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刊》與朦朧詩的興衰

朦朧詩派，這個在當代詩壇最廣為人知的詩歌群體，毫無疑問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佔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並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十年「文革」結束後，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從蟄伏、醞釀到爆發，充當了時代的先鋒。朦朧詩因獨具特色，幾乎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新詩的代名詞。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朧詩和朦朧詩論爭在全國範圍掀起一股新的詩歌風潮，中國詩歌因此而展現了從未有過的激情和魅力。這個過程除了朦朧詩自身的藝術特色外，與重新復刊的一大批報紙、雜誌、期刊等大眾媒介的鼎力傳播也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中國詩歌的國刊《詩刊》，它在朦朧詩潮的興起與終結的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詩刊》既是朦朧詩從「地下」轉入「公共空間」的重要「推手」，又是在政治話語壓力下批判朦朧詩的主力，《詩刊》在朦朧詩的興衰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從《詩刊》的雜誌特點出發，分析朦朧詩人在《詩刊》上發表作品的情況，進而分析《詩刊》中關於朦朧詩論爭的文章，探討作為詩歌「國刊」的《詩刊》在轟轟烈烈的「朦朧詩潮」中所起到的複雜作用。

一《詩刊》的復刊與朦朧詩的興起

1957年1月25日，《詩刊》第一期創刊號誕生了，打頭的就是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十八首和《關於詩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①這句話奠定了《詩刊》以發表新詩為主的風格。在創刊號編後記中，編者熱情洋溢地宣布：「詩刊」現在創刊了！隨後綜述了第一期刊登的內容，並希望今後能夠團結、鼓舞全國的詩人們創作出優美的作品，踴躍投稿。國家領袖的關心和《詩刊》編委會的強大昭示著《詩刊》是詩壇的「國刊」。創刊時的主編是臧克家，副主編是嚴辰和徐遲。編委中有田間、艾青、呂劍、沙鷗、袁水拍這些文壇重量級人物。隨後進入詩刊編委的還有卞之琳、郭小川等一批知名詩人。有了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高規格的編委和紛至沓來的優秀詩歌，《詩刊》迅速得到了眾多讀者的喜愛。它的第1期印數為30，000冊，由於反響熱烈，訂閱數字還在創刊之前就遠遠超過了印數，各地買不到刊物的讀者紛紛寫信匯款到編輯部，第1期很快就再版一次，加印了五千本。第2期的印數猛增至57，458冊，至第4期印數達到73，240冊。由於物資緊張，《詩刊》使用兩種紙張印刷、定價發行：道林紙本每冊四角，報紙本三角。直至當年第12期，印刷數達86，045冊，幾乎是第一期初始印刷數的三倍，《詩刊》的紅火可見一斑。創辦伊始，《詩刊》刊發的內容可分為三大塊：詩歌、詩評、詩壇活動消息，囊括了詩歌創作、外國詩歌譯介、詩集評介、詩歌評論、詩壇活動訊息等。不斷推出新詩歌、新詩人，是《詩刊》的重頭戲。選載刊發的新詩創作主題往往與國家社會的動態緊密相連，鮮明地展示出時代節奏的起伏跌宕。在發行的第八個年頭即1964年，編輯部在12月1日出版的11、12月合刊號中登載隨刊信：「目前，我國各個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群眾運動正在蓬勃開展。為使本刊編輯部工作人員有較長的時間深入農村、工廠，參加火熱鬥爭，加強思想鍛煉，本刊決定從1965年元月起暫時休刊。」

這一「休刊」就是十二年的時間。直至1976年1月，《詩刊》復刊，出版了總第81期。在休刊的十二年里，《詩刊》包括主編臧克家在內的編輯、詩人被下放勞動。在復刊前夕，他們陸續被調回北京，重新為《詩刊》工作。臧克家也重回《詩刊》，擔任編輯和顧問。復刊之後的《詩刊》，主編為李季、副主編為葛洛。大概出於保護編委的目的，封底也沒有像停刊前那樣羅列本期主編、編委名單，而是統一以集體的名義冠名編輯者：詩刊社。

復刊的第一期，毛澤東的兩首詞作為頭條刊發，又一次昭示《詩刊》在詩壇的「國刊」地位。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餘波尚未褪去，這一期《編者的話》中，仍有一股濃郁的政治鬥爭色彩：「它要充分發揮革命詩歌『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戰鬥作用，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希望廣大工農兵讀者和作者大力支持我們，經常監督和批評我們，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共同努力，為使《詩刊》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奮鬥！」這就對《詩刊》的「身份」做了明確界定：它不僅是一本文學刊物，也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負有一定的政治責任和意識形態功能。1976年和1977年，《詩刊》所刊發的詩歌與當時的時事政治密切相關，詩歌評論也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反擊右傾翻案風，紀念毛澤東，批判「四人幫」，反蘇修運動等等在《詩刊》中都有所體現。

但《詩刊》畢竟以詩為名，詩意的文學話語才是《詩刊》的靈魂。1978年《詩刊》1月號發表了《毛澤東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這封信是1965年7月21日寫的，但是推遲到13年以後發表，其象徵意義非凡。這事實上是向詩人們發出了一個「政治信號」。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談到詩的形象思維問題。這可以認為是國家領導人對詩歌創作法則的一種批示，意味著詩歌創作有著自己內在的法則，而不僅僅是政治的傳聲筒。在1979年1月，《詩刊》社在北京主持召開全國詩歌創作座談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詩歌如何為「四個現代化」服務，胡耀邦在會議上做了重要發言，談及詩歌創作的相關問題。在國家文藝政策漸趨寬鬆後，《詩刊》也逐漸回到了詩歌本身。1979年是中國詩壇開始興盛的一年，「新詩現代化」成為1979年詩壇的最高呼聲。何其芳、艾青、公木、孫犁等老一輩詩人們頻繁在《詩刊》發表新作。雷抒雁、張學夢、葉文福等青年詩人也多次在《詩刊》上發表作品。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推進，在我國素有「言志」功能的詩歌成為時代的號角、先鋒。有所不同的是，「歸來詩人」們似乎還困囿於政治話語，沉浸在迎接新時期光明的詩意言說之中。而青年詩人們則試圖在這之外尋找自我，探索新的詩歌語言形式，一批帶有新話語方式的詩作在《詩刊》上率先試水。雖然1979年《詩刊》中「青年詩人」發表詩歌的數量無法和佔據「制高點」的「歸來的」詩人們相匹敵，但《詩刊》的推新不僅給雜誌本身帶來了新的氣象，也給整個詩壇和全國的詩歌愛好者帶來震動和驚喜。在這個寒冬後的春天，各地的青年詩歌朗誦會此起彼伏，大學中的文學社團如春筍般生長，一些頗有影響力的詩歌民刊出現了，如《今天》、《啟蒙》等等。這些社團和民刊集結了一些年輕詩人，他們勇於在油印紙張上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當然，有一個更寬大的舞台在等著他們，那就是《詩刊》。

