛把所有申請者根據地理位置分成22個組，再從每組裡選擇一定數量的人錄取。時至今日，美國幾乎所有頂尖學校都在沿用這個錄取辦法。

?關於高校錄取的漫畫。來源：haiku deck.com

美國排名前20的大學都是私立的，也就是說美國頂尖大學的運行經費嚴重依賴於校友的捐贈。既然辦學、應聘好老師、購買一流設備都需要錢，那麼為了得到充足的資金，學校就註定要在公平理念與現實中妥協。因此，常青藤教育早已成為了變相的「奢侈品」。為了從最有錢的人那裡得到捐款，學校會刻意降低標準招收富人校友的孩子，因為這樣的額外照顧會保證他們的捐款。了解了這個歷史背景，我們就更容易理解為什麼美國頂尖大學要在亞裔當中實行配額制，以使學業成就普遍優秀的亞裔學生比例不致過高。

?由八所美國高校組成的常春藤聯盟。來源：Wiki

社會學家會把培訓機構大致分為兩種，即處理效應組織（treatment effect institution）和選拔效應組織（selection effect institution）。軍隊就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效應組織的例子。軍營會把所有新兵訓練成一模一樣的標準士兵。而美國大學尤其頂尖大學則是典型的選拔效應組織。四年的本科時間不足以改變一個人，那麼，為了擁有能在社會各界成功的校友，這些名校從最開始就想辦法招收那些有家庭背景、能力和資源的學生，這樣他們日後的成功會給學校帶來更多聲望，捐更多錢；而更多資源則會把學校建設得更好。這就是為什麼在一個學習能力比較強的學生和一個背景好、活動能力強的學生中，美國大學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因為後者在未來成功的幾率更高，而不是什麼所謂的「尊重個性」。美國目前13%的中學是私立，而其中只有10%屬非宗教性質的、與大學生活接軌的精英制學校。這些私立精英學校被譽為「常青藤」工廠，為頂尖大學源源不斷地輸送了大批生源，雖然它們只佔了美國中學總數的1.3%。

這樣的錄取體系和過程也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高中階段很少出現難度高的課程（這裡只考慮了AP、IBDP等課程，頂尖私立學校給天才學生開的小課不在討論範圍內）。因為以後事業上的成功確實需要一個認知比較全面、學習能力不錯但不需要頂尖的人。也就是說，這些標準化考試成績、高中GPA只不過證明了這個學生的基本學習素質不錯，其餘就交給他的家庭背景和履歷了。美國頂尖大學的這種辦學模式早已與美國上流社會融合了起來。早在上個世紀就有常青藤的政治諷刺畫把藤校描述成富人俱樂部。這也是美國一系列社會治理制度中最聰明的一個，後來被教育理論家和高校進一步包裝成「綜合評價多元錄取」。誠然，一個由社會各界精英子弟和綜合素質高的學生組成的校友群體，在整體表現上或許會超過單純學習好的孩子組成的群體。但是這樣實在有失公平，會加劇社會階級固化，大學演變成了精英再複製的場所了。

中國與美國不同。中國所有好大學都是公立的，學校經費以政府撥款為主，社會和私人捐贈所佔比例很小。相對低的學費也降低了對學生家庭條件的要求。中國高等教育講究的是把最好的資源留給學習能力最強的學生。雖然學習能力強不代表該學生就會成功，但整體而言學習能力強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且這樣的選拔標準最公平合理。

中美大學錄取存在的差別不僅僅是大學辦學模式的區別，更是背後兩國不同理念、不同制度所決定的，我們不應該只看表面現象盲目照搬。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確實有利於選拔多樣化的人才，但是這在中國的現實當中面臨兩個主要困境：一是鑒於部分能力是要有資源和條件才能培養的，由於社會差距，人群中只有少部分家庭能夠提供這樣的資源和條件，如果要以是否擁有這些能力作為選拔的標準，就是對不具備培養資源的群體的極大不公；二是在社會誠信程度不高的環境下，這種選拔方式為部分人利用手中的錢和權造假謀利提供了可能。

最後我們還是回到考試選拔，鑒於高考是招生的主要途徑，考試就必須能客觀地反映出學生之間的差距，區分度一定要足夠鮮明，這樣才能保證將最優秀的人才送到共和國最頂尖的學校里培養，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而這也是最基本的公平與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