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需要一場啟蒙運動？
整理：姚涵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啟蒙運動，在近半個世紀中常常被理解為一場顛覆原有的特權社會的思想運動，不僅是現代社會的轉折點，而且創造了更自由、理性和具有人性的社會。但是隨著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新社會史以及人們對於精英書寫的厭倦，「啟蒙」作為思想運動的闡釋遭遇了挑戰，關於啟蒙運動的敘事也逐漸碎片化。
作為啟蒙運動的「前線」，沙龍、咖啡館以及各種娛樂場所的出現使得思想的碰撞和傳播成為可能，由此「公眾」的概念初步形成，公眾在最開始只是小範圍的就書籍、戲劇和音樂進行文學評論的受教育群體，然而在啟蒙運動的推波助瀾下他們開始朝著政治評論的方向前進，並成為了「公民」的雛形。
啟蒙運動已經過去快300年，啟蒙運動給當今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啟蒙運動在18世紀各個階層眼中又是怎樣一場運動？本期外刊掃描將跟隨啟蒙運動的史學史以及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重回18世紀，重新思考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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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啟蒙運動?
整理自Dorinda Outram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3;
Robert Darnton,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3 No.1, 1971.
啟蒙運動的含義從18世紀討論至今，其實生活在18世紀的人也認識到不同語境下的「啟蒙」多少都偏離了其原意。1783年，柏林的一份報紙《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問了一個很簡單但是很關鍵的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和康德都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學者也都回應了這個問題，這些都可以視為當時的人對「啟蒙」含義的多元化的理解。對於門德爾松來說，「啟蒙」難以定義，因為這是一個尚未完成的過程，理性是啟蒙的核心；同時他也開始思考，理性發展到極致，不受限制地質疑是否可能帶來社會的瓦解，宗教和政治秩序的顛覆，使人變得利己主義。非學者人士也開始對理性進行思考，例如腓特烈大帝曾命令柏林科學學院設置一個論文獎，題目是「欺騙人民是權宜之計嗎？」，一時掀起極大的討論，這個現象說明在18世紀末期，啟蒙是什麼是很重要的議題，即便是統治者也在尋找政府潛在的問題，尋求學者的認同。
門德爾松
康德
對於康德來說，「啟蒙是將人類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人類用自己的理性，不被偏見所裹挾，也不需要其他權威的指引。」這句話也是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但是康德的文章中還有很多話卻展示了關於啟蒙的一個更為複雜的面向，例如「人的理性必須能在公開場合自由地使用，而在私下，理性的使用可能會受到各種限制」。在康德看來，一個人有雙重身份，他的職業以及他作為社會的公民，人需要兼具契約精神和公民意識，所以人可以在公開場合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質疑權威，但是在職業的責任面前亦需要有契約精神，完成分內的工作。康德擔憂的是，如果人的思想沒有限制會怎樣？思想的結果一定是積極的嗎？康德相較啟蒙時代的其他人來說是較為悲觀的，和門德爾松一樣，他也認為「啟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中人需要不斷地和危險以及隱患鬥爭。
即便是門德爾松和康德都無法直接定義什麼是啟蒙，如果簡單定義啟蒙，則一定會被挑戰，所以二人都將啟蒙視為一系列的問題和討論，在這一系列問題中有些顯得格外重要，比如上文提到的理性不受限的使用與國家、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