《詩刊》推出新人新詩的時候，朦朧詩人還沒有得到「冠名」。就朦朧詩的發展歷程來看，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末期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白洋淀詩群」就是下鄉至白洋淀的知青們組織起來的一個詩歌群落，主要成員有芒克、多多、根子等，「他們以秘密的形式寫作並交流，使白洋淀成為一個理想的藝術聖殿」②。由於他們的詩歌帶有叛逆的色彩，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相悖逆，他們的詩就採用比喻、象徵等手法來表達個體的思想感情。這可說是朦朧詩的早期形態。隨著芒克1976年離開白洋淀，「白洋淀詩群」也宣告終結。然而，這些詩人回城後並沒有停止詩歌創作。他們於1978年12月23日創刊了詩歌民刊《今天》，由北島和芒克主編，這是朦朧派詩人們最初的半公開亮相。在《今天》的《致讀者》中寫到「我們的今天，根植於過去古老的沃土裡，根植於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信念里。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講，今天，只有今天！」，致讀者中的豪言壯語說明了《今天》的辦刊特色，在創刊號中所刊發的詩歌同樣具有變革的力量。在創刊號中刊發了喬加的《風景畫》、《給——》、《思念》，舒婷的《致橡樹》、《啊，母親》，芒克的《天空》、《凍土地》、《我是詩人》，北島的《回答》、《微笑·雪·星星》、《一束》、《黃昏：丁家灘》詩12首。這是朦朧詩人集體的最初聚會。「白洋淀派演變為『今天』派，標誌著中國新詩正在醞釀著一場深刻的革命。」③毫無疑問，這場深刻的革命就是由朦朧詩所帶來的。1979年3月，北島在《今天》上發表的詩歌《回答》被《詩刊》轉發，4月《詩刊》轉發了舒婷在《今天》上發表的《致橡樹》，這標誌著朦朧詩由「地下」正式步入「詩壇」，意味著朦朧詩在中國文壇上開始興起，並且引發了以後較長時間的藝術衝擊波。北島、舒婷的詩歌在《詩刊》上發表，並不是一種歷史的巧合，而是與當時政治環境的略微寬鬆和《詩刊》追尋的新詩的現代化之路密切相關。從朦朧詩人創作主體來看，青年詩人們希望將自己的藝術主張用一種振聾發聵的形式推至極端，希望引起人們的重視。而《詩刊》作為全國詩歌的最高刊物，能夠發表自己的作品，當然也是朦朧派詩人們願意看到的，這與後朦朧派詩人們不願意與《詩刊》合作而願意在民刊上發表詩歌作品大相徑庭。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在第三部分將重點論述。

《詩刊》要促進詩歌的現代化，必須要推出新人新作。1980年4月號的《詩刊》將《新人新作小輯》作為頭條，集中刊發了十五位新詩人的作品，他們是：張學夢、孫武軍、高伐林、才樹蓮、周濤、韋黎明、顧城、張廓、孟河、李發模、聶鑫森、王小妮、傅天琳、鄧海南、辛戈。主編嚴辰《寫在〈新人新作小輯〉前面》中對這些詩人作了熱情和中肯的評價：如果說，開國初期成長起來的詩人們，面對解放了的祖國，面對千百種新生事物，感激、興奮，抒發的自多舒暢的情懷，明快的謳歌。那麼，今天成長起來的新秀，經歷了波詭雲譎的激變，信賴受到了欺騙，狂熱受到了挫折，痛定思痛，愛作冷靜的思考，窮究的探索。發而為詩，感情真摯而深沉，意境寬闊而蘊藉；冷靜思考常含有哲理，思想解放常筆觸鋒利。他們摒棄空洞、虛假的調頭，厭惡因襲、陳腐的渣滓，探索著新的題材，新的表現方法，新的風格，給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

很快，在當年的8月號第二條欄目《春筍集》中，又有一批新人新作集中發表，他們是：楊煉、陳所巨、范明、舒婷、王小妮、常榮、陳守中、賀平、北島、朱文根、梅紹靜、魯魯、趙守如、卓凡、徐曉鶴。新人新詩確實像春雨過後竹林中的春筍，紛紛探出筍尖，為新生的詩壇帶來清新卻又勃勃的生機。我們從這些詩人的名單中可以看出，北島、舒婷、楊煉、王小妮等作為朦朧詩的代表人物，是被《詩刊》集束式推出的。《詩刊》不僅在刊發作品上力推新人新詩，還積極組織相關活動，希望通過老詩人傳帶新詩人的方式培養新人。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詩刊》社在北京-北戴河舉辦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參加者共17人：張學夢、楊牧、陳所巨、葉延濱、江河、高伐林、徐敬亞、梁小斌、徐曉鶴、顧城、孫武軍、梅紹靜、舒婷、常榮、王小妮、徐國靜、才樹蓮。《詩刊》的四位領導即嚴辰、鄒荻帆、柯岩、邵燕祥組織了這次活動。嚴辰是自1980年1月接替李季擔任主編的。編輯王燕生具體主持了這次「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他們邀請了眾多文學界、詩壇的前輩：臧克家、艾青、田間、賀敬之、蔡其矯、張志民、李瑛、黃永玉、袁可嘉和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的馮牧等，為青年詩人授課、座談。無論是與會的青年詩人，還是授課的前輩們的「陣容」，都可以說是歷屆詩會中規格最高的，而且還是「青春詩會」。④經過短暫的一個多月後，青年詩人們在詩會期間創作的作品由《詩刊》1980年10月號以「青春詩會」為總題刊出。《詩刊》這一系列的推新活動都可謂是詩歌界的大動作，其帶來的巨大反響也是毋庸置疑的。顯然，朦朧詩是《詩刊》推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朦朧詩從白洋淀詩群起步，經過民刊《今天》的推動，逐漸成型，在知識青年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詩刊》迅速地捕捉到它們，使它們從地下傳播轉為公開出版發表。從1979年開始，《詩刊》就開始將眼光投到了這批青年詩人身上，獨具特色的「《今天》詩群」，由於其獨特的審美意蘊吸引了詩刊社的注意，在民刊《今天》上刊出的朦朧詩開始在《詩刊》上得以轉發。這些詩作不是尖銳的反抗和吶喊，而是逐漸尋找新詩的另一種風格或者說出路——自我。無論是哪一類讀者，都能體會到它們的不同。從1979年開始，朦朧詩人開始在《詩刊》上發表作品。下表選取了七名朦朧詩人及其作品，可由此一窺1979年至1982年他們在《詩刊》的發表情況（見下表）（括弧內數字為該詩發表的當年期數）。

