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詩歌，何以召喚生命中最深切的經驗？
「在一個句子里尋找我的家，簡明的句子，彷彿鎚子敲擊在金屬上。」
語言，大概是人類最偉大的徒勞。當我們為「個人不過是歷史的人質」換上一個更溫情的說法時，它的意思不過是「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記憶中」。它的面目如此多變不定，口是心非，以至於米沃什對此充滿一種帶著挫敗感的憤怒：「如果語言不是為同一事物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尋找不同名稱，以欺騙我們，那麼一切都會變好」。（《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日記》）
波蘭詩人米沃什
米沃什的挫敗不難理解，尤其考慮到那重如鉛石一樣壓在心頭的黑暗記憶，考慮到他誓以「對真實的熱情追求」的寫作理念，考慮到他對母語寫作始終抱有的忠誠。作為一個波蘭詩人，米沃什親身經歷了納粹統治，也兩次目睹了蘇聯軍隊的佔領（1939年蘇德劃分波蘭後，紅軍即開進了當時隸屬波蘭的立陶宛）。1951年，米沃什以波蘭駐法外交官的身份與祖國決裂，後來又由於簽證等問題，十年之後方遷居美國，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米沃什才得以返回祖國，並於2004年病逝於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家中。流放、集中營，莫名的消失與死亡，體制強大的規訓與改造，對這些縈繞整個二十世紀的重大問題，米沃什都有著切身的體驗，只是，在詩歌中如何個人化處理這些經驗上，米沃什才充分表現出一個大詩人的猶疑與卓越。
確切地說，那種出於作家良知與詩學抱負的矛盾，是所有面對災難的誠實的作家的普遍焦慮。一方面，「不能拯救國家和人民的/詩歌是什麼？/一種對官方謊言的默許，/一支醉漢的歌，他的喉嚨將在瞬間被隔斷，/二年級女生的讀物」（《獻辭》），另一方面，「在一個人句子里尋找我的家、簡明的句子，彷彿鎚子敲擊在金屬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贏得在後輩中持久的名聲。一種無名的需要，為秩序，為節奏，為形式，這三個詞對抗著混亂和虛無。」（《尋找我的家》）
米沃什
在這種矛盾面前，米沃什首先拒絕的是充當代言人的角色，拒絕成為一個「例行的哀悼者」，大概在詩人看來，那不僅廉價，而且極易陷入被綁架的不自由之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米沃什在羈居法國生活極為困頓的十年期間，是唯一一個不給《自由歐洲》寫稿的流亡作家。他絕不拿自己的故事與身份賺錢。這意味著，米沃什的寫作，更多是一種沒有加入合唱的個人書寫。
然而，坐在案頭，靜下心來，很快去書寫那些過往眼中的慘烈經驗，依然是不現實的。時間是必要的距離，等待才會讓更多的意義浮現出來。米沃什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1980年，在諾比爾文學獎演說中他說：「對現實的擁抱如果要達到把它一切善與惡、絕望與希望的古老糾結都保存下來的程度，則可能只有距離才做得到，只有飛升至現實上空才做得到——但這樣以來，又會變得像是道德背叛。」
而這種認識，本身便出於一種道德感。在《被禁錮的頭腦中》一書，米沃什對自己的作家朋友阿爾法所寫關於納粹期間華沙生活的新小說表示出一種難以理解：「當阿爾法在被蹂躪的城市中給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當時那可是非常『熱門的話題』，我們卻時常有一種奇怪而不自然的感覺。他竟這麼快就利用這些題材做文章，而且處理得如此順暢。成千上萬的人在我們身邊受盡折磨而死，把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慘的戲劇場面，這樣做，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成體統。」這種不舒服，代表著一種傳統的良善：「對於那些身體還未涼透的人們，要有一種敬畏和距離，而不是馬上給他們塗上胭脂。」
米沃什
此外，即使從詩歌美學的角度而言，情緒太為激烈的時候，也不宜做詩，除非他們根本沒有真實的情感。這也就不難理解，抗戰詩，洪水詩，地震詩作為一種宣傳的喧囂（在此從未否認宣傳的必要）與材料的價值，而難以成為真正具有持久影響的作品了。
出於一種詩人的本性，米沃什沒有迴避承擔，卻得以避免上述問題的一個關鍵，正在於距離與等待。確切地說，那是不斷的故人重來，那是日常的夢魘，那是同時在紙上建立一個「新的天堂與地獄」，那是一種詩歌的召喚術。正如米沃什一首詩的末尾：「還是我們堅信它真的已經來臨：/我們的使命，我們最初的召喚。」（《凱撒利亞》）
心中盤亘一個問題，如同層層堆積的雪山，終有一天會成為洶湧流淌的寫作勢能。好吧，必須得承認，在一些作家那裡，並不存在這樣的雪山。閱讀米沃什的詩歌，更多讀到的是一種相遇，日常與記憶，時間與歷史交叉在一起，彷彿這才構成他完整的生活。
