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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翁同龢張謇三人之間的恩怨糾葛


李鴻章翁同龢張謇三人之間的恩怨糾葛



左起:李鴻章、翁同龢、張謇。

張謇之與李鴻章、翁同龢關係,歷來為學人論史焦點,而解讀不一,加以解讀之人,今日打上一槍,明日便換靶場,後續之人,重新做起,又在原點上起步,從整體而言,了無推進之象。今人治學,為求斗米,治一人一身從一而終者鮮見,即使元配重作馮婦,或為會邀應景,相隔多時,意象模糊,也是重炒冷飯,故對歷史人物和彼此關係之解讀,常如啤酒泡沫,浮在面上。其實李、翁二公是與晚清政局有極大關係而又水火不容之人物,而又與張謇均有極大關係,由三人關係切入解讀,或可見晚清政治與張謇身處其間立場之冰山一角,與其分述不如乾脆合作一處更見底里,所謂由此及彼,由表及裡了。


張、翁、李三者關係之分野在於政見異同


張謇與翁同龢關係,學界爛熟於心。張謇甲午年恩科大魁,與翁氏力薦有莫大關係,而此前翁氏為求張謇脫穎,竭盡心力,一二再四五,古來少有,其情動人。後來張謇為報師恩,真情涌動,亦有故事日記可索,至建望虞樓為高潮。而今蘇通大橋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間,望虞樓已成歷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時。


張、翁結緣,最早是在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試期間,翁時任副主考,與主考潘祖蔭力爭將張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龢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鄉試正考官,典試山西。其後數度涉及文衡,屢任考官,門生故舊遍布朝野,可謂閱人無數。張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獲翁氏青睞,尚有深層原因: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出兵進抵仁川。為阻止日本吞併朝鮮,淮軍將領吳長慶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勢,張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隨行至漢城。兵變平定,張謇居功至大,因身處政治風暴中心,張謇撰寫的《條陳朝鮮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後六策》等政論,極力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條分縷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龢在內政界高層注意。其實此時,張謇已入翁同龢法眼。時間應在1885年順天鄉試前三年。


此時,丁憂期滿歸京的李鴻章對張謇之態度向受史家關注。其實,李鴻章對張謇當時並無太大成見。據張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記:「與枚生訊,辭合肥相國、振軒督部及延陵合薦。」[作者註:《張謇全集》第六卷],合肥相國等三人,即李鴻章、張樹聲和吳長慶。張、吳二人保薦張謇等赴朝立功人員,李鴻章是願意領銜合薦的。此其一。其二,張謇所著《朝鮮善後六策》由張樹聲之子張華奎抄錄並在京中散發,翁同龢、潘祖蔭和寶廷等朝中要員均已看到,又為滿員寶廷「采以入告」,致驚動慈禧,親向總理衙門和軍機處垂詢,此舉自令李鴻章措手不及且視為越軌,乃有「嗤為多事,擱置不議」之說。


其實,事過境遷,李鴻章這一面,仍存愛才之念,用才之心。越兩年,1884年秋,張謇料理吳長慶喪事歸里,時任兩廣總督之張之洞有延攬意,因張謇系淮軍吳長慶舊屬,乃央李鴻章轉達其意,鴻章命袁子久(保齡)具體執行。《張謇年譜 甲申七月》記:「北洋又以粵督六月之託,屬袁子久見招,子久並述北洋意,亦辭。」李鴻章原是受張之洞托為之延攬,說辭中卻夾帶私貨,媒人換做下聘人了。張謇與劉厚生交談時說得更為具體:「派人坐一輪船,沿渤海口岸遍詢從奉天省南下輪船中,有則請其赴京,並述北洋延攬之意。」求才若渴之意畢見,自非今人可思。之後,便演繹出張謇「南不拜張,北不投李」故事。