從這張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幾個問題：一、從發表的數量上看，朦朧詩在《詩刊》上發表的數量並不多，四年間七位詩人只發表了四十首，以《詩刊》每期的發稿量來大致計算，只佔全數的0.02%左右。可見《詩刊》作為「國刊」，態度持重，內容包容並蓄，儘管力推新詩和新詩人，也並沒有改變一貫的整體風格，選詩仍以反映國家建設，抒發愛國情懷的大主調為重。但就《詩刊》的影響力來說，詩壇「國刊」能夠發表這些作品所透露的這一縷不同以往的風氣，很快就能被文壇和讀者們所發現。二、朦朧詩在《詩刊》上是否活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環境的影響。1980年是朦朧詩人在《詩刊》集體發力的一年，這一年也是《詩刊》舉辦新詩活動最多的一年。由於朦朧詩的陣地民刊《今天》在1980年9月份被要求停刊，從第10期以後《詩刊》刊發朦朧詩的數量急劇減少。受此政策波動的影響，1981年僅有王小妮的兩首詩刊發。而在略微寬鬆的1982年則有四位作家發表，其中還有在朦朧詩論爭中被視作朦朧詩代表的顧城。在政策最緊張的1983、1984年里沒有一首上述詩人的詩作發表。三、在朦朧詩崛起的時候，《詩刊》沒有謹慎地保持距離，自恃身份將其拒之門外，而是大膽地接納了他們，推廣了他們。在發表的詩歌里，有一些轉載自地下刊物《今天》。如北島的《回答》，舒婷《致橡樹》、《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前兩者均已發表在1978年的《今天》第一期。⑤在《詩刊》上發表的時候，編輯都將其創作時間的年份標明。舒婷和顧城曾多次在《今天》上發表詩歌，北島和楊煉則是《今天》的主將。四、這些在《詩刊》發表的詩歌日後成為詩人們的代表作。儘管這些詩可能並不是詩人們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但明顯具有詩人自身的話語特徵，很能體現詩人們的風格。北島的《回答》、舒婷的《祖國呵，我親愛的祖國》、顧城的《遠和近》等都被人們反覆引用、傳誦。舒婷的《致橡樹》日後甚至被選入語文課本。人們耳熟能詳的朦朧詩「名句」大都出自這些詩。這些詩歌的傳播之廣，影響之遠，都跟發表在「國刊」平台上有很大關係。在80年代前後，《詩刊》的發行量達到二十至三十萬冊，最高可達五十多萬冊。⑥如此，本來就小有名氣的青年詩人們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有了聲譽。由於朦朧詩人的詩作在《詩刊》上的推出，朦朧詩從「地下」轉入「地上」，朦朧詩也開始在詩壇上佔有了一席之地。

二《詩刊》與朦朧詩的論爭

詩歌評論一直是《詩刊》的傳統，在1957年的創刊號中就有張光年的《論郭沫若早期的詩》。其後《詩刊》也經常刊發詩評，也時而以類似專欄的方式集結詩評。如「新詩話」、「詩藝漫談專欄」等，曾發表了佘樹森《含蓄出詩味道》（1977年8月號）、廖一簡《短些，再短些！》（1977年11月號）、蔡儀《詩的比、興和形象思維邏輯特性》（1978年3月號）等討論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的文章。而在時間跨度大、參與人數眾多的朦朧詩論爭里，《詩刊》並不是論爭的發起者。這場大論爭的開端是1979年10月復刊的《星星》刊發的公劉《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一開始他把這篇文章投給了《詩刊》，但《詩刊》並沒有將此文發出，這可能與該論題的敏感性有關。《星星》刊發之後，《文藝報》予以轉載，並配發了「編者按」，因而此文引發了大家的廣泛關注。在該文中，公劉談及「我對他們的某些詩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達那種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勝駭異。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努力去理解他們，理解的越多越好，這是一個新的課題」⑦。可以說，公劉的這篇文章引發了之後曠日持久的朦朧詩論爭。之後，《安徽文學》、《福建文藝》等官方刊物開始關注青年詩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出新人新作。特別是《福建文藝》，從1980年第1期起開始對舒婷創作持續關注。1980年4月，中國詩歌討論會在廣西南寧召開，「朦朧詩」論爭從地下正式轉為地上。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⑧這篇文章從應當學習外國詩，發展「走向狹窄」的新詩角度出發，認為適當容忍和寬宏，是有利於新詩發展的。此文後來與同為朦朧詩辯護的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和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並稱為「三個崛起」。

朦朧詩人在《詩刊》上嶄露頭角不久，朦朧詩論爭就拉開了序幕。很快，《詩刊》就意識到朦朧詩所帶來的詩學革命，在1980年第8期開始開設「問題討論」專欄，專題討論朦朧詩問題。《詩刊》上關於朦朧詩的論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朦朧詩討論的開始，主要涉及朦朧詩的「懂」與「非懂」問題，並從非正面的視角為朦朧詩命名。二、朦朧詩討論的深入，對朦朧詩的特點、性質展開進一步的學術化討論。這個階段的討論成果十分豐富。三、主要圍繞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一文進行批判，朦朧詩討論在非文學因素介入後發生異變，並最終終結了朦朧詩的發展。在《詩刊》1980年第8期專欄開設之初的編者按這樣寫道：

