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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錢學森:特米諾島上的美國聽證會



?1950年,錢學森(左二)出席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聽證會




譯者按:       


       1949年夏錢學森出任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領導美國太空火箭的研究。1950年,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反共思想高漲,美國聯邦調查局懷疑錢學森與美國共產黨有關係。針對錢學森是否是共產黨員以及對美國的「忠誠」,美國聯邦調查局、司法部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開展了大量地調查取證工作。


       當年9月6日下午,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人員逮捕了錢學森並將其被遣送到離洛杉磯有幾十里之遠的特米諾島上。為了弄清事實真相,加州理工學院校方以及錢學森辯護律師四處努力,積極援救錢學森,美國司法部及軍方有關部門最後同意在囚禁錢學森的特米諾島上舉行一次非正式的聽證會,以了解案件情況。


       正是通過舉行這樣一個非正式的聽證,再加上加州理工學院校方以及部分軍方人員的爭取和努力,錢學森才於9月23日以15000美元的高額贖金釋放(但長期被監視)。本文為譯者於2009年從美國國家檔案館複製的聽證會全文翻譯。




聽證會全文 | 美國國家檔案館


翻譯 | 張現民(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館員)


校譯 | 陳波(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張現民


責編 | 艾維



  




地  點:加州特米諾島


時  間:1950年9月20日



出席人:




錢學森的辯護律師格蘭特·B.庫柏(Grant B. Cooper)

助理美國檢察官馬克斯·F.多伊茲(Max F. Duetz)


陸軍裝備司令部人員威廉·H.鄧恩(William H. Dunn)


陸軍裝備部洛杉磯辦事處萊曼·P.戴維森(Maj. Lyman P. Davison)


美國海軍地區情報辦公室喬治·R.波特(George R. Porter)


洛杉磯海關規費徵收辦公室羅伊·M.戈林(Roy M. Gorin)


美國海關洛杉磯代表歐內斯特·S.格雷澤(Ernest S. Glazer)


美國移民歸化局人員賈斯廷·T.班尼特(Justin T. Bennett)


美國移民歸化局人員艾伯特·德爾·古爾丘(Albert Del Guercio)




庫柏:




這個會議是在我向諸位和檢察官多林先生(Mr Tolin)建議後召開的,其目的是澄清事實。我已經知會錢學森他所具有的權利,他完全理解。他也理解,他說的話可能被用來成為反駁他的依據。儘管如此,錢學森希望答覆參加會議的諸位先生詢問的涉及這個案件的所有問題。我還告誡他說假話的嚴重後果,他理解在法庭上說謊可能被指控為偽證罪。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將提問的問題及回答保留一個副本。我試圖讓參加的所有機構明白他們所不知的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他已經知曉他的權利並在此做出上述聲明。




古爾丘:




可以理解,毫無例外,這個訴訟案例對以後移民歸化局要召開的訴訟沒有什麼影響。這個訴訟沒有法律和司法意義。我們認為,就移民法而言,還不到決定指控錢學森對或錯的時候。




庫柏:




我試圖尋求對錢學森保釋,恰巧的是,美國檢察官則有權保釋,因此通過美國檢察官讓檢察長明白。我希望你們所有的同事明白事情的真相。你們諸位也都對此給予高度重視。




多伊茲:




我再說一下,就這個案件而言,我們對提問的問題和回答進行了速記,但同時可以理解,這只是純粹的而非正式的訴訟,由於錢學森自願回答有關政府機構向他提出感興趣的問題。但是這個訴訟本身沒有法律和司法意義,僅僅是一場非正式的調查,政府同意庫柏準備一份副本。




庫柏:




問:錢學森博士,你出生在中國嗎?


答:是的,1909年。




問:你現在是中國公民。


答:是的。




問:你是1935年來到美國的?


答:是的。




問:是獎學金資助才來麻省理工學院讀書的?


答:在美國學習兩年,有可能延長一年,並不是特別為了進麻省理工學院,我可以選擇其他學校,但我最終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




問:你是以學生臨時簽證的名義?