這種看待啟蒙運動的方式，使得啟蒙在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語境下有了不同的形態。總體來說，直到20年前，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啟蒙是一個統一的概念，是由偉大的思想家建立的，例如孟德斯鳩 、狄德羅、康德。這些思想家都是西歐的白人男性，即便這些思想家之間也有差異，但歷史學家仍然視他們為同質的。在這種解釋下，啟蒙運動是人類被理性而非信仰或迷信引導，相信人類的理性可以改變社會並解放個人，顛覆原本的傳統或權威的思想運動。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恩斯特·卡西雷爾（Ernst Cassirer）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啟蒙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他將啟蒙運動與萊布尼茲與康德這兩位著名哲學家掛鉤。這種解讀將啟蒙視為西歐偉大思想家的運動，而不注重社會背景以及這些思想如何影響社會；考慮到卡西雷爾身處二戰納粹時代的德國，呼籲啟蒙的理性來對抗當時的狂熱的社會，我們也可以理解他的初衷。
美國歷史學者彼德·蓋伊（Peter Gay）後來繼承了卡西雷爾的傳統，他也將啟蒙思想家視為一個整體，第一代是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緊隨其後的是第二代狄德羅、艾爾伯特以及盧梭，而最後一代則是萊莘和康德。蓋伊將啟蒙運動視為對宗教的反動，用批判性的思考來追求自由和進步，進而改變人與社會的關係，他擴大了啟蒙的視野，將美國革命與美國的思想家托馬斯·傑弗遜、本傑明·富蘭克林也放入了啟蒙的脈絡中。
蓋伊
蓋伊不再將啟蒙運動視為歐洲獨有的，但他真正的突破在於「觀念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取向，他希望重新定義啟蒙運動，將思想家們的啟蒙思想加入一個社會維度。現在看來，蓋伊的研究取向對社會史研究影響深遠，但是蓋伊的整部作品依然將精英作為歷史書寫的對象。他的書像是一段主題旅行，逐一介紹主題和思想家，但是他筆下的思想家並不是精巧的理性主義者或天真的時代預言家，而是鮮活而複雜的人，面對著複雜的問題和人生，對生命中的愛和疼痛充滿了不理性，並且對自己獻身文明進步而感到悲觀，他不再單純糾結于思想史的研究，而將他們的思想和人生經歷相連接，寫出了一個個生動而動情的人。蓋伊的野心也不僅在於重新書寫18世紀，而是想創造一個新的歷史書寫方式，他結合卡西雷爾高度純凈的思想史和高度具體瑣碎的社會史，來達到觀念的社會史書寫。蓋伊筆下的啟蒙諸賢接受了古代經典的去魅化思想，並將之用來反抗教會的神話，之後他們又拋棄了經典，反抗古典主義進而擁抱現代性，但是蓋伊雖然發現了啟蒙諸賢與古代經典的同質性，卻沒能剖析生活在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相比17世紀的思想家們有何差別。文藝復興也是藉由對古典的復興而擁抱新的去魅化的社會，體現出了與啟蒙運動一樣的同質性，因此為了避免將啟蒙運動解讀成第二個文藝復興的危險，蓋伊不得不強調二者的差異：文藝復興時期存在宗教論戰，而啟蒙時代在宗教問題上寬容度更高；啟蒙時代出現了新興的科學革命等等，為此他把蒙田、笛卡爾、培根、牛頓單列一章並命名為《異教徒基督教的時代》（The Era of Pagan Christianity），但是他仍然無法回答一個問題，究竟造成啟蒙運動的因素中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因此蓋伊的理論也遭受了各路歷史學者的圍攻。另外，蓋伊羅列的思想家們還都是男性，對於性別的思考依然缺席。
儘管蓋伊的理論受到質疑，但他批判地看待啟蒙運動，帶入社會史的脈絡使他的作品在20世紀60年代炙手可熱。他也刺激了啟蒙運動多元性的可能，例如1976年梅爾（H. F. May）出版了《美洲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1971年歐文·奧爾德里奇（A. Owen Aldridge）的作品填補了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啟蒙運動的空白。
20世紀70年代後，啟蒙運動的地理範圍不斷擴大，義大利歷史學家弗蘭克·溫杜里（Franco Venturi）關注到歐洲各地區啟蒙運動的聯繫，以及啟蒙思想通過何種方式傳播，啟蒙的邊緣也被學者們看到。70年代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啟蒙的社會基礎，人們如何傳播、使用和回應啟蒙思想，更有趣的是相比大思想家，學者們開始關注小文人的生存。羅伯特·丹頓（Robert Darnton）認為啟蒙時代大部分的書籍並不是那些偉大著名思想家創作的，而是小文人，他們適應市場需求，也不認為自己是「開啟民智」的人，只是想要混口飯吃。丹頓接著開始考察書商的運作，正是這些人的存在使得思想的傳播成為可能。從丹頓開始，啟蒙運動的邊界不僅僅是地理邊緣的擴大，而且是社會階層的下移，不再局限在精英的歷史了。
左：霍克海姆；右：阿多諾