對於李鴻章,張謇心情有複雜之兩面。1911年,時隔近三十年,張謇在致東三省交涉使韓國鈞信中說:「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武壯公援護朝鮮,即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援漢玄菟、樂浪郡倒,廢為郡縣;或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其自改,而為練新軍,聯合我東三省為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復琉球,時張靖達公回粵,李復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作者註:《張謇全集》第一集]。足見壬午、癸未年以來,歷歷諸事,一路演變,大不盡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國家元氣大傷,於張謇而言,可謂無一時不能忘記。此痛惜遺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懟也。此為張謇對李鴻章態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識才、惜才、用才之心,作為當事人的張謇應是心存感佩,他在《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滬上時,見故人束畏黃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又復勸駕,重以前說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於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作者註:《張謇全集》第一集]


可以想見,在羅致人才這一點上,李鴻章與翁同龢有一樣的胸懷和眼光,張謇是深為所動的。如此,在對張、翁和張、李關係的認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學人把目光停注在張與翁惺惺相惜、師恩難忘上,其路徑不失可取。知恩圖報,是張謇作為「士」的基本品格,不僅於翁同龢,於吳長慶、趙菊泉、孫雲錦等皆是如此。然僅裹足於此看問題,則是低估了張謇和翁同龢這兩位晚清重要歷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實,張、翁和張、李關係之分野主要還在政見異同上,這比較符合這三位歷史人物真實的政治品格。


翁、李矛盾之實質並非徇私


宕開一筆,先述繞不開的翁、李關係。


翁同龢,咸豐六年(1856)狀元,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為晚清清流派領袖。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幾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書皆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為兩朝帝師,時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咸豐九年(1859),翁同龢長兄翁同書為安徽巡撫,時定遠為捻軍和太平軍圍困,同書棄城。次年,壽州團練苗沛霖因與其他團練仇殺而背叛攻壽州,同書允其請,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孫開泰、蒙時中首級交付苗氏,結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具折嚴劾,謂丟失疆土在先,受賊玩弄繼之,奏摺中更有「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句,筆筆刀刃,架當今於大義,置同書於不覆,具折人即為李鴻章。依大清律,同書被定「大辟」(斬首),實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據此推測翁同龢與李鴻章同朝為官,「徇私報復,傾陷排擠,無所不用其極」。更有將翁、李二人政見不同歸為私人恩怨,將民族大義無端庸俗化,進而捕風捉影,將莫須有之軍費問題說成戰敗理由,把罪責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種評判實在牽強附會,不負責任,顯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邏輯推測,凡同朝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為對手所參而致政治落馬的,為避嫌計,其人便須終身唯對手馬首是瞻而亦步亦趨,對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論乎?其論言出無據,極類街談巷議,無事生非,以訛傳訛,實為史家大忌。

翁、李有隙,其實質是政見之不同,翁為清流派領袖,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形成與後黨抗衡的帝黨集團,李鴻章則為後黨重臣,翁、李之爭,說到底是帝、後兩黨政見之爭。再說翁同龢六十年為官,終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開甲午戰和之爭另述,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為晚清中國法制體系自我完善之典範;有支持盛宣懷(盛為李鴻章親信舊屬)等創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其主持之戶部撥銀100萬兩「生息官款」存於該行,為中國通商銀行最初營運資金;更有:康梁等維新主張亦皆由翁氏極力向光緒推薦,並從戶部撥銀1500兩作為強學會活動經費,又密奏光緒「教育為自強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復親自起草成立京師大學堂的奏章,主張廢除科舉,開經濟特科,採納康有為等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練新軍、辦學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開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緒擬《明定國是詔》,是詔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頒布,掀開戊戌變法一頁。翁氏故後,流亡海外的康有為作詩十四章緬懷故人,中有句云:「中國維新業,誰為第一人?王明資舊學,變法出元臣。密勿謀帷幄,艱難救國民。」僅上述諸事,足見翁氏政治風範之一斑,而「徇私報復」之說自可不攻自破。