最近一個時期，編輯部收到不少來稿、來信，對近一、二年來《詩刊》以及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某些詩作，作出不同的評價。有的反映這些詩不易讀懂，甚至讀不懂，認為這是脫離生活、脫離群眾的一種不良傾向，應該批評；有的認為這種詩標誌著「詩歌現代化」的開始，是促進詩歌發展的創新與探索，應予肯定。我們感到，這個分歧涉及如何看待詩歌的社會功能，也涉及詩歌創作和鑒賞中的其他問題，有必要展開討論。廣大關心詩歌的同志在刊物上就有關問題各抒己見，百家爭鳴，取長補短，使認識逐步深入，將有助於繁榮我們的詩歌創作。

本期發表章明、曉鳴同志的兩篇文章，作為討論的開始，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討論。這兩篇文章是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和曉鳴《詩的深淺與讀詩的難易》。前者帶有貶義的「朦朧」二字成了「朦朧詩」的命名緣由，正式拉開了圍繞「朦朧」詩的大討論序幕。在此文中，他以杜運燮《秋》、李小雨《海南情思·夜》為例，認為詩應當含蓄而不是含混。章明說：「一看就懂的詩不一定就是好詩，但叫人看不懂的詩卻決不是好詩，也決受不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章明談到的「朦朧」與「晦澀」、「怪癖」、「含混」是同義的，「讀不懂」是讓人感到氣悶的，也無法引起讀者心中的共鳴。曉鳴《詩的深淺與讀詩的難易》則從閱讀的角度出發，從文學特徵、詩的藝術這兩個方面闡釋詩不一定就要「讀得懂」。難易不應成為評價詩的標準。「難懂」的詩可以由讀者作漸進式理解，難懂的詩也可以是好詩。問題的焦點一開始就落在了「懂與不懂」上。這個問題也是朦朧詩最容易發覺的特徵。 詩是不是必須要讓人看懂？其中內含了詩歌標準的討論，隱隱指向了「什麼是詩？」這一詩歌本質問題的界定。這與時代大環境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經歷長時間的「劃界限」、「定性質」後，人們剛剛從政治標準的一面倒中解脫出來，急於建立新的、符合歷史潮流的評價體系，但又在沿襲而來的政治化思維模式中不知不覺又跌入「本質」的圈子裡去了。這給日後朦朧詩論爭的非文學化埋下了伏筆。

《詩刊》第8期「本刊九月號預告」告知九月號會繼續展開爭鳴，杜運燮將撰文談《我心目中的一個秋天》。此外還將發表聞山等同志的文章。從九月號開始將每期刊載《假如你想作個詩人……》專欄，是希望「對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朋友說一點知心話」。這一切充分說明《詩刊》展開朦朧詩爭鳴的活動是有意識的，有規劃的，並且是長期開展的，而不是無意中對新詩潮新熱點現象的盲從。面對蓬勃發展的新詩和逐漸發展的詩歌評論，《詩刊》義不容辭地擔當起引導責任，成為「弄潮者」，為詩歌理論研討提供一個全國性的平台，儘力給予各方面平等的對話空間。其目的是為了繁榮詩歌創作。事實上，這個時期的新詩正如《詩刊》所希望的那樣，借著討論的東風，把人們對詩歌的熱情抬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詩刊》在本年「第四季度取消限額，敞開發行」，發行量不受限制，也使更多人能參與到詩歌討論中來。

很快，《詩刊》對朦朧詩的論爭來到了第二階段。1980年9月號「問題討論」專欄有四篇文章。李元洛《鑒往知今一議》討論李金髮象徵詩，唐代李賀、李商隱的晦澀詩風，贊成要寫「讀得懂」的詩。孫紹振《給藝術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氣》尖銳地指出，藝術創新是要以異端的姿態向傳統挑戰的。他還認為新詩創作已經創新，但詩歌評論家們卻還是「古典」的。他以顧城的《一代人》為例，認為朦朧詩論爭的問題實質是「藝術標準的不同」，大聲呼籲：給藝術的革新者以更自由的空氣吧！這篇文章直指「革新者」，側面反映出詩壇中對朦朧詩的討論其實暗含了新老詩人在立場上的分離、對立。聞山《美和詩的漫話》以寓言式的故事開始，認為詩歌要在表現自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為人民為社會服務。杜運燮《我心目中的一個秋天》是對前一期章明文章的回應，從作者的角度詳細敘述了自己的創作因由和過程。在文章最後提出寫得「看不懂」可能有兩點原因：一是朦朧詩自身語法結構特別，二是讀者對受外國詩歌影響的新詩感到不習慣。四篇文章中表示贊成、反對的各兩篇，與上一期的比例相同。這些有來有往的「交鋒」給問題討論營造出熱烈的氛圍，也顯示出《詩刊》在論爭伊始儘力保持了雙方在發言地位上的平等。

1980年10月號是刊出「青春詩會」新人新作小輯的一期。在小輯之後，是艾青的《與青年詩人談詩——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的談話》。在這篇寫於第一屆「青春詩會」舉辦期間的文章中，艾青誠懇地談自己的創作歷程，與讀者分享自己當下的創作近況；也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在「關於寫得難懂的詩」「關於歐化和民族化」「關於時代的特點」三個小節談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說，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同時期前輩詩人們的觀點。同時，艾青也鼓勵青年人寫感興趣的詩。緊隨其後的「問題討論」專欄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張炯《也談詩的「朦朧」及其他》鼓勵新的藝術探索，但也要「思考歷史的經驗，避免前人走過的彎路」。顧工《兩代人——從詩的「不懂」談起》則從自己和兒子顧城不同的創作衍生開來，為顧城的詩「表現我」辯護，文中認為「兩代人」會在「詩的跑道」上一起前進。魯揚《從朦朧到晦澀》，苗得雨《為什麼寫人們看不懂的詩？》這兩篇文章不贊成寫晦澀，但也強調詩不能直白，要有朦朧的美感。後者更多討論詩歌創作方法。1980年11月號中，《詩刊》主管詩歌評論工作的朱先樹在「問題討論」 專欄作了《關於所謂「朦朧詩」問題討論的來稿綜述》，對近期關於「朦朧詩」討論的來稿作了歸納。在這份綜述的結尾，他寫道：

從來稿中看，涉及詩歌創作的理論問題是很多的，但由於討論是從「朦朧」和「懂與不懂」開始的，因此，很多問題都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希望大家對有關理論問題繼續開展深入討論，真正做到各抒己見、百家爭鳴、尋求真理、共同提高。