答:是以學生簽證的名義來到美國的。




問:在學生簽證的名義下,你在這裡呆了多長時間?


答:直到1947年4月的某一時間,那時我離開了美國。我以永久簽證的名義從加拿大重新回到紐約。1947年,我離開美國回到中國,呆了三個月時間,7月、8月、9月。




問:你拜訪了你的父親?


答:是的,我回國結婚,然後又回到美國,我是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重新回到美國的。




問:在1947年或其他時間你回到美國前,你是否是共產黨黨員?具體講,你是加州理工學院共產黨122小組或其他以推翻美國政府作為目標的任何組織的成員嗎?


答:我不是以上所說的所有組織的成員。




問:從1937年以來,你認識威因鮑姆(Weinbaum)博士嗎?


答:是的。我認識馬林納(Malina)和杜布諾夫(Dubinoff)——我認識很多人。但我只想提及可能有用的名字。




問:你是1937年或1938年來加州理工學院的?


答:我是1936年秋天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的。




問:你的職位是什麼?


答:從1936—1939年,我是一名學生。




問:你主攻什麼?


答:我主攻空氣動力學。




問:那時候,威因鮑姆也是一名學生?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是什麼職位?


答:我認為,他的職位是研究人員。杜布諾夫是研究人員,馬林納是學生。




問:你經常訪問威因鮑姆的家嗎?


答:應該說,我更了解馬林納。事實上,由於我們在學習和研究領域的共同興趣,通過馬林納,我被引薦給他們。馬林納是我們系的,其他則不是我們系的。威因鮑姆是化學系的,杜布諾夫是生物系的。馬林納把我介紹給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庭。




問:你經常登門拜訪他們各自的家庭嗎?


答:是的。我認識他們——也不是馬上認識的。我回憶不起在哪一年什麼時間認識他們的。但是我知道他們對音樂以及對中國和東方國家有普遍興趣。 




問:那時,在你與他們的談話中,他們的確表達了對中國所處境遇的同情,是嗎?


答:是的,他們的確這樣。這也是他們對我有吸引力的一個方面。你們也能回想起,那時中日戰爭剛開始,作為一名中國人,我非常高興聽到對中國的任何的同情。




問:你拜訪威因鮑姆,有些時候是應邀而去的,有些時候僅僅是非正式的順便訪問?


答:是的,因為我和他們非常熟悉,經常在晚上沒有預先告知的情況下順便拜訪他們。




問:有時候,他們是一個人在家嗎?


答:有時是一個人,有時是一群人。




問:是否有這樣的情況,那就是馬林納和杜布諾夫都在威因鮑姆家中?


答:是的,我提到的這三位同事是非常好的朋友。




問:你在同他們會見或拜訪他們家時,是定期進行,一星期一次還是僅僅不定時的訪問?


答:差不多一星期一次。




問:具體是哪一個晚上?


答:並不是非常固定,但是通常情況是在晚上,並且經常是星期三,因為那一天我有時間,不打算安排學習。




問:你同他們的友好關係持續了多長時間?


答:很難說從什麼時間開始的,因為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我認為那一定是在1938年以後。




問:威因鮑姆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到其他地方那是什麼時間?


答:我也說起不清具體是哪一年,但是我確定太平洋戰爭已開始了,1941年,他在校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一份企業當中的工作。我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年。以後他就到東部去了,我們之間的聯繫就中斷了。




問:你是什麼時間從事有關戰爭工作的?


答:我從事有關戰爭工作較晚,我不記得具體時間了,應該是在1943年之後。




問:在你積極從事戰爭工作期間,你還見到這些人嗎?


答:就馬林納而言,甚至在我從事這一工作之前,我也不是經常見到他,因為他比我從事戰爭工作要早。因為我從事的是非保密的工作,自然就不經常見到他。




問:在你訪問他們各自的家庭時,你知道、相信或者懷疑這些是共產主義集會嗎?


答:我不知道,依我判斷,我也沒有懷疑過他們是共產黨員。




問:這些訪問是不是一群非正式的聚會?


答:在我看來,他們是這樣的。




問:現在你回過頭來用目前的懷疑的眼光看,你會不會認為他們是共產主義分子?


