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協定簽訂經過

《塘沽協定》是因張學良於九一八事變堅持不抵抗日軍，並在後續的戰役里棄守錦州與熱河戰役不戰而逃，日軍取得區域優勢，長城、冀東戰役已達國軍能力所限，北平、天津等要處暴露於日軍威脅下，且華北舊軍閥有通敵自立之嫌，為保華北，中華民國被迫與日本陸軍於1933年5月31日簽定停戰協定。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了中國東北，並繼續向關內挑釁。1933年1月，日本關東軍決議攻佔熱河，3月3日，張學良部下湯玉麟棄城而逃，日軍佔領熱河，並進攻長城各關口，宋哲元指揮國民革命軍29軍在長城各口奮力抵抗，3月6日，蔣介石更秘密離開南昌北上保定，部署和督勵抗戰。是役，國軍在喜峰口一帶曾獲得局部勝利，日軍一度難以攻破，最後不得已繞道采包圍戰術，於是冷口、界嶺口、古北口（古北口是由於漢奸帶領日軍從山路經豁口越過長城包抄才得以攻破的）等地先後為日軍攻破，進而引發冀東察東作戰，國軍以少戰多，數日內即使日軍傷亡達八百九十人，惟國軍因兵力不足，退至通州防線。此時，日軍已迫近北平，情況危急，而華北舊軍閥齊燮元、白堅武、石友三等人，正獲日方資助，有組織華北聯合自治政府之陰謀；另一方面，日本退出國聯後，導致國際地位日趨孤立，造成日本國內政治情勢變化，同時也出於鞏固東北的需要，便主動提出休戰之接洽，中華民國政府權衡輕重利害，在汪精衛主導下，經日本使館代辦中山詳一、日本陸軍副武官永津佐比中佐與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晤談，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內政部長黃紹竑、張群、蔣伯誠等委員詳密相議後，遵照中央意旨，派委任的全權代表參謀部總務廳長熊斌中將、參謀徐組詒與日方進行停戰談判，並發表停戰協議文，日軍方面則由關東軍副參謀長代表岡村寧次少將，代表日方在塘沽簽署了這個協定。

協定內容

協定內容如下：

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五月二十五日於密雲接受何應欽之軍使參謀徐祖詒所陳正式停戰提議。據此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關東軍代表陸軍少將岡村寧次，與華北中國軍代表陸軍中將熊斌，在塘沽簽訂停戰協議，其要點如下：

中國軍即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日本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予以便利。

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議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繼續行追擊，且自動一概歸還至長城之線。

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議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區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本協定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中國華北駐軍代表 熊斌

日本關東軍代表 岡村寧次

影響

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曾受到中共反對，並發表「為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宣言」，渲染、激化民情；為此，1933年6月2日，行政院特發表聲明，解釋此一協定只及于軍事，不涉及政治。換言之，即不涉主權交涉。

中國軍隊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協定規定的防線，日軍撤出第六、第八師團，但將騎兵團留駐玉田，將鈴木旅團留駐密雲，以「監察中國軍隊」，為後來發動七七事變積蓄了力量。同時，中國政府為爭取時間，作全面抗戰之準備，華北亦因此得到暫獲兩年之安定局面。

塘沽協定更加深了蔣介石非與日有一戰不可的信念，在塘沽協定簽訂前，蔣在給黃郛、何應欽等人的密電中，即已提到：「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得負責。惟停戰而形諸文字，總以為不安，且將來協議條款，必有種種難堪之苛求，甚至東北三省及熱河字樣，亦必雜見其中，無意割讓之承認，尤為可慮。顧停戰協定，既非議和條約，最宜題界劃清，極力避免，……日人狡猾成性，當談判進行之際，且恐波折層出，忽軟忽硬，乍陰乍陽，極威迫誘惑之能事。尚盼趁此時機，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為要。」（1933年5月24日，致黃郛、何應欽電），「弟始終不信倭寇有休戰誠意，尤在威脅吾人使之自動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故於談判時期，城防設備，尤應加緊。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1933年5月25日，致黃郛電）。1933年7月14日，蔣在日記中寫下「以和日而掩護外交，以交通而掩護軍事，以實業而掩護經濟，以教育而掩護國防。韜光養晦，秘籌秘謀，以余報國惟一政策也。」

塘沽協定簽訂後，使汪精衛改變了過去「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對日方針，而變得更為保守，「外交態度誠然有些改變了，但不過由『鳴鉦求救』而轉為『默守待援』。」11月22日，汪精衛在致胡適的信中指出，「外交不能為外交而辦外交，要為軍事財政全盤情形而辦外交……此時的中國除了努力預備做比利時，更無第二條路。」

塘沽停戰協定的成立，暫時結束滿洲事變的軍事行動，但日軍越過長城線，在關內河北地區設置了有利據點這件事，意味著作為將來進入華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邁向了通向中國事變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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