從這一綜述中，可以看出，《詩刊》希望借「朦朧詩」討論的契機，推進相關詩歌理論的深入研究。9、10兩期是《詩刊》朦朧詩論爭的第二階段，兩期共八篇討論文章也確實進一步將詩歌理論問題深入化了。儘管上述綜述認為「很多問題都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但討論的問題基本點可以說初見端倪。正如綜述所說，論爭焦點仍然在「懂與不懂」。但沒有停留在論爭一開始時討論的「讀者能否讀懂」這個問題上，而是迅速進入了對這些「讀不懂」的詩歌創作法則的探討上，即對詩歌語法、詩歌語言表達方式的探討。對詩歌語言含混性、多義性具有美感的肯定，恰是對現代詩歌語言認識的深入。在論爭中也談及「美的規律」、「藝術生產與消費」等問題。這些都是對現代新詩的新認識。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朦朧詩的語言究竟在語法上有什麼樣的特殊性，又缺乏文章對此深入討論。第二個焦點則落在這些「讀不懂」的詩是否受了外國現代派詩歌的影響，這樣的影響是否和中國早期現代派詩人的創作方向一致。李金髮經常被作為討論的對象。但對這個焦點的討論沒有深入分析這兩個時期的詩人創作是否真的存在聯繫，或這些詩歌內在特性究竟是如何一脈相承的。評論者們似乎不是在直面詩人，並研究詩人的創作源泉，詩人們也很少參與論爭，直接為自己辯護。論爭轉向了詩歌之外的東西——所謂「詩歌的歷史」方向。論爭雙方都沒有追本溯源的耐心，只是簡單地以前輩詩人流派來劃分立場，匆匆地轉向未來。第三個焦點是朦朧詩同中國古典詩歌的關係。反對者大都舉李賀、李商隱的晦澀詩風為例，認為這兩位詩人的僻澀詩風並不是詩人的長處，而是詩人的缺陷，詩人生活圈子的狹小才使詩作難以理解。認為應當發揚白居易的淺近詩風，為人民，為社會服務。以晦澀難懂並非中國古典詩歌的主流為立場，認為朦朧詩也不該是新詩發展的方向。而他們恰恰忘記了中國古典詩歌正是多種意蘊的集成體現，注重對象外之旨、韻外之致的追求。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用典」，就特彆強調一個意象在原典的意義和被引用後變化的意義，多重意義使詩歌意象內涵更豐富，更有韻味。古典詩歌中的「鍊字」，不僅是力求明確表達詩意，向讀者明晰語義，還藉助一字多義表現詩的韻味，這和只追求語言淺白易懂是大相徑庭的。而朦朧詩這種不明晰、不確定的語言風格、韻味特點其實恰恰是對古典詩歌這一特點的某種繼承，是對當時詩壇中詩歌語言類型的補充和發展。

詩刊編輯部在9月20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了一次詩歌理論座談會。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朦朧詩討論會，後來被稱為「定福庄會議」。12月號便集結會議論文十三篇，組成本期頭條「問題討論」專欄，真正把朦朧詩論爭推向高潮。開篇是吳嘉和先樹的《一次熱烈而冷靜的交鋒——詩刊社舉辦的「詩歌理論座談會」簡記》。這篇簡記介紹會議情況，歸納了六個焦點問題：一、今後新詩應遵循什麼道路發展；二、關於詩與現實的關係以及「詩歌現代化」問題；三、關於學習外國；四、關於詩的感情的真實性問題；五、關於自我問題；六、怎樣看待青年詩人的探索。可見此次會議囊括了這一時期朦朧詩論爭中論爭的「戰略要地」。也總結了這階段朦朧詩論爭的情況。發表的十三篇文章是丁力《古怪詩論質疑》、謝冕 《失去了平靜以後》、嚴迪昌《各還命脈各精神——關於新詩的「危機」與生機的隨想》、尹在勤《寬容·並存·競賽》、何燕平《為青年詩人說幾句話》、阿紅《1與109》、黃益庸《詩藝亂彈》、李潔《「表現我」有罪？》、丁芒《談晦澀》、鍾文《還想像與詩歌》、孫靜軒《詩，屬於勇者》、劉祖慈《借鑒、創新及其它》。在「詩人書簡」專欄里的瞿鋼《晦澀不是創新》，還有「讀者中來」專欄中《詩離生活越遠越好嗎？》。詩歌理論座談會簡記和論爭文章觀點明確，交鋒激烈，呈現出朦朧詩論爭的白熱化。其中探討的不僅僅是朦朧詩應不應該「朦朧」的問題，更多的是對中國新詩創作轉向的學術化討論。至此，從1980年8月號到12月號，《詩刊》為期四個月「朦朧詩」討論暫告一段落。儘管討論熱烈，討論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但雙方仍舊反覆糾結於朦朧詩外延的爭辯。論辯雙方都善於給對方定性質、扣帽子。對有關朦朧詩本身特質的問題，如語言表達晦澀的原因、意象選擇的獨特追求、寫作技巧的創新等，都以寥寥數語帶過。儘管論爭雙方都力圖從宏觀上論證新詩發展的立足點，但缺乏對詩歌本身詩性的學術化研究。這樣的論爭對於封閉性較強、藝術性高的朦朧詩來說，並沒有擊中要害。

《詩刊》發起全國性大討論後，各地省級刊物積極響應，迅速參與其中。《福建文學》、《星星》都在《詩刊》的影響下改換對朦朧詩的原有討論方向，更全面地參與到討論中去。而《人民日報》、《人民文學》、《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大報也紛紛刊載關於朦朧詩論爭的文章。進入1981年的《詩刊》繼續上一年朦朧詩討論的餘熱，朦朧詩論爭在《詩刊》發展到了第三階段。當年的1月號刊發了羅沙《詩要反映人民生活和時代精神》、敏歧《充分發表不同意見》。2月號「問題討論」專欄刊發臧克家《詩要三顧》、敏澤《也談詩與「我」》。這四篇評論文章也保持著《詩刊》一貫的「中立」風格，繼續為論爭雙方提供論爭的平台。可是文章的討論內容卻悄然發生著變化，論爭的重心從詩歌的「內部生態」轉向了社會的「外部環境」。1980年在《詩刊》上發表的評論文章都直接討論詩歌的藝術性及其發展方向問題，是針對詩本身的討論，而1月號刊發的兩篇文章從題目中就能讀到一股政治氣味。論爭雙方地位平衡的打破出現在3月號上。本期的「問題討論」專欄發表李元洛《詩歌問題片談》、袁可嘉《關於新詩與晦澀、新詩的傳統……》、峭石《從〈兩代人〉談起》後，刊發了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並在這篇文章前面加了編者按：這裡發表的孫紹振同志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一文，是本刊自1980年8月號開展問題討論以來一篇較為系統地闡明作者理論觀點的文章。作者在評價近一二年某幾個青年詩歌作者及其作品時說：「與其說是新人崛起，不如說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他認為這個崛起的「新的美學原則」有如下特點：（1）「他們不屑於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不屑於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迴避……我們習慣了的人物的經歷、英勇的鬥爭和忘我的勞動的場景」；「不是直接去讚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2）提出社會學與美學的不一致性，強調自我表現，理由是：「既然是人創造了社會，就不應該以社會的利益否定個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創造了社會的精神文明，就不應該把社會的（時代的）精神作為個人的精神的敵對力量……（3）「藝術革新，首先就是與傳統的藝術習慣作鬥爭」。作者向青年詩人指出「要突破傳統，必須……從傳統和審美習慣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內核』」，但又認為他們當前面臨的矛盾，主要方面還在於，舊的「藝術習慣的頑強惰性」。