答:回答是肯定的,根據目前我從報紙上獲得一些信息,我的確懷疑他們是。




問:這就是我特別讓你參考威因鮑姆審訊的原因?


答:是的。




問:你現在認為,那時候當中國和日本交惡時,他們關於同情中國的談話可能是站在共產主義一邊的?


答:從我現在獲得一些信息,我可以說那是可能的。




問:你曾經故意參加那個組織?


答:沒有。




問:你有沒有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渠道知道你的名字在他們的黨員名單上?


答:不知道。




問:你曾經有任何共產主義組織的黨員證?


答:沒有。




問:你在上面簽過名?


答:沒有。




問:你看到過那個簽著你名字的證件嗎?


答:沒有。




問:你曾經加入共產黨組織或者持有一份假名義的證件?


答:沒有。




問:我們把談話時間拉到當前——你父親多大年紀啦?


答:他69歲。




問:在多年前,你父親曾經手術過?


答:不,是在去年冬天他進行過胃手術。




問:你是通過書信知道的嗎?


答:是的,是通過書信知道的。並且醫生通知說,手術還沒有完成,他希望在今年冬天進行第二次手術。




問:你父親的全名是什麼?


答:錢均甫。住上海愚園路1032弄111號。




問:你能記清給你父親進行手術的是哪位醫生嗎?


答:我認為蔣英女士知道,因為是她回的信,我忘記了。




問:你收到過你父親希望你回國的信件嗎?


答:是的。




問:當你最後到加州理工學院工作時,你填寫過日常的安全許可申請了嗎?你最後填寫安全許可那是什麼時間?


答:最後一次是1949年9月或10月。




問:在那之前,你簽署過類似的申請嗎?


答:是的。




問:我認為,所有的人都認為你在從事與安全有關的工作?


答:是的。




問:你什麼時間第一次知道你遭到懷疑的?


答:我不記得具體的日期了——在1950年5月底或者在6月初。




問:是什麼引起你的注意?


答:有一次,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召見我。




問:那時,你向他們說了些什麼?


答:他們調查的目的是我的美國共產黨員身份。我回答他們的就如同我今天回答你們一樣。




問:那是什麼時間,你第一次將你被懷疑的情況報告給加州理工學院官方的?


答:讓我這麼說吧。在與聯邦調查局特工人員的談話中,他們告訴我,我很快將退出涉密工作。我認為在這之後很快,就與林德瓦爾(Lindvall)博士談過,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是加州理工學院工程系主任。




問:你告訴林德瓦爾博士,你可能不能從事涉密工作?


答:是的。




問:考慮到你也收到你父親的來信,你不能從事涉密工作的情況對你最終決定返回中國有什麼影響?


答:那影響是非常大的。因為我收到我父親的來信,他老人家早希望我回國。他的健康狀況不好,我很早就很清楚。但是我專心於工作。當你專心於工作時,你很少關注於個人的一些情況、想這些事。我不能從事涉密工作,這對於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這使我思考我個人問題,是留在美國呢?還是返回中國?看一看美國和中國大陸發生公開衝突的可能性,這使我更加不安。換句話說,大陸控制在共產主義的體制下。




問:你第一次嘗試獲得回國護照離美回國,那是什麼時候?


答:確切地說,我詢問了一下,然後預訂了威爾遜總統號,那是6月中旬。




問:確切地說你是買了船票還是同他們進行了某種形式的溝通?


答:我到他們的辦公室,預訂了船票,他們告訴我要離開美國,需要獲得通過香港的過境簽證。




問:這時間就到了1950年6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同加州理工學院官員商談過返回中國的決定了嗎?


答:沒有!我首先告訴的是林德瓦爾博士,然後告訴華森(Watson)教授,他是加州理工學院教工委員會主席。辭掉教員要報告給他,因此我必須告訴他。我認為只有到了幾個星期後我才告訴杜布里奇(Dubridge)院長。因為那時他沒有在學校。就在這個時候,6月中旬,我的許可證被吊銷。




問:你是什麼時間被通知「許可證被吊銷」的?


