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罕見真貴族，我堂堂中華的人類驕子

人物簡介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湖南瀏陽人。少時博覽群書，並致力於自然科學的探討，鄙視科舉，喜好今文經學。後為新疆巡撫劉錦堂幕僚，曾往來於直隸、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數省，察視風土，結交名士。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異常不滿，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開湖南全省維新風氣之先。1896年2月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龢等人。1898年，創建南學會，主辦《湘報》，積極宣傳變法，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征入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等人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當宮中後黨密謀政變，光緒帝傳密詔康有為等設法相救時，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華寺訪袁世凱，請袁發兵相救。袁佯為應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9月21日，政變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與林旭等5人同時被害。時年33歲。臨刑絕命詞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遺著編入《譚嗣同全集》。留有名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人物生平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妥協退讓，

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為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儘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

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輓聯寫道：「亘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歷史評價

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像，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於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讎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行開天闢地之壯舉。

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說，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為民辦事的，稅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為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說，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衝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製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并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划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