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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變後,德國記者採訪李鴻章


[摘要]記者: 「為什麼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李鴻章:「人們指責我給了外國人太多利益,說我是賣國賊。」李鴻章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掠過一陣抽搐。在說「賣國賊」的時候,他發出了一陣嘲弄的大笑。


戊戌政變後,德國記者採訪李鴻章


圖:李鴻章與俾斯麥合影

原載《德語文獻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記者:高德滿(Paul Goldmann),採訪時間:1898年10月26日;採訪地點:北京。


這是一篇生動而有內容的採訪,從中我們不僅能看到李鴻章對當時中國內政外交的看法,還可從側面看到外國人士對當時中國政治和形勢的看法,所以這篇採訪是很難得的歷史記錄。


德國公使館為我出面,請求李鴻章接受我的採訪,聽說他已經答應了。儘管如此,我還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會接待我。眼下中國的政要們對歐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況歐洲記者!要是知道有歐洲記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轉悠,他肯定要給大門再加一道門杠。沒人知道將要發生什麼,因為肩上扛的腦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說漏嘴,不然真會發生掉腦袋的事情。

看起來李鴻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個不知害怕的人。他答覆公使館,次日即可接見。這一天,正是歐洲軍隊要進入北京的日子。正當我們準備按時赴約時,一封信送到了我們面前,這封信是李鴻章秘書起草的,說很抱歉,李鴻章發燒了,今天只好爽約了。一位中國政要在歐洲軍隊進入北京這一天感覺發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一連串的事情,看來是典型中國式的。李鴻章先是答應接受拜訪,因為他不想顯得無禮;可是他本人的確想迴避,因此就在那一時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讓我們認識到,李鴻章屬於中國人當中不多見的類型。幾天之後,他不再發燒,就重新約了見面時間。德國公使館的翻譯葛爾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爾士先生是帝國所派出的最重要的專家之一,他在任職期間學習了令所有歐洲腦袋疼的中國學問,成為一個清新而有魅力、同時還很高貴的人物。與李鴻章的談話有這樣一個翻譯在旁,真是少有的機會,他能夠把你說的話,絲絲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來,而且還不厭其煩地把回答的話也準確地轉述過來。


我們每人上了一輛車——那種沒有彈簧的北京馬車,路上的無數坑窪和石子都反彈進肉體里,這真是人類發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館的車夫跳上富麗堂皇的天藍色絲綢罩著的大車,一位騎著馬的中國僕人跟在後面。從公使館大街往右拐,走過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寬闊馬路,然後再向右拐,通過一條很狹窄的胡同,半個小時之後,在一條不算很寬的馬路中間停了下來,這條路上人馬稀疏,非常安靜,李鴻章兒子的家在這條路上,他在裡面等著我們。與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樣,這座房子也是木製的平房,不過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綠色在周邊髒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這所房子臨街一面所佔的長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個有錢人。


車夫先遞進去我們的中文名帖,他帶回來的消息是,我們可以進去了。從馬車裡爬下來,經過大門,走過鑲著大方磚的潔凈院落,拾階而上,李鴻章已經在客廳里等著我們了。他站在低矮的門裡,差不多把門框都佔滿了,原本就高挑的他看上去就更為高大了。那種年邁而高大的形象使人肅然起敬。


他穿著簡單的家居衣服,紅褐色織錦緞的長袍,藍色絲綢的上衣,小小的金紐扣沒有扣上,靠近脖子的那顆已被磨掉了顏色。棕色的臉一點都未變,還與在歐洲見到過的一樣。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不是那種古怪的中國文人眼鏡,而是歐式的、鑲著細細的金邊。鏡片後面是生動靈敏的小眼睛,有時候也會顯得陰險。他說話聲音很輕,聽上去並不讓人感覺不舒服,儘管由於年紀大的關係聲音有點含混。他盡量一字一字地說清楚,至少開始時是如此。後來他語速加快了,但牢牢地掌握著說話的分寸,機敏的眼睛一直窺視著對方的舉動。他有時說著大笑起來,露出嘴裡的黃牙,這是長而堅固的猛獸牙齒。笑的時候,他臉上會顯出嘲弄的神色,但馬上就變得嚴肅而沒有表情。他的頭髮幾乎已經掉光,頭骨頂起了頭皮。他手裡拿著黑色的硬木拐杖,手柄是象牙的。因為他很願意充當中國的俾斯麥(這是一些歐洲人奉承他的話,一直說到他信以為真),所以他很可能連同這位德國首相在最後幾年裡用的拐杖也一起複制了。


我們一直待在經過院子一進門的那間屋子裡。這是一種客堂式的廳,地上鋪著磚石,幾乎沒有放置任何傢具。只在一個角落擺著一張歐式皮沙發,前面還有幾張椅子,後頭一面塗著綠漆的木板牆將屋子的內部空間隔斷了,沒有來訪者的話,大概這面牆是可以移除的。李鴻章握了握我的手,還問了我的姓名,看了看我遞上去的紅顏色的中國名片,然後在皮沙發上坐下。他把腿伸直,把裹著白麻布、穿著中國軟鞋的腳伸得遠遠的。他把他的孫子介紹給我們,一個個子躥得很高的十三歲左右的男孩兒,他的高高隆起的鼻子,會讓我們的反猶主義者當做其中國血統不純的證據。這位年輕的先生穿著很漂亮的深紫色長袍,彬彬有禮,卻有點害羞地與我們握手,然後退後坐到較遠處的椅子上,凝神細聽著祖父說話。