答:我不知道具體的時間,大約是在6月中旬。




問:確切地說,這更加堅定了你回國的決心?


答:當然,加州理工學院對我的回國深表不安。他們希望我不要離開。更明確一點,我認為有很多事促使我回到中國,我父親將要到來的手術以及中美之間的公開衝突,還有我父親生活在中國,如果交惡發生,我就沒有辦法寄錢給我父親,他現在完全依靠我。因此我對中美可能交惡的深表不安。我希望,這些問題能夠解決,我贍養父親的困難得以排除。我告訴華森教授:我希望最後再回到美國,在加州繼續進行我的工作。但是,當然我已向他表明:加州理工學院不能指望我確定返回的具體時間。




問:1950年7月29日,你寫信給華盛頓國務院了嗎?在信中表達了你回國的願望。


答:是的。




問:在我手頭上有這封信,我一會交給你。你可以複製並標註一下物證A。8月3日,你收到國務院的有關你乘坐美國總統號離開美國問題的回信了?標註物證E,並返還給我。同時,就取道香港回國這件事,你還詢問過西雅圖的國際貿易服務協會?


答:是的。




問:那是你1950年7月1日的書信,標註物證C。國際貿易服務協會是個什麼組織?


答: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組織,但是我知道他們從事簽證到香港的業務。




問:你從哪裡獲知國際貿易服務協會的?


答:我想提及另外一件事。我知道在洛杉磯獲得英國領館的過境簽證是非常困難的。我有一個中國的朋友試圖回國,在洛杉磯從英國領事館很難獲得過境簽證。於是我就問有沒有其他的可能?一些計劃回中國的學生得來的一些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個國際貿易服務協會能夠全程安排,於是我於7月31日就開始四處尋找這個機構。




問:8月5日,你給國際貿易協會去信了嗎?


答:是的,這封信標註物證E。




問:那麼,錢博士,這樣你就買票通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準備離開?


答:是的。




問:對你來說,你需要獲得什麼簽證?


答:僅僅是香港過境簽證。國際貿易服務協會幫助我得到了。




問:你能回憶起你是什麼時候付的票費嗎?


答:可能是八月中旬。




問:你將這個情況通知了加州理工學院有關官員了嗎?


答:沒有說很多,我只是告訴他們我在8月末要離開美國。我的參加涉密工作的許可證被吊銷,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又非常希望我能留下來。他們的意思是如果我重新要求並重新獲得許可證,我可以留在這裡繼續工作。其次,我認為對加州理工學院非常重要的是,他們也不希望這事懸而未決,他們推薦我去找弗朗西斯·M·雷(Francis M.Wray)上校,要求召開聽證會。在書信中我希望把聽證會安排得早一點,因為我準備8月底就離開美國。如果你們需要我就寫這封信。




問:加州理工學院有人安排為你在華盛頓找一名律師,獲得你的安全許可證?


答:是的。事情由海軍次長金波爾(Dan A.Kimbal)發起。他是我的朋友,比較熟悉我。根據他的建議,華盛頓律師保羅·鮑特(Paul Porter)擔任這次聽證會的代理人。




問:因此,你是不是準備在1950年8月21日離開洛杉磯到華盛頓?


答:是的,我是8月21日離開洛杉磯的。




問: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對你有什麼建議和要求?


答:我必須說,我仔細考慮過這個上訴,因為我希望為加州理工學院儘可能做些事情。但是,如果參加涉密工作許可證不能通過,那麼我就離開美國。




庫柏:




我必須對此解釋。加州理工學院的杜布里奇院長建議他回來,提出這個上訴。他本人不希望這樣做,但是杜布里奇要求他這樣。




問:當你在21日到達華盛頓時,你首先見的人是誰?