甲午戰事與翁、李之爭


至此可專述甲午翁、李之爭。仍從翁氏作風講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心殿為兩宮皇太后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章節,第一次進講《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覆闡述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之後,又講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跡,以史為鏡,借答兩太后提問,指陳時弊,提出對策,直言進諫,為當朝少見,可稱直臣。光緒十五年(1889),光緒親政,翁仍赴毓慶宮書房授課。此間翁不斷向光緒呈送西學著作,並與光緒討論時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黨疑忌,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緒毓慶宮書房。翁氏行跡,可稱賢臣。今人有論,謂翁同龢當年急欲挫敗李鴻章,是以拚命主戰,將抗擊外敵誣為廷臣內鬥所致,其論荒誕而不經,不但於翁不公,於李也不公。可以斷言,主戰與主和,皆是出自國家利益,政見不一,不能形成合力,這是歷史的遺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屬必然。


甲午戰事既開,中方屢戰不勝。慈禧驚懼,乃令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胡思敬曾有記述:當翁問及北洋艦隊接戰事,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良久,反詰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對曰:「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李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 紀檢官員) 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作者註:胡思敬,《國聞備乘》]於是,後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來做文章了。其實,翁氏確以財政困難為由,限制北洋水師經費支出,且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戶部,經費支出需統盤考慮,這是常情常識,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事為1887年,其時為堵黃河鄭州段決口,乃將《海防事例》改為《鄭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輕孰重?鄭州工程結束後,總理海軍衙門和李鴻章本人均未及時提出購買新式船艦,及至甲午戰事起,翁氏即令戶部撥銀650多萬兩支持總理海軍衙門購買新式船艦。而李鴻章之淮軍所存銀錢800多萬兩並未用於甲午戰事,可見淮軍兵敗並非軍費所致。若誠如胡思敬所言,有鴻章反詰翁氏事,當屬情急搪塞之詞,鴻章之機變口才可知。故將甲午戰事中北洋水師及淮軍敗績歸咎於翁氏長期剋扣及拒絕給鴻章撥款所致,實屬荒誕不經之至。

顧視翁氏平生經歷,自非長於軍事,鴻章長期鼓吹北洋水師實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與王伯恭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作者註:王伯恭,《蜷廬隨筆》]。及至屢戰不勝,方起疑竇,於離津前令其姻親、時任長蘆鹽運使季邦楨將北洋水師「將士之賢否,軍報之虛實,器械之良窳」實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氏之極力主戰,正是出自對清國海軍力量的自信,而與其一貫清流派思想相合。王伯恭者,李氏幕僚,翁氏門生。


張謇對甲午戰事態度


後人謂張謇以「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言論影響翁同龢,實為主戰派首領,此言不謬。蓋張謇對淮軍之信任,源自在淮軍幕府長期歷練和在朝鮮處理壬午事變的實際經驗,對於參戰淮軍諸軍裝備士氣、各部將領帶兵作戰能力以及朝鮮地理形勢,張謇瞭然於心,對於與日本一戰,他確有充分信心,唯一擔心且在對日開戰一個多月為其察覺的是,「其實中國何嘗有必戰之布置耶」。然而,更令他驚懼痛心的是,在他離開淮軍短短十年的時間裡,作為中國主要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淮軍及北洋水師之腐敗竟如黃河決堤、洪水泛濫一般迅速,葉志超、黃仕林、張光前、趙懷業、衛汝成等為其所知、向以「敢戰」自詡的淮軍將領一個個都成了貪生怕死、冒功欺罔小人,軍隊作戰力到了不堪一擊地步。不僅是張謇,連作為淮軍和北洋最高統帥的李鴻章也發出哀嘆:「半載以來,淮將守台守營者,毫無布置,遇敵即敗,敗即逃走,實天下後世大恥辱事。」再次坐實甲午敗績並非軍費而是軍隊自身之糜爛腐敗。其實甲午戰前,張謇深知,李鴻章為淮軍首領多年,樹大根深,盤根錯節,領銜戰事,主持對日戰事全局,自非李氏莫屬,提議對李「鞭策而用之」,核心一點,還是主張李長軍事。故最後敗績,令他撫今思昔,對李鴻章極度憤怒和失望。推根究源,張謇認為,「養癰為患」,責任在李,乃痛心疾首,指陳李鴻章「非特敗戰,而且敗和」,更有「以四朝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制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句,排山倒海,雷霆萬鈞,直指李鴻章消極誤戰、主和誤國之罪,其慨