逐漸地，學者不再將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割裂來看了，啟蒙的理性精神和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共同描繪了18世紀的生活圖景，成為現代社會的開端。這之後，哲學家也開始試圖定義「啟蒙」來理解現代性，1947年，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麥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在二戰以及猶太人大屠殺結束後立刻出版了他們的著作《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提出他們的核心關懷，即為什麼理性的啟蒙運動沒有把人類帶向真正的文明社會，而是造就了另一種更具毀滅性的野蠻呢？ 他們認為，啟蒙本身就是矛盾的，對理性的追求最終會造成對自然的霸權，解構了對威權的迷思，卻建構了對知識的崇拜。人們只想通過了解自然來學會如何統治自然和他人，啟蒙失去了意義。人的一切行為只是想要超越自然、超越世界。人們試圖用理性去尋找新的普遍性，但是人的理性無法達到共識，在這兩位學者看來，啟蒙的內核是政治恐怖，是暴力和武力，但是啟蒙運動本身卻沒有留下能夠對抗政治恐怖的手段；同時，知識成為了商品，把知識和真理、智慧分開，成為了達到目的的工具。誠然，阿多諾和霍克海姆對啟蒙是持否定態度的，無論是破壞環境、分離知識還是資訊革命。
戰後的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哈貝馬斯對於啟蒙運動則抱持著比較樂觀的態度，哈貝馬斯追隨康德的腳步，認為啟蒙是必要的，希望用啟蒙運動中的世界主義來對抗新右派偏狹主義，並且他否定追求知識和追求真理之間的分離，他認為公共空間提供了流通知識的渠道，使很多人獲得了解放的可能。
啟蒙運動像是一個膠囊，包含了各種討論、關懷和張力，伴隨著歷史的發展對於啟蒙的解釋也逐漸多元化，從對精英的書寫走向平民的歷史，從歐洲白人男性的話語走向世界性的覆蓋兩性和不同人種的共同的歷史經驗，啟蒙運動過去了300年，當今社會究竟是一個啟蒙結束的世界？還是一個仍然在啟蒙的世界呢？
2
什麼是公共空間？
整理自James Van Horn Melton ,「What is the public sphere」,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5
「公共」（public）這個詞有著很長的歷史，在古羅馬時代，「公共」作為形容詞可以用於形容公民的集體財產或者公共空間，例如街道、劇院；而作為名詞，則可以指稱政治意涵下的財產、城邦的收入等等。而這個詞還有一個更晚近的解釋，即「公眾」。公眾原本是指書、音樂會、戲劇的觀眾，他們可以點評作品，這個用法在17世紀開始出現，到了18世紀開始普及。18世紀的歐洲，在印刷業的繁榮、公共空間（例如咖啡廳、沙龍）的出現以及消費主義高漲的共同作用下，出現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劇院和專事文化娛樂的街區，這些都增強了啟蒙時代各行業的社交關係網。這預示著「公眾」將成為文化和政治的仲裁者，並會逐漸取得最高決斷權。1782年德國詩人席勒寫道：「公眾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學校、我的王國、我最信任的朋友。我應該只聽從公眾，而不理會其他裁決。」倫敦的《文藝衛報》（The Atrical Guardian）在1791年也報道說：「對演員來說，公眾是唯一的裁判，演出者的一切都依靠觀眾的掌聲。」1747年，法國藝術評論家安提安娜·拉頌（étienne La Font de Saint-Yenne）建議建立公共博物館，因為他認為只有依靠「堅定且公正的人形成的公眾」才能發現真理。即便是像路易十六這樣的專制者，他也稱自己需要「經常諮詢公眾的意見，因為他們永遠不會錯的。」
值得注意的是，專制統治下的公共空間和當今的概念並不同，現在的公共空間是完全開放的，任何人都可參與，但是18世紀的所謂公共空間在很多時候是一小群人的集會，其內部是平等開放的，不受身份、地位、出身的限制，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加入的資格，這些空間往往要求參加者有一定的財產並且受過良好教育。
對於公共空間的研究，法國、德國和北美洲過去20年都有很多成果，他們大多都是受到德國的哲學家和文藝理論家哈貝馬斯啟發和影響。
哈貝馬斯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出版於1962年，在西德地區幾年內成為了最廣為討論的社會和政治理論。但是在非德語世界，由於法文譯本和英文譯本直到1978年和1989年才出現，所以影響力有限。在北美洲，只有少量能夠閱讀德文的學者可以加入到討論中，一時頗受尊崇。雖然《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哈貝馬斯最具歷史性的一部著作，但是他的核心關懷仍然是哲學式的：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使一個理性的、批判的和公開的公共空間成為可能？哈貝馬斯稱公共空間最開始的雛形應該是「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這是一個溝通的領域、辯論的場合，而且是公開的、一般人即可參與的，在都市廣泛存在的社交場合；報紙、小說、政治期刊都可以成為辯論的平台。雖然他認為這個公共空間在19和20世紀被消費文化吞噬，但是他仍然相信公共空間可以存在。
哈貝馬斯所謂的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受到兩個長期發展的歷史脈絡影響。其一是現代國家的出現。現代國家的形成從中古時代便已經開始，然而現代國家掌握軍事，對內治安，對外作戰，國家的暴力機器是被政府壟斷的。但是在中古時代，軍隊分散在地方領主手中。不僅如此，行政管理、司法審訊等等只能都分散在莊園主、教會、行會等各個機構和個人手中。到了近代早期，國家政府開始將各類政治功能收入到國家權力系統裡面，國家可以對公民直接行使權力，而不受到領主或者教會的干預。國家亦會嘗試凸顯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距離，尤其在專制政權中，國家權威或者國王是需要被觀看的，華麗的宮廷和奢華的服裝都意在「政治的表演」，號召人民的臣服，呈現他的公共權威。