答:第二天,我就去金波爾的辦公室會見了他。接著,我把整個情況報告給他。我告訴他,我準備回國。聽到這裡,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他希望我能夠獲得許可證,我半信半疑。他把我推出辦公室對我說:「你去見鮑特,一切事情就都解決了!」因此22日下午,我去拜見了鮑特,把事情簡要地報告給他。聽證會定於23日。鮑特說:「為了在聽證會上很好地陳述,他不得不做大量的基礎工作,若聽證會在23號召開,時間來不及。」他說,我應該再找金波爾商談一下,聽證會應該推遲。我想到了金波爾辦公室的麥柯唐納(McDonald),他能使聽證會推遲到不確定日期。




問:在你回洛杉磯的那天早上,你又去見海軍次長金波爾了嗎?


答:見過了。這次我知道他不贊成我回國。因此這次我特彆強調,我不希望獲准參加涉密工作的請求。最後他對我說,他想如果有人問他——金波爾,是否允許我離開美國,他會說「不」。我應該對此事再認真思考一下。我說,現在問題是這次聽證會推遲了,我能夠回到加利福尼亞,重新思考此事,並且及時通知他我的決定。下午,我就乘飛機回加州。




庫柏:




海軍次長金波爾在上個星期五來到我辦公室,他是在加州理工學院校方的建議下來我辦公室的。他對我說:「嗨,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他不準備離開美國。」他給美國司法部打電話,將情況通知他們。在通知美國司法部時說,如果錢學森說他留在美國,這對檢察機關來說就滿意了。他又打電話給地區移民歸化局局長蘭頓(Landon)說了一遍。金波爾說,在23號上午他與錢學森博士會見後,他告訴錢不應該離開。我認為,金波爾也告訴錢學森,他相信錢學森父親希望錢回國,但是金波爾也相信應該給他父親做工作,改變讓錢回國的念頭。金波爾堅持認為,由於錢學森頭腦中的知識,不應該讓錢學森回國,因為這些知識可以被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所利用。我回憶,但不一定很準確,當錢學森回國時,金波爾電話給司法部,說絕對不能讓錢學森回國,盡量讓他留在這裡。他向我解釋說,他並不意味著將他(錢)拘禁,他應該被釋放。




庫柏:




問:錢學森博士,還有一個我忽視的問題:當你購買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機票時,你申請了返回的簽證了嗎?


答:沒有,應該從移民局申請。




問:為什麼你沒有申請返回的簽證?


答:這裡有很多原因。首先,從這次旅行的性質看,我不能確定多長時間能返回。根據我的經驗來理解,因為在1947年我得到了返回的簽證,有效期六個月就不錯了。我的這次旅行可能花更長的時間。在我1947年離開美國時,我就在波士頓得到了返回的簽證。1947年9月底返回的。我的妻子蔣英是在12月初來到美國的。她告訴我,在她申請簽證時,上海美領館對我沒有通過上海辦事處離開上海,進入美國深表不滿。他們希望我的返程能通過他們辦公室,因此這也是讓我沒有試圖得到返程簽證的原因。




問:當你到達機場時,有誰見到?


答:我不能回想起那位先生的名字,但是他是移民局的調查人員。




庫柏:




問:簡單地說,你收到一份由美國司法部移民歸化局地方長官簽發的一份通知,命令不能離開美國。那大約是23日深夜?


答:是的,大約在半夜時分。




問:這個決定對你打算離開美國有什麼影響?


答:影響是直接的。我不再想永久離開美國了。那已經太晚了,首先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取消航班預定,並且儘可能早。事實上,我在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24日早上取消了。




問:然而,關於你的妻子和孩子離開美國,你是怎麼決定的?


答:24日,我們仍然在想儘可能讓妻子和孩子離開美國,妻子能夠料理家事。就像我現在給你們說的。於是24日的決定就是,由於有命令,我必須留在美國。那麼蔣英和孩子到香港。




問:那一天,你把你們的打算向加州理工學院的任何人說過嗎?


答:加州理工學院的杜布里奇院長訪問了我。他想知道我去華盛頓的結果。於是我把華盛頓以及機場發生的事情一一報告給他。我也告訴他,由於是命令,我必須留在美國,蔣英和孩子仍然想著回中國去。




問:對你的妻子和小孩的離開,杜布里奇有什麼反對嗎?


答:他說,他不想看到我們家庭的分離,但是他沒有明確的表示反對。




問:那一天,你陪著妻子去帕薩迪納的銀行了嗎?