編輯部認為，當前正強調文學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美學原則方向時，這篇文章卻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希望詩歌的作者、評論作者和詩歌愛好者，在前一階段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此文進行研究、討論，以明辨理論是非，這對於提高詩歌理論水平和促進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都將起積極作用。這段長達六百字的編者按非常耐人尋味。《詩刊》第一次對一篇評論文章配發這麼長的編者按。它首先對孫紹振的文章進行了綜述，以詩刊社編輯部的名義，認為這是一篇不同當下主旋律的文章，接下來預告了要對此文進行專題討論。這其實就是把這篇文章樹立成反例靶子。據孫紹振的回憶，這篇文章先是投稿未錄用，後經約稿再刊發，是《詩刊》一次有目的的發表，也是《詩刊》編輯遵照「指示」的一次行動。⑨果不其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詩刊》對朦朧詩討論的態度發生了大轉變。「問題討論」專欄幾乎成了圍攻《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的集中地。4月號「問題討論」專欄頭條是程代熙的《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接下來是袁忠岳《「朦朧詩」與「無寄託詩」》。5月號刊發了敏澤《關於繼承和創新》。6月號更是以浩泯《讀〈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後》、宋壘《追求什麼樣的心靈美》、李准《理論討論要注意概念的科學性和明確性》三篇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抨擊孫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7月號的朱晶《「自我「與人性》，8月號傅子玖、黃後樓《認清方向，前進！》，陳志銘《為「自『我』表現」辯護》三篇文章進一步對孫的文章進行批判。署名石平的《文匯報發表艾青談「朦朧詩」的文章並就此展開討論》介紹了艾青的主要觀點、李黎的觀點和文匯報上發表的一些相關文章。這種帶有集中圍攻性質的討論在《詩刊》一直持續到1982年。3月號王慶璠《評「新的美學原則」》認為「新的美學原則」是有根本錯誤的，孫紹振文中的「異化」在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那「人性的復歸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承認「異化」，創作也是理性過程。他認為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去立論，使詩歌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7月號聞山《提倡「表現我」有害》認為，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表現我」是西方落後、陳舊的觀念。9月號鍾文的《詩與哲理》和宋壘《難「自我形象論」》從「哲理」和「自我」出發討論對詩歌寫作的新探索。《詩與哲理》認為應該在正確的哲學觀下，把社會、歷史和生活聯繫起來，不能只局限於題材的尖銳、大膽。《難「自我形象論」》認為不能只表現「自我」，雖然創作是通過自我主體來表現的，但更應該表現時代、人生，表現生活。至此，《詩刊》對「新的美學原則」的批判告一段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詩人徐敬亞在1983年第1期《當代文藝思潮》發表《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這篇論文一開篇就定義1980年的新詩是帶著強烈「現代主義文學特色的新詩潮」。對新詩的創作手法和作者心理都作了學理化的詳盡的解剖。最後認為現代傾向是我國新詩發展的必然道路。

《詩刊》這個階段對朦朧詩的討論介入了太多非文學因素。隨著論爭開展，論辯雙方不僅僅存在詩歌批評理論的分歧，還逐漸摻入了詩人們的個人「恩怨」和政治因素。⑩也可能是因為要保護詩歌、保護詩人的需要，《詩刊》並沒有像對待《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那樣對待徐敬亞，而是謹慎地用近乎冷處理的方式對待此文。只刊發兩篇文章對這第三篇「崛起」作了反應。1983年5月號戚方《現代主義和天安門詩歌運動——對〈崛起的詩群〉質疑之一》梳理天安門詩歌運動的歷史承襲，認為徐敬亞所說天安門詩歌運動是對「現代派」、「新月派」的繼承是錯誤的，文藝應該是反映社會生活，為人民群眾服務的。10月號林希 《「新的，就是新的」嗎？——評徐敬亞的一個觀點》中認為徐敬亞的「新的」可能是歷史沉渣泛起，「自我」是扭曲的，腐朽的。徐敬亞的觀點是違背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否定了中國新詩運動六十年的歷史，最終會得到歷史的否定和批評。

為什麼朦朧詩論爭迅速地變成了一面倒的批判？這不僅和當時時代政治環境緊密相關，還同朦朧詩論爭前兩個階段的論爭焦點有關係。一是在討論詩歌是否表現「自我」時，不是向著詩歌話語的個性化表達特徵的方向去討論，而是把表現自我放在與為人民、為他人服務的對立中加以討論，陷入了文學工具論的窠臼之中。其實這是一場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隱形交鋒。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時代，「為了誰」論點就很容易和非文學因素掛鉤，分析討論詩歌自身的詩性話語被忽略，而直接討論詩歌意志，其實也就剝蝕了詩歌的本質，自然容易轉向詩歌之外的論爭，這是朦朧詩論爭最終變成一場大批判的原因。二是過於在詩歌發展史中尋求理論資源。事實上一個新事物究竟是否順承歷史潮流，是需要後人重新審視定位的。當時論爭的雙方都急於佔據主導權，確定自己的地位，在論爭中觀點難免失當。對朦朧詩的歷史繼承也是簡單地從有限的幾個中國古代詩人，如李賀、李商隱，或是幾個現代派詩人，如李金髮，或是幾個外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龐德、愛倫·坡來闡述、比較，論據單薄，缺乏對其內在聯繫的全面分析。特別是論爭的對立面把有別於新中國成立後詩歌特點的朦朧詩完全排除在詩歌歷史的繼承之外，完全把朦朧詩放置在了詩歌傳統的對立面，這一點也失之偏頗。事實上，對朦朧詩的批判涉及到這一問題：朦朧詩如果承接了五四時期的新詩傳統，那麼，老一輩詩人的主流地位何在？如果承認朦朧詩真正繼承的是五四新詩傳統，那當時佔據主流詩壇的《詩刊》豈不是成了異端。所以，《詩刊》對朦朧詩的圍攻在當時也是一件不得已的行動，從而也將朦朧詩論爭最終演化成一場離文學越來越遠的運動。