另一個影響便是來自資本主義的興起，國家奪走公權力之後，人民依賴資本主義形成的獨立的、國家無法掌控的經濟力量。資本主義與布爾喬亞（到19世紀逐漸變身為中產階級）的結合使國家失去了絕對的掌控力，進而觸發了民主制的形成。而資本主義也影響了家庭生活的改變，在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模範家庭模式中，家庭是一個高壓的環境，父權壓制女性和孩子，但亞里士多德稱這是必要的，因為這個家庭提供了生活的必需品，供養男性成員參與城邦政治，並且使人類得以繁衍。到了中古時代，貴族的家庭和平民之間也是類似的關係，貴族家庭既是生產的單位，也是一個統治的空間。
到了近代早期，家庭的功能開始改變，由於資本主義興起，公共市場的出現，家庭開始變得私人化了。新的布爾喬亞家庭，不專事生產，而是愛情與親密關係的空間。組建一個家庭的原因應當是情感的而非經濟的，孩子也是應該被呵護和關愛的，並且進行道德教育的。這當然是非常理想的建構，實際上這樣的新型家庭中也產生了眾多家庭的暴君。哈貝馬斯受到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影響，注重財產結構分析，卻忽視了布爾喬亞家庭的獨立性來源於相當數量的財產，將布爾喬亞的新家庭推衍為普遍的家庭狀態也就將很多無產者或者平民排除在外了。哈貝馬斯所論述的公眾是一個超越了社會階層的群體，但是實際上其普遍性因此而受到了遮蔽。
最開始以文學評論而形成的公眾隨著社會發展開始涉及政治批評，而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隨著家庭生活的改變也獲得了一些政治的意涵。哈貝馬斯筆下的公共空間應當具備三個條件，首先是理性，而非仰賴個人的權威，受教育水平在這裡取代了階級；其次是批判，公共空間可以對任何事情進行批判，無論是藝術、音樂、文學作品乃至政府行為、宗教信仰和精英特權；第三是公開，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敵視秘密。理想上的公共空間，個人應該對公共事務具有足夠的理解力，努力讓政府變得更為理性。
然而哈貝馬斯設想的公共空間的黃金時代是18世紀，那個時候國家和社會還是分離的，人們依賴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可以對國家施以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19世紀之後，大眾媒體和廣告的洗腦使得很多布爾喬亞家庭失去了自主性，國家機器也隨著技術的發展一步步滲透進社會中。哈貝馬斯的思想脈絡也受到阿多諾和霍克海姆的傳統影響，二人將二戰歸咎於啟蒙運動的黑暗面，而哈貝馬斯則樂觀地相信公共空間可以發揮啟蒙精神中理性的一面。
哈貝馬斯的理論當然也受到很多挑戰和詰問。哈貝馬斯認為公共空間的功能開始是文學批評，而後是政治評論，但是在英格蘭政治期刊的流行要早於小說和戲劇；而在18世紀20年代的法國，公共意見的概念早已經介入到國家政治的運作中了。最受批評的是哈貝馬斯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認定的「布爾喬亞的公共空間」實際上有很多非布爾喬亞的參與，包括貴族、工匠、技工和平民，還有很多大學教授、教職人員以及官僚集團。哈貝馬斯過分執著於布爾喬亞，而使得他的公共空間理論帶上了一層階級革命的色彩，並且使他忽略了舊制度的彈性和包容力。
在18世紀真正存在的公共空間，應當更可能是一個顛覆了原有階級和身份界限的空間，以受教育水平為標準進而吸納了相當多的新興社會精英。隨著女權主義的興起，哈貝馬斯也被質疑忽視了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作用。由於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法典用契約的方式確立了二分法，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使得很多女性被隔絕在公共領域之外，但是實際上在歐洲的很多地區，包括法國，仍然有女性高度活躍在公共空間內，法條難以完全限制女性的參與，況且公共空間也並不等同於政治空間。
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給後世留下了什麼遺產？只能說是十分模糊的，在我們的時代，電腦和互聯網的發達帶來了新的革命，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想要設定這個界限就涉及了相當多的討論，例如墮胎的合法性、公共人物的私生活、政黨籌款等等。就像哲學家杜威所言，公眾和他們的問題將會不斷地引起研究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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