答:去了,但不是帕薩迪納而是阿塔迪納市,她有銀行的保管箱,在其名下有一筆積蓄。




問:多少錢?


答:那時只有200美元左右。由於她要回國,於是把這筆積蓄取出來。




問:從銀行的保管箱還取了什麼東西?


答:銀行保管箱里大多是她的珠寶,也存有我們購買的戰時公債。




問:你的所有的戰時公債,面值大約有多少?


答:大約是4000美元至5000美元。




庫柏:




問:你妻子交給我一張E系列的戰時公債條子,並有數字,這些是你那時擁有的公債嗎?


答:我記不起所有的數字。




問:你們把它兌換成現金了嗎?


答:沒有。我們仍然持有。




問:8月24日或在這個時間之前,你在其他銀行還有銀行賬戶嗎?在哪家銀行?


答:我有兩個地方,一個儲蓄帳戶和一個支票賬戶,美國銀行,帕薩迪納湖畔支行。




問:在那裡有活期存款?


答:是的,大約有200美元。




問:你將這些錢取出來了嗎?


答:沒有,根本沒有動。我在帕薩迪納安全第一國家銀行還有一筆存款,也沒有動,大約有1000美元。




問:當你陪著妻子把200美元取出來時,你還有回中國的想法嗎?


答:沒有。




問:直到最終被捕你一直呆在美國?


答:是的。




問:當你決定回中國時,關於這些秘密或不涉密的文件,你是怎麼處理的?


答:根據我的判斷,我把目前涉密的一些文件從我的行李中拿出來,把它鎖在一個文件櫃里。然後把鑰匙給加州理工學院的克拉克·米利肯(Clark Milliken)




問:在你對文件進行分類時,你知道哪些文件是秘密哪些不是秘密的規定和法則嗎?


答:是的。




問:你帶了你認為或你現在認為是秘密的文件了嗎?


答:我沒有攜帶任何我認為是秘密的文件,我能夠確信我帶的這些文件不是秘密文件。




問:在你離開前,你對行李進行打包,你交託給誰辦這件事的?


答:我委託帕薩迪納打包公司全權負責打包事宜。而且那個公司的塞克史密斯(Sexsmith)先生還告訴我,我沒有必要擔心海關文件等等,因為有一個特定機構為我做這個事。還告訴我,我沒有必要對此擔心以及船上存放文件的空間問題,我打算乘坐的船是威爾遜總統號,他們將負責所有的事。




多伊茲:




下面讓戈林先生來詢問有關託運文件的問題。




戈林:




對我們來說,這個時候說些什麼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們被邀請參加這個聽證會實際上是聽一下或者插上一兩個問題而已。關於這些材料的分類問題我們沒有什麼要說的,這個由其他機構來決定。他回答的一兩個問題我都記下來了。現在,我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多伊茲:




問:錢學森博士,在這些材料被運往白金斯公司時,你同塞克史密斯先生討論過你運輸的這些材料的性質嗎?因為它包含你圖書館的很多技術資料。


答:是的,公司人員已詳細登記了材料的內容。




問:他知道這些是技術書籍?


答:知道。




問:他說,你必須得到那些與這些技術資料有關的部委的許可嗎?


答:他沒有向我提及。我也認識加州理工學院的趙忠堯(Chao C.Y )博士,他想帶回一些物理實驗設備,困難重重。我告訴他我的有關材料,他說:「你沒有必要擔心,那分明是兩碼事。」這給我的印象是沒有什麼關係。




問:你同塞克史密斯先生商討趙博士的情況了嗎?


答:是的,因為那個公司也給他打的包。事實上,在他與我談話時,是他主動提起這個事情的。他說,你也認識趙博士。我說,是的,我認識他。他說:「你根本沒有必要擔心!」




格雷澤:




問:你在哪裡同塞克史密斯先生談話的?


答:在我的房間。




問:你在哪裡存放這些文件和材料的?


答:它們被存放在加州理工學院。




格雷澤:




問:塞克史密斯先生沒有查看這些材料,他只是從你描述中說這些話的?