一場政治風波徹底打斷了「朦朧詩」討論的節奏。1983年10月4日至9日在重慶舉行的詩歌討論會是一次以批判「朦朧詩」和「三個崛起」為主題的專題會議。三篇「崛起」被捆綁在一起接受批判。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 「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隨後《人民日報》爆發了對周揚、王若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思想的批判，開始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上述事件時間上的連續，不免讓人聯想重慶詩歌討論會是不是《詩刊》作為詩歌刊物在此次事件中的領頭羊，討論會是為先行傳達了中央指示而舉辦的。（11）一次在文藝界掀起的「批判運動」進一步影響到詩壇。當時正處於熱烈討論階段的「朦朧詩」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猛力批判的對象。

很快，《詩刊》11月號和12月號總結刊發了重慶詩歌討論會的成果。在11月號目錄中用黑體字標的程代熙《給徐敬亞的公開信》一文是《詩刊》重點推出的，該文口氣嚴厲地從政治、社會的方向批判徐敬亞。時任主編的鄒荻帆發表《讀詩札記》長文。這篇長達17頁的文章是對「清除精神污染」的表態。文章總結「文革」後的詩歌發展狀況，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分為兩個時期討論，繼而對「三個崛起」表達了看法。但口氣較鬥爭性文章溫和許多，論述也盡量學理化。結語中認為這是「少數幾個人的觀點」，「主流是好的」，這僅僅是混亂現象。12月號轉載了《經濟日報》記者的《艾青談清除精神污染》和新華社記者李德潤、李光茹的《臧克家談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鬥爭前列》，這兩篇文章在《詩刊》目錄上標以與眾不同的黑體字，明確表明了《詩刊》的態度。其後的幾篇文章是呂進的《開創一代新詩風——重慶詩歌討論會綜述》，鄭伯農的《在「崛起」的聲浪面前》，柯岩的《關於詩的對話在西南師範學院的講話》，儘管這幾篇文章對朦朧詩都做了非常系統的討論，但由於外部社會環境的變化，此時的朦朧詩討論已經徹底和非文學因素掛上了鉤。

進入1984年，關於「崛起」的討論仍在繼續。1月號三篇相關文章，尹在勤《回答「崛起論」的挑戰》認為徐敬亞把許多不是「崛起」的詩人劃在「崛起」的範圍里，宣稱繼承「新月派」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要堅持社會主義詩歌原則。魯揚《莫把腐朽當神奇》分析楊煉的組詩《諾日朗》，批評組詩中的「落後意識形態殘餘」，認為詩歌中的「男神」意象是傳播淫亂思想，作品是散布精神污染的。公劉《詩要讓人讀得懂》從評論《三原色》這首詩，來分析詩歌的象徵、主題、功能，最後指出要繼承傳統，為人民而不是為「自我」寫作。3月號呂進《社會主義詩歌與現代主義》從社會制度出發，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詩歌是不一樣的，接著分析了蘇聯的詩歌，向「外國」學習，應該學習這樣的「好詩」，最後指出社會主義方向才是新詩發展道路。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報》上，徐敬亞發表了《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關於〈崛起的詩群〉的自我批評》。當事人作了鄭重檢討，主流文學刊物單方面的「討論」才逐漸消止。長期在《詩刊》主持理論工作的朱先樹在1984年7月號發表《要認真重視詩歌評論工作》後，朦朧詩論爭也漸漸在《詩刊》消聲。

回顧朦朧詩論爭，考察這一場論爭前後的中國詩歌，可以說，朦朧詩的興起以及朦朧詩的論爭對中國新詩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重新確立了中國現代詩歌的評價標準。朦朧詩論爭不是中國現代詩歌史中一次孤立的突發事件，而是20世紀以來，整個中國現代詩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自覺的事件。如果說20世紀初新詩的「文白之爭」是我國現代詩歌成長的第一個台階，它主動將現代詩從古典詩歌的形式中解放出來，為白話文詩意的表達建立新綱目，那「朦朧詩論爭」就是中國新詩成長的第二個台階，它是現代詩歌發展的新階段，是對五四知識分子、現代派詩人、九葉派詩人對中國新詩形式發展的歷史繼承。朦朧詩及其論爭不僅僅是對「文革」時期「口號式」詩歌的矯正，還是現代中國詩人為中國當代審美精神尋找詩歌話語表達方式的嘗試。中國詩歌語言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過渡中，經由朦朧詩這個階段，真正開始重塑了中國詩歌的審美特徵，走出了白話文語言變革所帶來的詩歌話語直白、透明導致的詩性缺失泥淖。「朦朧」詩行的含混、多義的詩性語言是當代中國審美精神的詩意表達。朦朧詩作為政治文化壓抑狀態下激發起的詩歌流派，「它率先啟動與張揚了人本主義思潮，確證了詩的主體性在文化前沿的蓬勃發展」（12）。儘管「朦朧詩」和「朦朧詩人」這兩個名詞的內涵始終無法界定清晰，但這不妨礙其幾乎成為新時期新詩潮的代名詞。通過朦朧詩的興起與論爭，人們對新詩的藝術表現手法有了新的認識，後朦朧詩時代的詩歌大都逃不開朦朧詩先聲的影響。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具有詩歌導向性的刊物——《詩刊》在朦朧詩的興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對朦朧詩詩作的刊發使朦朧詩從「地下」轉入詩歌的「公共空間」，促進了朦朧詩在全國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在朦朧詩論爭的起始階段，它能夠保持刊物的獨立立場，為論爭的雙方提供發表的平台，為進一步澄清朦朧詩的性質、藝術手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論爭後期，由於非文學因素的介入，《詩刊》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承載者，也淪為了批判朦朧詩的主戰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朦朧詩的衰落。

