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向世界報道紅軍長征的人是埃德加·斯諾嗎？

埃德加·斯諾

「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是英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於1865年創立的國際性基督教（新教）差會組織，帶有原教旨主義色彩，旨在向中國人傳播上帝福音，「去樹立十字架的旗幟」。20世紀30年代，內地會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新教傳教團體，活動在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甘肅、江西、江蘇、貴州、陝西、山西、山東、四川、雲南等省，擁有約300個傳教站、1000多名傳教士和數萬名華人信徒。1934—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前後歷經10餘省。內地會英文雜誌《中國大眾》（China"s Millions）北美版1934—1936年各期常刊有對雙方接觸的記載，對全方位研究紅軍長征史、內地會傳教史有都一定的參考價值。

1934年10月初，中華內地會駐貴州的5名傳教士及2個孩子，因被誤認是間諜而遭紅六軍團扣留。他們是瑞士人薄復禮（Rudolf Alfred Bosshardt）夫婦，紐西蘭人成邦慶（Arnolis Hayman）夫婦及兩個孩子，和加拿大人林榮貞 （Grace Emblen）小姐。已婚婦女和孩子當場獲釋。一星期後，林榮貞小姐獲得自由。成邦慶牧師和薄復禮牧師則繼續隨行紅軍。

貴州省遵義市紅軍烈士陵園。

內地會貴州負責人、澳大利亞人羅賓遜（J. H. M. Robinson）在《中國大眾》1935年4月號上撰文概述1934年的教務時，談及了此事：

在舊州度過周末的薄復禮夫婦，擬於10月1日星期一返家，途中走了20里後遇到紅軍。紅軍把他們帶到附近的村莊，那裡有大部隊。在那裡，他們待了一夜。10月2日天亮前，他們又被帶回舊州，安置在一家旅館裡。稍後，成邦慶夫婦也被帶來。10月3日，紅軍繼續行軍，帶走了林榮貞小姐、成邦慶牧師和薄復禮牧師。

林榮貞小姐因為跟不上行軍隊伍，在10月9日被紅軍釋放了。她歷經了艱難。頭幾天，他們被雨水淋得濕透，只能聽之任之。一次，她突然跌入懸崖，幸好樹叢救了她，否則將落入數百英尺的深谷，摔得粉碎。她的神經已經麻木，僅能驚叫和昏厥而已。林榮貞獲釋後，她和一個教內僕人找到了一處農舍，一些紅軍傷員很快也被帶來，林榮貞小姐幫助他們療傷。當僕人出去打聽所處的位置時，一些土匪來了，劫走了他們所剩無幾的物品。最後，林榮貞到達了石阡，和天主教徒待在一起。後來，恩布侖小姐又經獨山到了海濱。

自從成邦慶牧師和薄復禮牧師被帶走後，幾個月里，我們一直在為他們和紅軍作祈禱。從我們教友那裡轉來幾封信，裡面說，他們現在很好，受到了善待。最後一封信來自湖南，時間是12月7日。

林榮貞在獲釋後，撰文回憶了她隨行紅六軍團長征8天的艱難經歷，刊於《中國大眾》1935年 1月號，她這樣寫道：

在我被扣的日子裡，確確實實地驗證了上帝的萬能。我們幾乎沒有東西可吃，卻被賦予了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雖然紅軍給我提供了一輛「滑桿」，但前半段路還是得自己走。天下著雨，沒有機會擰乾衣服，更不用說換衣服了。不久，我的長襪破了，薄復禮先生將他藏著的一雙給了我。星期六晚上，我提著燈籠走了大約25里。那天，我共走了50里路，可能還要多一些。當凌晨1時左右到達目的地時，我已精疲力竭，甚至無力脫下自己的鞋子。

天明時分，我們再次上路。累得幾乎寸步難行，我請求休息。一位紅軍幹部就此吩咐警衛，讓我在行路時多騎馬。然而眼下，我們必須走下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我的每一步都伴隨著眼淚和痛楚。我們到達了一個傍河的村莊，此時槍聲響起，前頭的部隊開始後撤。於是，我們又開始翻越一座高山。

翻山之前，我乞求上帝賜予特殊的力量，我的祈禱生效了！腳不再疼了，只有患風濕的髖部不時折磨著我。我請求休息時，警衛表示同意，而且顯得很和善。恩聆和另一個苦力一直在我的身邊，儘可能幫助我。我們爬到半山腰時，恩聆給了我一隻雞蛋，那是我當天早餐後吃到的唯一食物。

我們提著燈籠，在山上繼續跋涉了很長一段路，事實上，那裡根本就沒有路。途中，我曾經栽進一處灌木叢中，摔下5—6英尺。幸虧有灌木阻擋，否則我也許會滾下幾百英尺，跌入湍急的溪澗。確實是上帝拯救了我，現在我的生命顯得倍加珍貴。我比任何時候都渴求能夠活著，以此讚美、頌揚上帝。

我們走了很久，沒遇見任何居舍，只得睡在山坡上。雖不適宜，但也別無選擇。當然，我們沒什麼吃的。

星期一，我們又在行程中了。大約下午3點左右，我們在一片竹林中伐竹前進。其間，趁煮飯的時候，休息了一會兒。每人吃了半碗飯，然後繼續向前。我從未翻過象那天這麼高的山，也從未走過那天這麼窄的路。夜幕降臨，我們仍在行進，已整整走了一天，我好幾次昏倒在山路上。黑暗之中，大約又走了10里，我再也走不動了，癱到在草叢中。那裡，沒有食物，也沒有被蓋。

星期二白天，我們再次上路，朝山腳走去。途中，歇了一會兒。又大約走了3里後，我們看到了一間屋子和一些稻田自從星期天以來我是首次見到這樣的景象。恩聆聽到一位幹部對我前面的警衛說道：

「這個洋人走不動了，放了她。」

當恩聆告訴我時，我簡直無法相信，儘管主在星期一曾經說過：「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就這樣，我從星期一起被釋放了……

加拿大人林榮貞的這些文字，是迄今所見的西方親歷者關於紅軍長征最早的報道和記載，文章發表於1935年1月，就在中央紅軍遵義會議召開的前後。以往認為「第一人」是斯諾或薄復禮，均屬錯誤。

順便一提的是，另兩個外國人成邦慶和薄復禮在隨行紅六軍團長征413天和560天後也分別獲釋。《中國大眾》1936年4月號刊發了成邦慶的回憶文章《遭扣押的400天》。文章發表之時，長征尚未結束。成邦慶於1971年去世。2003年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亞發現了成邦慶留下的許多原稿，整理後於2010年在美國出版，書名是A Foreign Missionary on the Long March: The Memoirs of Arnolis Hayma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該書於2016年初由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了中譯本，即《一個外國傳教士俘虜的長征：成邦慶回憶錄》，劉家峰、劉莉譯。

薄復禮獲釋後，在西方先後出版了兩部回憶錄，兩書內容基本一致，重點談及了自己的「長征」見聞。它們分別是1936年的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和1973年的 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兩書均有中文節譯本，前者是：R. A. 勃沙特著，嚴強、席偉譯《紅軍長征密聞：神靈之手》（《貴州文史叢刊》編輯部1990年版）；R. A. 勃沙特著，嚴強、席偉譯《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濟南：黃河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後者是：薄復禮著，張國琦譯《一個被扣留的傳教士自述》（北京：崑崙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征》（崑崙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文/馬軍）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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