答:是的。但是我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從加州理工學院帶到打包地方的材料是沒有包裹的,從家中帶走的書籍已打包,從加州帶回的書籍則沒有打包。




問:你知道,當對這些書籍進行打包和裝運時,塞克史密斯先生是否在加州理工學院?


答:他沒有在場。




戈林:




問:錢博士,你對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課程的一些演講筆記非常熟悉,是嗎?


答:是的。




問:我認為,你有加州理工學院該課程的一套完整的複製件?


答:是的,有好多套,但是只有一套是完整的。




問:你現在是否知道那是秘密文件?


答:完整的那一套現在標有「內部」文件字樣。




問:你是否知道在文件中有這樣一份材料?


答:那套完整的並沒有包括在我要帶回的書籍中,因為它被鎖在辦公室了。




問:你收到任何要求將這些噴氣推進課程的最終稿退回加州官方進行銷毀的命令了嗎?


答:沒有。




問:你知道這些草稿將燒掉或其他銷毀方式嗎?


答:我不知道。




問:據我所知,你在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的通信名單上?


答:不是。




問:你是怎樣收到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手冊的?


答:如果你說我在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通信名單上,我應該收到他們所有的出版物。但是那不對。我沒有收到他們的出版物。




問:你沒有收到他們部分出版物?


答:我收到他們部分出版物。有兩種不同的方式收到他們的出版物。一種就是,我收到的部分文件不是來自於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而是有關這個領域的其它機構重印的材料,其用意是讓從事這個領域的人們了解相關信息。再就是我本人的研究成果。當然他們會送給我一套。




問:你現在能回憶起你是否收到標有秘密、機密或絕密的文件資料?


答:是的,在戰爭期間,我收到一兩份這樣的資料,但是他們又通知我這些材料戰後不再加密。




格雷澤:




問:錢博士,你說你在檢查了加州理工學院資料後,將認為是機密的文件剔除出來,然後歸還給米利肯,鎖在加州理工學院保管?


答:不是特別準確,我將這些材料以及我不想帶回的部分材料放在一個柜子里,將其鎖好,然後將鑰匙交給米利肯博士。




問:這些材料從哪裡獲得的?


答:渠道很多,實際上大多從政府機構和私人公司獲得。




問:有的是不是來自加州理工學院的圖書館或噴氣推進研究部門?


答:是的。




問:你是通過別人的同意得到這些材料的?你對這些材料是否負責任?


答:我記得,得到涉密文件,伴隨涉密文件有兩份材料,需要你收到後簽字。




庫柏:




問:在你收到這些機密材料,你是否知道有這樣的規定:需將材料歸還?


答:我知道,有規定:你需要就保管他,或者你不需要它就把材料歸還。事實上,在戰爭期間我就通過那種方式歸還了大多數的材料。 




問:那為什麼攜帶這些材料呢?


答:的確,這些材料確有機密的字樣。但是以我看,它們並非重要,另外我還不知歸還給哪個部門。因為最初送給我材料的機構不復存在。再就是我不知道怎麼送還。




戈林:




問:看一下他對海關手續是否有這方面的經驗,在1947年前夕他有機會將這些材料帶出國外?


答:因為我不想在暑假努力工作,所以我沒有帶任何材料回國。




問:在這些被檢查的所有的材料中,你打算帶出國外有什麼用處?


答:所有的材料都是與我的專業相關,我需要這些材料。




庫柏:




問:你打算去教書?


答:很可能去教書。




古爾丘:




問:你打算讓共產黨中國得到這些材料?


答:我不理解您的問題。




庫柏:




古爾丘先生問的問題是你是否打算將材料給共產黨中國?在你回答之前,請你告訴這些先生,你與加州理工學院的官方和海軍次長金波爾交談的一些問題:萬一美國和共產黨控制的中國進行戰爭,你的態度是什麼?




古爾丘:




問:你打算將你大腦中的知識奉獻給共產黨中國?