三後朦朧詩時代《詩刊》的走向

儘管如此，《詩刊》並沒有徹底把朦朧詩人們拒之門外，「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很快就結束了，喧囂聲隨著時間逐漸平靜後，到了1985年，朦朧派詩人們的詩作繼續在《詩刊》發表。而1983年和1984年，兩年中沒有一位朦朧詩人的詩作在《詩刊》發表，這或許是《詩刊》堅定立場的表現。下表是1985年至1987年朦朧派詩人們在《詩刊》發表作品的情況。從下表可以看出，從1985年開始，曾經被推在風口浪尖的顧城、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的詩作重新回到了《詩刊》。但此時的朦朧詩人風光不再，在《詩刊》上發表的作品並沒有引起大家的廣泛關注，雖然他們的詩歌創作風格並沒有因為受到論爭的批判而做出改變。原因在於此時詩壇的中心不再是「朦朧詩」，而是「第三代」詩人的崛起。1986年和1987年，《詩刊》舉辦的第六屆、第七屆「青春詩會」——韓東、于堅、西川、歐陽江河、翟永明等新一批重量級詩人走向詩壇。此時的朦朧詩不再是大家議論的中心話題，朦朧詩人們或改行或遠走，他們的詩歌也在「pass舒婷」、「打倒北島」聲中淡出人們的視界。1984年，民刊《大學生詩報》發表程蔚東的《別了，舒婷北島》，認為「文學總是在老百姓中活著，我們寧願做平民詩人，也不要成為貴族作家」（13）。精英化的朦朧詩歌成為大家嘲諷的對象，「反英雄」和「反意象」成為後朦朧詩時代詩歌的兩大顯著性的標誌，「第三代」詩人通過「解構崇高」、「解構歷史」、「解構意象」成為中國詩歌新的焦點。「第三代」詩人的崛起與詩歌民刊的風起雲湧密切關聯，他們普遍對官刊不再信任，「官方」和「民間」成了對立面。一方面詩人們敏銳地觀察到朦朧詩被「收編」後的起起伏伏，不再信任官刊，另一方面刊物也對納入新風格的詩歌越發謹慎了起來。最後甚至有了「好詩不在官刊」一說。這種對立的情況使詩歌不但受到外部環境的擠壓，還受到詩歌內部生態環境的影響。《詩刊》用「青春詩會」推出了朦朧詩人，又用「青春詩會」淹沒了他們，這也和期刊緊跟時代風潮、緊扣熱點動態的特點是分不開的。在「第三代」詩歌興起中，《詩刊》並沒有參與推動，而民刊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與《詩刊》對民刊的排斥以及國家「半市場化」的操控有關係，這也直接導致了朦朧詩後《詩刊》刊發詩作質量的下降。（14）其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詩壇在幾次意識形態的管控和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終於分崩離析。一時湧現的各地民刊銷聲匿跡，純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停刊8年。《詩刊》銷量銳減，進入90年代後印數只有五萬份，（15）影響力遠遜於創刊之初。詩歌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及中國共產黨「十四大」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商業原則的盛行對詩歌的影響巨大。詩歌在人們的生活中漸趨消失，詩歌衰落的跡象明顯。此後的一個個新詩浪潮，都被限制在詩歌自身的場域中推進，沒有在人們的生活中造成太大的影響。雖然詩人們也曾試圖來到北京或是北京高校尋找話語認同，但失去《詩刊》這樣主流官方刊物的支持，只憑民刊和詩人們半地下式的努力，他們的發展始終步履維艱，畢竟時代的方向標已經發生了轉化。詩歌已經不能再騷動人們的內心，人們不再期盼在詩里得到巨大的精神滿足。一方面詩歌徹底躲進了自己的堡壘，以「貴族化」的哲思，用知識分子的精英態度繼續捍衛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詩歌為了拉近與中國人實際生存的距離，部分詩人嘗試將詩歌語言口語化。這個嘗試從「第三代」詩人開始到近來頗受爭議的「梨花體」，一直在延續著。現代詩歌形式的探索一直在延續著，但這種形式的探索並沒有得到《詩刊》的支持，《詩刊》在整個詩潮的流變中並不能起到引領和主導的作用。《詩刊》作為國刊，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象徵，還是在四平八穩地發表著代表「主旋律」的詩歌作品，其影響力在逐漸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們設想，如果朦朧詩論爭繼續深入下去，我國詩歌和詩歌理論會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或許會在此種契機之下產生本土的現代性的詩歌抑或詩歌理論流派。畢竟我們是一個詩歌王國，是一個充滿詩意土壤的國度，現代文學批評或許會先從詩歌中播枝散葉。若真有這樣一個詩歌新思潮的興起，恐怕還是要依託於像《詩刊》這樣具有影響力刊物的傳播，然而，假設畢竟只是假設，《詩刊》畢竟還是國家意識形態調控下的詩歌刊物，其意識形態的調控功能並不會因為詩歌本身的藝術性而被消解，後朦朧詩時代《詩刊》影響力的消弱就是一個明證，這也許就是詩歌與政治之間的張力吧。

注釋：①《詩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下文中引自《詩刊》的內容在文中皆有標明期數，不再特別注釋。②③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頁，第267頁。④王燕生：《上帝的糧食》，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版。⑤參見梁艷《〈今天〉（1978—1980）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⑥陳愛儀：《〈我在〈詩刊〉工作的歲月》，《詩刊》2007年第2期下半月刊。⑦公劉：《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星星》1979年復刊號。⑧沈太慧、陳全榮、楊志傑：《文藝論爭集1979—1983》，黃河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頁。⑨孫紹振、張偉棟：《孫紹振訪談：我與「朦朧詩」論爭》，《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2010年第2期。⑩參見《詩刊》張弘的《詩人恩怨催人老》，《北方音樂》2006年第9期。（11）參見蔣登科《「重慶詩歌討論會」及其影響》，《西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9期。（12）林建法、徐連源編《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尋找文學的靈魂》，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頁。（13）程蔚東：《別了，舒婷北島》，《大學生詩報》（民刊），1984年第6月號。（14）此段參考楊四平著《中國新詩理論批評史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頁。（15）劉冰棗：《危困的中國詩壇》，《詩索》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