沙發近旁站著一個僕人,時刻準備著聽從「來」的招呼。談話期間,李鴻章一會兒讓他拿這個,一會兒拿那個,開始是香煙,他裝上小小的鍍金煙嘴抽煙,然後是金屬的水煙,一聲「來」,煙管就放到了他的嘴裡,一會兒又是一杯茶。當然每樣也都拿給我們,除了水煙。沙發上還放著一個器皿,看起來像食品罐頭,李鴻章不時拿起,放到嘴前,向里吐痰,然後又小心地放回到沙發上,緊挨著自己的身邊。由於所有的門都開著,穿堂風大得嚇人,我們正好坐在風口上,所以外套也不敢脫。越來越冷,「來」沒等召喚就主動上來,給他主人的光頭上戴上了家裡用的帽子。


李鴻章先問了些我個人的情況,他用拐杖指著我,問道:德國哪裡的人啊?來中國多久了?都去過什麼地方?在膠州待了多久?什麼時候回歐洲啊?


然後他停了下來,我利用這個機會,把話題轉過來,我說:「《法蘭克福報》派我來北京,因為報社預感到會出現嚴重的態勢,而眼下確實出現了這種情況。但是我對中國完全不了解,無法解釋整個危機的來龍去脈。您若能夠給出一個答案,我將非常高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李鴻章遲疑了一剎那,就衝口而出:「是那些年輕官員的過錯。」


「願聞其詳。」

「年紀大、有經驗的官員被年輕官員排擠了,而這些年輕官員沒有任何處理國事的實際經驗,就這樣發展到了無法收場的地步。經過這次危機,這些年輕官員被清除了。」


「如果這個突發的轉折能夠帶來這樣的結果——老人仍然回到其原職,那就太好了。但是這種情況似乎並未發生,看看吧,在國家如此困難的關頭,連李鴻章這樣的人仍然沒有職位。」


老先生使勁點頭,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但他明顯遲疑不決,不願做進一步的闡述。得想辦法觸動觸動他才行。


「按照我的判斷,」我又開始說道,「目前狀況的特殊之處在於,沒有一個合適的人物能夠代表中國政府。此時此刻,外國公使們能與誰談判呢?我可以想像,您肯定處境難堪。」

葛爾士先生表示同意我的觀點,而且告訴我們,就是因為這個關係,德國公使根本就不上總理衙門去。張蔭桓被放逐,李鴻章被解職,在位的還有什麼人呢?


「這個嘛,政府倒還是一直在那裡啊。」李鴻章說。


「政府在,但還不夠,」我回答,「還必須是個有能力的政府。如果照這樣下去,中國很快就會嘗到後果了,首先貸款就是個問題。」


「只要中國支付貸款的利息」,李鴻章解釋,「就不用擔心貸款,而目前不是準時在付利息嗎?」


「借款及其利息都是過去的事情。為將來著想,中國比以前更需要貸款。現在正是偉大的建設時代的開始階段,正是需要依靠歐洲資本的時候。如果歐洲不給錢,中國就造不了鐵路。」


「那就不造鐵路。」李鴻章平靜地說。


我表示驚詫,一個被歐洲看做是中國現代化開路先鋒的人,竟然說出這樣的話。我又強調,「中國政府里沒有歐洲可以信任的人了。李鴻章是中國貸款最好的廣告牌。在主事的中國政要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對中國太有價值了,就像那些借款一樣。」


李鴻章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聽著這些恭維,似乎這本來就是他應得的。考慮了一會兒,他最後說:「外國人承認我、尊敬我,是因為我有功績。但是,如果中國人不這麼想,對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


「我不相信會是這樣。」


「真相就是如此。俾斯麥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他得到了整個文明世界的信賴,卻無法繼續獲得他的皇帝的信任。」


「為什麼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人們指責我給了外國人太多利益,說我是賣國賊。」


李鴻章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掠過一陣抽搐。在說「賣國賊」的時候,他發出了一陣嘲弄的大笑。


「眼下太后又掌權了,她對您更熟悉,會很快重新起用您。幾天前,我從天津出發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您馬上就會回到直隸總督的位置上了。」


李鴻章搖頭說:「我不相信會這樣。」


「太后手裡掌握著權力,她的政府越來越具有反動的色彩。給人的印象是,她要把過去一段時間裡所取得的進步全部清除掉。皇帝下過命令,在以後的科舉考試中,除了中國經典,還要考外國科學。中國的學者都很樂意接受這一決策,很多考生已經買下很貴的歐洲科學書籍來學習。昨天太后卻下了一道諭旨,考試仍然一如既往地只考中國學問。太后還把所有的中國報紙都禁止了。這就讓人很想知道,一個有著進步思想的人如李鴻章,是否贊同這些退步的政策。」