答:我頭腦中有什麼材料,這個很難說。問題應該這樣回答:我頭腦中的知識可能對美國的國防和軍事實力意義重大。為了信譽,我不會將其給第二人。這種職責如同兩個相互敵對的公司僱用了同一僱員,這個僱員離開去另一個公司,作為一名職業工作者,如果這些信息在它們之間的競爭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會將他早期僱主的信息給第二個僱主。我的態度就是如此。




多伊茲:




問:我知道你是中國公民,你對中國肯定是充滿同情的,但是你同情國民政府的中國還是共產黨控制的中國是不一樣的。我們十分關注,你是將你的知識奉獻給目前執政的中國政府還是將來可能執政的其他政府?


答:我想,我可以做如下聲明:我對美國的職責是我忠誠於他,我不會泄露我的任何知識用來抗擊美國,但是就我本人認識所及,我沒有這樣的知識,所以我也對這個問題不擔心。




鄧恩:




問:錢博士,你對國防部安全項目條款非常熟悉嗎?


答:由於我不理解您的意思,所以我不能回答您的問題。




問:您讀過有關信息保護的任何條款嗎?——陸軍規定38-5款和空軍規定205-1。


答:我從來沒有讀過這些規定。




問:在大多數分發到民間組織的涉密文件上,基本上都標記這些規定。這個文件在法律條款範圍內,禁止將其泄露給未授權的個人。你知道這也適合於標有秘密和機密的文件嗎?


答:我知道。




問:你知道標有這些密級的文件只能為政府所用,被國防部官方需要所用,如國防部合同及其他事務等?


答:是的,我知道。




問:你知道這也適合於涉密文件,在你接觸到一些涉密的事情,你是否受到教導和培訓,要求保護這些信息呢?


答:根據我最大程度的回憶,我沒有接受過這樣的教導。




問:你在以前說過,在你準備離開時,你將文件分成涉密的和不涉密的。你還說對哪些是涉密,哪些不是涉密的你還有規則可循,你能回憶起這些規則是海軍的,陸軍的還是空軍的?


答:當我對這些材料進行分類時,我將那些涉密的材料和仍然敲有密級的小冊子取出來,這些材料屬於一類。還有一些材料,仍然敲有密級的章,但是由於我在這行工作,有些材料後來被撤除了密級,還有一些材料雖然我沒有收到撤銷密級的信件,但是這些材料或其內容已公開出版在雜誌中,它也就意味著不再是秘密的。




多伊茲:




問:換句話說,你是根據你的經驗來處置這些你認為不再是涉密的材料的?


答:是的。我沒有任何人來幫助我對材料進行分類。




問:在你的工作中,你曾經接觸過高度機密的事情嗎?


答:沒有。在我的經歷中我沒有涉及高度機密的事情。在戰爭期間,我在空軍工作過,我不記得具體是哪一年。我的確有接觸至高級機密的許可證,但是我認為我沒有收到任何絕密的文件。




問:你是否曾經接觸涉密航空信息?


答:從來沒有。




問:你能回憶起,你收到空軍裝備司令部於1949年6月寫給你的書信,要求你退回由馮·卡門教授寫的四篇報告嗎?


答:我回憶,收到這樣一封書信。我的回答是這些材料已退還給華盛頓的空軍辦公室,那是我準備來加利福尼亞期間。




問:根據你對信息保護政策的了解,你熟悉對標註文件進行退回的程序嗎?


答:我既不熟悉也不知道怎麼去做。




問:如果你有一份文件,起初標有密級字樣,後來你也有證據表明它不再是秘密的,按你理解這些材料可以不加保護地任意處置?


答:那是我的看法,但是我還是把它放在秘密類里。




戴維森:




問:錢博士,不久前,你說過有時對這些涉密文件進行了銷毀?


答:不,我從來沒有銷毀過。我知道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來銷毀。但是最好的方式還是將文件退回,我就是這樣做的。




問:你怎麼知道它們可以被銷毀的?


答:我不知道,我也從來沒有銷毀過。




原文在2015年紀念錢學森回國六十周年之際,刊發於《冷戰國際史研究》2015年第19.20期合刊,原標題為《在特米諾島上與錢學森的一次特殊晤談》,《知識分子》獲譯者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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