然之言,擲地有聲,「流沫傳誦」,里巷皆知。恭親王奕訢閱後驚嘆:「奏參李鴻章之折,有十餘通之多,惟張謇之奏,最為切當。我們今日遭到日本禍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釀成也。」是折正氣凜然,以致連李鴻章本人都承認「筆意尚健」。


回顧甲午敗績深層原因,其實為二。一為腐敗之專制政體,二為落後之國民素質。軍隊來自國民,國民素質如此,軍隊素質可知。如李鴻章本人所言,大廈之將傾,豈是幾個裱糊匠所能夠扶持得住的?平心而論,甲午之辱,李鴻章作為北洋和淮軍最高統帥,平日疏於督導,治軍失察,戰前絕無必勝信心,又無「必戰之準備」,應負主責,但不應負全責。中國軍隊之不堪一擊,非自李鴻章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GDP是英國6倍,清軍100多萬人,進入虎門的英國遠征軍僅4000多人,結果清軍吃了敗仗,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1856年,中國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度敗績。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當時李鴻章還沒有後來在政壇縱橫捭闔之地位。及至甲午海戰前,中國GDP是日本的9倍,中國並非在經濟實力上不如日本。故甲午罪責不在李鴻章一人一身,謂甲午之辱「是李氏一手所釀成」之斷,與光緒後來「曆數翁誤國之罪, 首舉甲午主戰, 次舉割青島」,將責任一併推給翁同龢和主戰派一樣,均屬失之偏頗。


甲午戰敗後翁、李命運與張謇抉擇


甲午敗績,是中國近代政治的轉折點,也是清廷最後走向覆亡的導火線,自此,晚清在下行曲線愈行愈速。這一前景,翁同龢、李鴻章和張謇都看到了,他們三位都是將一生交給國家、民族的人,均不願見此慘烈前景,然個人歸宿卻多有不同。


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位居25年的滿清封疆大臣之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擱置閑散。之後,李鴻章出任粵督,北方爆發義和拳運動,1900年6月,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慈禧挾光緒逃往西安,北方局勢陷入一片混亂。慈禧一紙任命「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0月,李鴻章抵京,一病不起,漫天要價的聯軍慌忙泡製「議和大綱」,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1901年9月7日,李鴻章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之數由一開始的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4億5000萬,正合其時中國國人之數,即一人一兩。簽字後,李鴻章即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已是病入膏肓了。他在病榻上仍心念國是,在奏摺上寫道:「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11月7日,「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成疾,已乖常度」的李鴻章已油燈耗盡,臨終前曾口占遺疏,中有言:「和議新成,東事尚棘,根本至計,處處可虞。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諭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是為肝腸寸斷之血書,勸行新政之意,亦見於其中。


至於翁同龢,仍回溯至1894年8月1日起之中日甲午戰事。16日,平壤失守。17日,黃海戰事爆發,北洋艦隊敗績。翁氏意識到:「鴨綠江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21日,建議「宜調東三省兵,而急設大糧台,派大員經理,又於鴨綠江岸築土炮台等數事。」 10月24日,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次日第一軍強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城、安東(今丹東)、鳳凰城數地。31日,翁同龢詣光緒,「力陳京師阽危情形,請勿再遲一刻。」11月3日,翁被補授軍機大臣。8日,錦州失守,旅順岌岌可危,翁請派唐仁廉赴旅順增援,獲允。22日,旅順失陷,翁聞訊「憤慮填膺」。乃請啟用湘軍,以劉坤一為帥,以求挽危局於一旦。其議亦獲採用,命劉為欽差,節制關內外各軍。1895年初,日軍繼續進犯。1月10日攻陷蓋平。翁仍堅持抗戰,提出「懸破格之賞,不次之遷,以作將士之氣」。之後,榮成與威海南幫炮台相繼陷落,翁氏益感「大局糜爛矣,焦灼憤懣 ,如入湯火」。2月2日,威海衛城與北幫炮台盡失,翁氏乃驚呼:「憤極愧極!寇深矣,若之何!」屢戰無功,朝廷轉意,13日,乃改派李鴻章為赴日議和全權大臣。主戰派至此大勢已去。