「報紙被禁,是因為他們散布了很多假新聞。不禁報紙的話,就得禁止中國人讀報啦。」


我們大笑起來,猜測李鴻章又說了一個笑話,但是他神態非常認真。「此外,」他說, 「沒有什麼報紙是講真話的。」


我以所有同行的名義鞠躬致謝。


李鴻章用手杖指著我,「你的報紙肯定也寫了不少假話」。


「一份報紙每天從世界各地匯總幾百條新聞,可能會有些錯誤混雜其間,絕大多數的報道還是準確的。不管怎麼說,《法蘭克福報》從來沒有故意欺騙過讀者,報社的同仁們一直在努力尋找事實真相。這次我來拜訪您,您也可以從中看出端倪。」


「這件事您做得對,」李鴻章肯定地說,「不管在中國人那兒還是外國人那兒,我都是有名的怎麼想就怎麼說的人。我說的一切,您都可以相信。」


在這次會面前一天,我跟某個人提起李鴻章要見我,他建議我不受拘束地隨便問,不過他接著又補充道:「那個老流氓說的話,您當然一句也不能相信。」在李鴻章是否誠實這一點上,歐洲人的觀點與他本人的觀點不甚一致。不過這只是我的個人感覺。


李鴻章講述了一個長長的故事:英國公使來到總理衙門,抱怨說中國政府在北京-漢口鐵路事情上太偏向於俄國的利益。李鴻章爭辯說,事情並不如此。事情僅此而已,並沒有發生什麼衝突。很顯然,李鴻章現在否認與英國人曾有過的敵對。在整個交談期間,我想方設法讓他罵英國人,卻沒有成功。這隻狡猾的狐狸顯然認識到,他做得過了頭,而只要英國人反對,他就不能官復原職。為此他用否認過去的敵對事實的方式,轉而尋求和睦甚至友誼,為將來鋪平道路。


談話在繼續,我問:「在英俄戰爭中您會站在哪一方呢?」


「哪怕您跟我說十遍,我也還是不會相信會發生這場戰爭。」


「可是在歐洲的人們不這麼想。我剛拿到的一期《法蘭克福報》上就有關於俄國裁軍建議的輿論。這就可以看出,多數意見認為俄國的裁軍建議其實只是耍花招,目的是把與英國不可避免的戰爭往後拖延,因為英國艦隊目前比俄國強大得多。」


李鴻章顯然對這一說法很感興趣,最後說:「俄國人是永遠都不能信的。」在俄國問題上,李鴻章擁有無可爭辯的話語權,如果他說俄國不可相信,總有他的道理。不管怎麼樣,從一個被作為俄國熱心朋友的人嘴裡聽見這話,我還是表現出了詫異。


「我對俄國人很有好感,」他說,「在前往歐洲經過俄國的時候,我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沙皇親自對我說,俄國永遠不會佔有中國的土地。」


「看來您現在已經放棄這一觀點了?」


「根本沒有!我不相信俄國想從我們手裡奪走滿洲。他們只想延伸西伯利亞鐵路,而西伯利亞鐵路應該純粹是商業性的。滿洲境內造鐵路的是中國工人,而中國工人是中國官員治下的。這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佔領嘛。」


「我還是想回到可信與否的問題上來。您說,俄國人是不能相信的。那麼英國人呢?」


「他們就更不可信了。」「那麼德國人呢?」「德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信賴。」


葛爾士先生打開包著的一個小藝術品,這是柏林的一位畫家創作的李鴻章銀畫像,他寄到北京的德國公使館,請他們幫忙出售,要價一千馬克,如果我沒弄錯的話。畫是不錯,把這個中國老人畫得惟妙惟肖。儘管如此,李鴻章拿著畫兒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最後問,這是誰啊?後來總算認出來了,就問,是送給他的嗎?一聽說是賣給他的,立即就把東西還回來了。李鴻章顯然屬於那種藝術贊助者,願意為藝術做任何事情,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花錢。


最後我還想對這位老先生說句好聽的話,我就告訴他,兩年前,他來巴黎的時候,我也在場,我說覺得他現在比那時還顯年輕。李鴻章輕輕搖著頭回答說,他知道得太清楚了,自己又老了許多。然後他說起了法國人:「他們也無法與德國交戰。」


「當然他們很想要這麼做,但我相信,一旦他們試圖行動,就會覺得不舒服了。」


「俄國人肯定會幫他們。」


「我覺得不可能。俄國人沒有任何理由進攻德國。與法國的聯盟讓俄國人相信,法國自己在為自己努力,而不需要俄國提供幫助。」


「俄國政治是值得敬佩的」,李鴻章認為。


「但同時也是很糟糕的」,在我們起身時,他又加了一句。


我們鞠躬,他跟我們握手,送我們到門口,跨出門後,我們又鞠躬。在我們向外走時,看見他由兩個僕人扶著在院子里蹣跚。老人的身影從我們的視線里漸漸遠去,仍然不失尊嚴和高大,讓人憶起那出悲劇的畫面——《安提戈涅》里失明的先知提瑞西阿斯,他退場時也由兩個奴隸陪著,他的手臂也搭在他們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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