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 日據時代台灣原住民的悲歌

《賽德克·巴萊》劇照

文｜李響

長期以來，文藝片、青春片幾乎是台灣電影的代名詞，而《賽德克·巴萊》，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對台灣電影的刻板印象。這部長達四個半小時、號稱「史詩」的電影，以大量殘酷的戰爭場面和血腥鏡頭，再現了1930年台灣原住民的抗日鬥爭—— 「霧社事件」。該事件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後一次激烈反抗行動，殺死日本人134名，造成日本駐台灣總督撤職。

「文明洗禮」激起反抗

賽德克·巴萊是台灣原住民語言的音譯，漢語意為「真正的賽德克」。在我們教科書上，台灣少數民族統稱為高山族。其實，高山族細分為阿美人、泰雅人、賽德克人等14族，在台灣他們統稱為「原住民」。原住民被譽為台灣歷史的母親，他們在客家人、閩南人等漢族人移居台灣之前，這些原住民已經在島上生存繁衍8000年之久。

原住民令日本殖民者感到頗為頭痛，他們雖然只佔台灣人口的2%，但大多體魄健壯，有堅定而原始的民族信仰，是既難征服又難「教化」的族群。尤其是賽德克人，彪悍善戰，1910 年日本當局為征服賽德克聚居的「霧社」地區，出動1000多名警察並動用大炮才達到目的。霧社地區森林資源十分豐富，日本人在此修建了輕便鐵路和公路，逐漸使這一帶得到開發。1930 年前後，霧社已經發展成山地小鎮，被日本當局視為「模範蕃地」，時常有官府要人來此視察。霧社的本地青年和部落頭目還被送到日本參觀，接受「文明洗禮」。

《賽德克·巴萊》劇照

日本殖民者意圖在台灣長期發展，逐漸將鎮壓防範策略轉變為「教育同化」。他們在山區設立公共廁所、公墓、衛生所等設施；指導原住民種稻、養蠶、造林等，以取代原住民舊有的狩獵生活；利用原住民從事山林開墾建設；廣設「蕃童教育所」，普及日語；派駐警察嚴密管理部落；禁止山地人刺青、屋內埋葬、獵取敵人頭顱等原始風俗。

從表面上看，日本人的做法似乎是給「野蠻」部落帶去「文明」，但一廂情願的「施捨」違背原住民本來的生活習慣、風俗信仰，必然激起反抗情緒。

賽德克族千百年恪守祖先訓示，遵循四季流轉從事狩獵、農耕、編織等傳統生產活動。日本人統治後，原住民狩獵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請才能領取槍支彈藥，織布原料種植也受到管制。失去傳統生計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轉而充當日本人的勞工與女傭，而有些日本人因優越感欺凌原住民，或利用原住民不擅計算，在報酬上佔便宜。部落中男子常被日本人徵用伐木。賽德克人視森林為聖地，視樟樹為守護神，砍伐樟樹使民眾感到驚恐憤怒。在運送樟樹出山的路上，為使樹木完好，日本警察不允許將樹木拖地而走，還要求原住民肩扛手抬。

賽德克女人

婚姻問題也在原住民心中埋下憤怒的種子。日本領台之初，為了了解「蕃情」，便於統治，鼓勵日本警察娶部落頭目和要人的女兒為妻。這些警察往往在日本本土已有妻子，就近娶的原住民妻子被稱為「內緣妻」。日本法律不承認內緣妻，原住民女子常被拋棄，其中包括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的妹妹。她嫁給日本巡查近藤儀三郎，數年後丈夫行蹤不明。貴為頭人之妹，遭遇始亂終棄，族人莫不憎恨。

「野蠻的驕傲」，砍死134名日本人

1930年的一天，部落中一對青年男女結婚，一名新任日本警察巡邏經過，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正在席間幫忙殺牲，看到日警，便拿起一碗酒熱情上前，欲拉日警的手請他喝酒，不料日警嫌他手臟，用手杖打開達多·莫那的手。憤恨不平的達多·莫那協同兄弟巴索·莫那，把那位新任駐警打得頭破血流。

日軍向霧社的山地部落開炮

新仇夙怨，在這一刻達到頂點。幾天後，部落里的年輕人圍繞著莫那·魯道，要求他帶領大家反擊日本人。莫那·魯道看著年輕人們白凈的臉——他們都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沒有紋上賽德克圖騰。按照傳統，只有臉上有刺紋的人，才能結婚、擁有後代；沒有刺紋的人，永遠被視為小孩，永遠被譏笑，將來死後也不能通過傳說中的「彩虹橋」去見祖靈。正如電影海報上寫的：「孩子啊，你們白凈的前額，還能走過美麗的彩虹橋嗎？」為捍衛族群傳統和祖先的榮譽，莫那·魯道決定舉事，哪怕被滅族，英勇的靈魂也會獲得最終的自由。他告訴那些年輕人：日本人比森林的樹葉還繁密，比濁水溪的石頭還多，可我反抗的決心比奇萊山還要堅定！如果文明要讓我們卑躬屈膝，那就讓你們看到野蠻的驕傲！

舉事時間定在1930年10月27日。台灣總督府為紀念一名日本親王忌日，舉行台灣神社祭，霧社地區則舉行聯合運動會。運動會在一所學校開幕。所有日本人、警察及其眷屬齊聚之際，莫那·魯道率六個部落300多名賽德克勇士突襲，同聲高喊：「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攻擊號令下，在場有134名日本人被砍死，重傷26名，受傷215人。被殺者包括大量婦女兒童。

另一方面，莫那·魯道命令兩個兒子襲擊日本警察駐所，將日警及其眷屬全數殺死，切斷日人對外的所有電話線路，虜獲槍支180支和彈藥23037發。

霧社起義領袖－莫那魯道（中）

起事部落被殺近千人，幾被全殲

日本方面聞訊大為震驚，駐台陸軍少將鐮田彌彥調動三千多名軍警，挾山炮、機槍等優勢武力，前往霧社討伐。從1930年10月28日開始至12月26日，參與起事的六個部落總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日方還利用部落之間的世仇，挑唆有山林作戰經驗的部落圍剿莫那·魯道。1931年4月，親日部落道澤社襲擊了起義倖存者，又殺害起義部落族人214人。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經過這兩次鎮壓，起義部落只剩不到300人存活，他們被強制遷出霧社地區。

在抵抗過程中，莫那·魯道率眾退守馬赫坡岩窟。賽德克老人和婦女為了使丈夫、兒子無後顧之憂，紛紛自縊，樹林中掛滿遺體。莫那·魯道的妻子自縊身亡，隨後莫那·魯道槍殺了兩個孫子，連同妻子的屍體一同放火燃燒。他帶著三八式騎銃，獨自進入深山，在大斷崖飲彈自殺，時年48歲。四年後他的遺體才被日本人發現，竟沒有完全腐化，一半變成木乃伊狀，被當作標本展覽多年。直到1973年10月27日，在霧社事件43周年的時候，台灣省政府才將莫那·魯道遺體迎回霧社入土埋葬。

霧社起義英雄群像

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結束了在台灣的統治。關於「霧社事件」的討論終於解禁，但它仍然是台灣人不願輕易提及的話題。今天，賽德克族主要聚居在台灣南投縣及花蓮縣，約有六七千人。在日本殖民者「教育同化」政策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原住民，對日本的情感要比父輩複雜得多；而賽德克人在起義中出於民族仇恨殺害了許多無辜的日本婦孺，今天看來也有失人道。對部分台灣人來說，「霧社事件」很難用「愛恨」、「正邪」來回顧，這其中飽含糾結與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