4月3日,翁氏獲知鴻章來電所示和約十條,益感憤懣,「胸中壘塊,未易平矣」。次日,其明知光緒意圖議和速成,仍犯顏直諫,「力陳台(台灣)不可失」。「恐從此失天下人心」。俟馬關條約簽訂,翁再度直諫,「極言批准之不可速」。19日,翁讀台灣來信,「字字血淚」,倍覺內疚,有「無面目立於人世」之感。再陳「力陳批准宜緩」,以求救急之法。5月2日,光緒意決,批准馬關條約。6日,中日代表煙台換約。清廷決定限期割台。17日日,翁同龢「見台民公電,為之流涕」。至此,大辱已鑄,帝師翁同龢在光緒心中相守24年之師生情誼亦開始出現裂痕。


1898年,中國政壇風雲變幻,翁氏本人命運也面臨極具戲劇性之變化。


1月,康有為再次上書光緒帝,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其間,康梁等維新主張皆由翁氏極力向光緒推薦。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始。至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5月末,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病重,慈禧偕光緒去恭王府探視。光緒與恭親王獨處時,談及即將實施的新政。恭親王問及主持新政人選,光緒答是翁同龢。恭親王即謂:「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


6月16日,慈禧發動突然襲擊,將翁同龢開缺回籍,一舉切斷康、梁與光緒間直接聯繫的紐帶,乃由光緒下諭:「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蔘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辭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其時距新政起步僅5天,後黨與帝黨力量之懸殊不言自明。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恢復訓政,對翁同龢猶未解恨。12月4日又奉硃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濫保非人,罪無可逭。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開缺升級為革職,且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分明連甲午主戰和百日維新的舊賬一起算了。


1904年,翁同龢去世,消息傳到北京,慶王循例請示喪葬典禮規,光緒竟至盛怒,「曆數翁誤國之罪, 首舉甲午主戰, 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恤典。」此言出諸光緒之口?信耶?史官文化和記憶一樣,靠不住的居多。 直至1909年(宣統元年),又詔復翁氏原官,追謚文恭。


翁同龢之與光緒,師生關係長達24年,其人在晚清內政外交中之作用世人共睹,自甲午戰事至戊戌變法,又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形成與後黨抗衡之帝黨,力圖變法維新救治中國,最後功虧一簣。不亦悲乎?


再說張謇。甲午戰敗,對張謇而言,可謂百感交集,痛定思痛。張謇後來論及:「中國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紛乘,而在自強之無實。」終於決然走上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自強之路。


1895年冬,張謇受兩江總督張之洞委派,在通州、海門一帶集資興辦紗廠,開始「捨身喂虎」的艱難創業。這一年,他由梁鼎芬介紹,列名上海強學會,對康、梁政治見解表示贊成。並受翁同龢委託草擬《京師大學堂辦法》。


1901年,李鴻章辭世。1904年,翁同龢撒手西歸。他們都懷抱著對中國富強之期盼黯然離去。其時,為他們學生輩的張謇正意氣風發,懷「天地之大德曰生」民生理念,以「父教育而母實業」為路徑,揚帆起航,在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國大地全面展開他的富民強國宏圖。


百年已矣,中興有望,回望前賢,子規啼血,能不愴然涕下乎?


(作者張光武,系張謇侄孫、張詧嫡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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