走過一間臨街的咖啡館，米沃什意識到了自己作為倖存者的某種愧疚。
「
在窗玻璃在冬日正午庭院閃著霜的
咖啡館桌子前面的那些人中，
只有我一個人倖存。
要是我願意，我可以走進那裡，
在寒冷的虛空中敲擊我的手指
召集著幽靈。
帶著疑慮我觸摸著冰冷的大理石，
帶著疑慮我觸摸著自己的手。
它——在，然後是我——在新奇的變化中，
他們卻永遠被鎖住，永遠
在他們最後的話語里，在他們最後的目光中，
遙遠地像瓦倫提尼安皇帝
或馬薩蓋特的酋長們，我對他們一無所知，
雖然剛剛過去一年，或兩至三年。
我仍可以在遙遠北方的林子砍樹，
我可以在講台上說話，或拍一部電影
使用他們從沒聽到過的手法。
我可以品嘗海島水果的味道
穿著世紀下半葉的盛裝被拍照。
但他們卻永遠像一些大百科全書里的
半身像，穿著長禮服和花邊飾帶。
有時當晚霞在貧窮的街道中塗著屋頂
我注視著天空，在白雲中我看到
一張桌子在搖晃。侍者隨著碟子轉動
而他們看著我，伴著一陣笑聲
因為我仍不清楚死在人的手裡是怎麼回事，
他們清楚——他們非常清楚。
（華沙，1944，《咖啡館》，張曙光譯）
」
Fernand Leger 繪
在巴黎，聽著名詩人保羅·瓦雷里演講詩歌藝術的永恆魅力時，米沃什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另外一些畫面，讓他意識到詩歌本身所可能包含的不道德。
「
他在桌子上排列著稿紙。
他的手很精確。
他順序合理地讀出
主要和次要從句，
討論著審美經驗的
不變的特徵
它證實了藝術
永恆的吸引力。
他的聽眾，那位學生，
在別的地方忙著：
他的頭髮根豎起來，
他的耳朵捕捉著搜捕的叫聲，
他正在逃過冰封的原野
在結霜的鐵絲網後面
他朋友們悲慘的靈魂
會留在敵人們那裡。
（《一次演講》節選，張曙光譯）
」
更多時候，故人會在夢中重來，就像米沃什在一首詩中所描寫的那樣：「夢年復一年地訪問我，/它們消耗著，J.W./能擁有的只是稀薄的空氣，/一個我們很久以前產生的損失。/那我們為什麼交談為什麼在意？」（《在塞勒姆》）
故鄉的成長經驗，同樣銘刻於米沃什的記憶深處。隔著時空與記憶，不斷完成對故鄉的重建，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米沃什尋求身份感的慰藉所在。如果說詩人異於其他人的地方在於，他終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種兒童的東西——童年的感知力，那麼對半生流亡海外的米沃什來說，在那裡渡過大半青少年時光的家鄉維爾諾（今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則構成了他很大一部分的歷史體驗。
年輕時的米沃什
米沃什曾在書中無限深情地憶及故鄉：「我生命中看到的第一束光、第一次嗅到的土壤的芳香、看到的第一棵樹——就是我出生的那個地區的陽光、氣息和樹木。我出生在立陶宛（當時還屬於波蘭）一個說波蘭語的家庭，我的家坐落在一條小河邊，那條小河有立陶宛的名字。我對那裡發生的一切仍記憶猶新，就像從我們所熟悉的人們臉上和眼裡看到的那樣鮮活。」這樣的記憶，以及記憶中的自己「那個男孩」，不斷閃現於米沃什居住美國期間所寫的詩作中。
「
我的時代已經過去。還有城市。以及自然。
但這一切稍有點晚。此時，在那扇窗子里，一隻燕子
表演著它瞬間的儀式。那個男孩已經在猜疑
美麗總是在別處，總是虛妄的？
現在他看到了家鄉。在第二次刈草的時候。
道路上下盤旋著。松林。湖泊
陰鬱的天空中一道傾斜的光線。
到處是拿長鐮刀的男人，穿著沒漂白的亞麻布襯衣，
和外省常見的深藍色褲子。
他看到的正是我現在看到的。哦，可他聰明，
專註，彷彿事情被記憶即刻改變。
駕著一駕馬車，他回顧著並儘可能記住。
當他最後用碎片構成一個完美的世界
他知道其中的意義對最終的時刻是必要的。
（《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日記》節選，張曙光譯）
」
在這首詩中，晚年的詩人：「我」，與當年的自己：「那個男孩」甚至發生了某種對話。當年的自己彷彿更加聰明，駕著馬車漂游世界，自以為所經歷的一切最終會建構出一個完美的世界。人到暮年，回望故鄉看到當年的身影，雖然自己沉浸在那個已然過去的時代太久，但這一切對生命的完成來說，仍然重要。
米沃什
維爾諾、大屠殺、波蘭、波蘭語，這些印刻在米沃什深處的生命體驗，在詩人西川那裡，像其他東歐詩人一樣，某種程度上導致詩人寫作的「封閉性」。它就像一口井，封閉著詩人的靈魂，成為映照與衡量萬物的尺度。然而，毋寧說，這也是詩人的宿命所在。況且，在米沃什看來，對整體陰暗絕望的現代詩歌來說，希望正在於「使過去的事物顯現於眼前」，從而使一個單向度的人，體驗其他時代的感情與思想方式，來獲得其他新向度。也是這個意義上，那些浸潤最深體驗的詩歌，成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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